：新時期意識型態下的社會反思、社會主義理想與文士性情—論陸文夫小說

1957 年，當陸文夫因為「探求者」案被牽連時，根據陳遼的說法，其實跟方之和葉 至誠一樣，雖然也與「右派」之名發生連繫，但卻無真正被打成右派之實。儘管被下放 回蘇州工廠進行勞動「改造」，但相對於真正被打成右派的高曉聲、從維熙、張賢亮、

王蒙等人，或回農村，或蹲勞改隊，或遠赴新疆，幾乎不可能有機會與空間再創作，陸 文夫在十七年間，還能繼續發表與創作，不能不說有其幸運與不幸。1959-1964 年間，

陸文夫其實寫出過 19 篇短中篇小說，改革開放後，1978-1984 年間，雖只有 17 篇短中 篇小說，水平較十七年高也很自然。

某種程度上來說，在 21 世紀初，再來論陸文夫的小說，有其困難。因為一方面討 論陸文夫的創作歷程、重要作品的文本細評，較具代表性的評論，十七年間已有茅盾和 范伯群的闡釋與疏理，深化性有限。二方面在改革開放後，1990 年前，兩本專書《陸文 夫作品研究》和《陸文夫的藝術世界》也收有許多代表作的點評，不像高曉聲，一直以 來除了「陳奐生」系列，仍有很多作品幾乎不在學術界的視野裡，從材料到分析，都有 一定重新闡釋的需要。而陸文夫的作品，似乎無論是就生活性、市井性，還是抒情、哲 理、幽默、蘇州味等角度等的分析，在今天看來也已被學界所知覺與認識。

基於從陸文夫的材料出發，又希望能有一點，跟過去重要學者的研究不重覆的觀 點，在本節中，本研究「不」採用像上節論高曉聲時，以多種「主題」為中心的討論方 法—高曉聲之所以還可以這樣討論，是因為高該階段的作品多，除了「陳奐生」系列之 外，也還有很多作品的主題和特質沒被學術界注意到，故以該角度，來統攝與展現高曉 聲的豐富性，較有研究與敘述上的必要與合理性。但陸文夫不能再用同樣的方法(每一 個作家應該都有不同的論述方式，否則便會有先驗框架化與教條化之嫌)。我以為論陸 文夫若要再有點新意，或有史料連繫上的縱橫性，可能必需要重新反省與自覺到，相較 於高曉聲，對過去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微妙態度和對農民、人民群眾的複雜感情，陸文夫 在文革之後的小說，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姿態及視角其實更明顯一些，這使得他在創作

官僚或教育問題的題材時，均深受文革之後的鄧小平時代，所隱含「新時期」以降的意 識型態所影響，或說牽制，也因此有較強的本質化、重視啟蒙與人道人性的傾向，歷史 和社會思考的深度其實不若高曉聲。這個部分，還可以跟過去毛澤東和社會主義階段一 直關心的，基層官僚與黨內官僚的歷史問題連繫起來參照，可能可以看出陸文夫連繫歷 史問題的部分敏感度，和其視野上的限制，<特別法庭>(1979)、<唐巧娣翻身>(1981)、<

圍牆>(1983)、<門鈴>(1984)四篇比較有分析的價值。其次，本研究也將分析他在此階段 的作品中，所展現的對過去的社會主義理想性、矛盾的內涵，以及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士 性情結合的書寫現象，並由此所產生的中國式的「平衡的藝術」的特色，<獻身>(1978)、

<小販世家>(1980)、<還債>(1981)及<美食家>(1983)是他一生中最有代表價值的作品。

一、新時期意識型態下的官僚與教育反思—論<特別法庭>、<門鈴>、<圍牆>與<唐巧娣 翻身>

官僚與社會主義的體制問題，是新中國建國後，毛澤東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國家上，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某種程度上來說，雙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 跟毛澤東為了有效打擊黨內官僚，與對抗在社會主義的新歷史下，形成的新特權階級與 日趨明顯的科層制度(如幹部/黨員的職等、薪資的分級、較菁英化的教育制度等)有關

246。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初期，雖然由華國鋒掌權，但實際更有權力基礎與能力的鄧小平，

才是主導文革結束後的新中國局勢的領導，也因此，目前已成為文學史慣用的文革之後 的「新時期」，事實上也可視為鄧小平所主導的意識型態下的「時期」。鄧和毛對於官僚 和社會主義體制的不同理解與回應方式，恰恰是區隔此一時期與彼一時期的差異。

表面上來說，文革之後的鄧小平，對社會、農村、經濟和文藝都採極為開明的政策，

比起 60 年代初的劉少奇的政策，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之所以能夠重返政治高層，

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仰賴了他跟成千百萬的知識分子一樣，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的身份，具有廣泛的知識分子支持的群眾基礎²⁴⁷。也因此，正如同莫里斯．邁斯納在《毛

246 可參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271-349。

247 同上註，頁 397-416。

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分析，鄧小平還曾經對知識分子，畫出了 一張包括經濟和政治民主等美好的未來藍圖：

他許諾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多的物質利益和更高的社會地位，解除對他們政治上的 懷疑，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給知識分子在專業上更大的自主權、在現代化高等教 育體系中更大的發言權，從而成功地贏得了知識分子的支持。他還表示要實行徹 底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²⁴⁸

從 1978-1984 年間的多數小說，和知識分子實際生活轉好的狀況來看，若先暫且存 而不論政治民主化的落差(這個問題很複雜，而且跟 1985 年以後，到六四事件的發生，

都有關係，本研究目前難以評議)，鄧小平確實落實了不少他的理想與承諾，特別是他 策略性的「重新理解」經典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認為仍要先充份發展資本主義，

才能日漸過渡到「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他自然也不可能，採用回過去的那一套，相 對來說較強調計畫經濟和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方式，而若是想要讓中國自行開發一套，

更合理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式的經濟方式，比起直接援引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過去的歷史(即社會主義階段)也已經證明，有相當高的難度。

再加上，文革之後的中國社會極需要秩序重建，也就部分地需仰賴黨和一定科層體制的 集體力量，若讓群眾能夠直接掌握生產條件(這是社會主義的條件之一)，將會像之前的 合作化運動、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一樣，很可能嚴重動搖黨的集權主義的性質，甚至最 終解消國家(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理想)，正如莫里斯．邁斯納的分析：

社會主義是直接生產者、而不是國家對生產進程的支配。……真正的社會主義手 段以政治民主為前提，因而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直接挑戰。確實，真正的社會 主義是雙重的挑戰，它既威脅到原有的經濟體制，也戚脅到共產黨官僚的政治權 力。²⁴⁹

如果莫里斯．邁斯納所言合理，在文革之後，在鄧小平的掌權下，中國的社會、經 濟快速穩定與成長，但也付出了沒有民主自由，與國家機器日漸擴張、城鄉差距日益拉

248 同上註，頁 402。

249 同上註，頁 418。

大、菁英教育模式重新崛起，以及黨務系統的官僚腐敗更形嚴重等問題—而這正是毛澤 東一直以來希望控制的。當然，這邊引毛曾經的理想為參照系，並不是簡單地要為毛澤 東主義及過往所發起的政治運動和整風辯護，要對比突出的論點僅僅是：鄧小平實際 上，並沒有直接繼承了毛的社會主義發展邏輯，來繼續解決中國的問題，正如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實事求是」的邏輯，鄧的思考方式，

乃是將理論，上接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先於社會主義的觀念，以將社會主義往 後推延的策略，先為新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模式創造條件。在這樣新的發展框架下，原本 在社會階級中，屬於較弱勢的知識分子，又重新成為相對於農工兵的新得益階級。恰恰 是在這種微妙的層面上，「右派」世代的知識分子，跟鄧小平所強調的新的社會和政治 體制，有某種意識型態的內在的同構性。在他們此階段的作品中，特別能看出這種以知 識分子姿態/立場為主導的產物。

陸文夫此期的小說，特別是在官僚和社會體制中的教育問題的反映，受制於鄧小平 的「新時期」意識型態較高曉聲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在十七年與文革十年間，高曉聲 主要的身份為農民，雖然改革開放後，高曉聲也受益於鄧小平上台後的知識分子政策，

但他在此階段的小說的書寫上，仍然因為其知識分子的習氣較低，對相對弱勢和農民的 關懷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感性的連繫性更為重視，性格也較為反骨，故對黨內官僚等新 利益成員，帶有較強烈地揭露與批判的態度，雖然其筆下的官僚形象不見得很飽滿。而 陸文夫雖然也對黨內官僚和相關制度問題，抱有諸多的疑慮，但他主要是採用一種相對

「理解」的反省姿態、一種較為「溫和」地回應官僚體制負面現象的立場(某種程度上 也是將官僚的現實問題合理化)，因此不自覺地，更接近了鄧小平對官僚體制放鬆的新 時期意識型態，若從馬克思主義最終企圖解消「國家」的理想來說，陸文夫明顯地比高 曉聲保守許多，對歷史和社會的複雜性的理解，也較有簡化的問題。

陸文夫 50 年代初以<小巷深處>成名，1957 年因「探求者」案被下放回工廠改造，

由於「改造」成果佳，又適逢大躍進以後，過於激進的極左路線又較平緩，也放鬆了相

由於「改造」成果佳，又適逢大躍進以後，過於激進的極左路線又較平緩，也放鬆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