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除了美國於１９８９年制定《內部組織不法揭露者保護 法》外，澳洲各州政府自１９９３年起，亦在相同之立法理念下，仿照美 國內部組織不法揭露者保護法，制定類似法律，而英國政府則是於１９９ ８年制定《公益通報法》（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Ｄｉｓｃｌ ｏｓｕｒ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８
），規範政府與企業等公私機關組織32 簡玉聰，公益揭發人保護法之立法構造分析，頁 16-‐17，發表於：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財經 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公益社會與廉能政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2012 年 10 月 15、16 日。
33 簡玉聰，公益揭發人保護法之立法構造分析，頁 16-‐17，發表於：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財經 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公益社會與廉能政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2012 年 10 月 15、16 日。
的內部不法資訊揭露事宜。不久後，於２０００年紐西蘭亦制定了《揭露 者保護法》（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Ａｃｔ ２ ０００
）。而亞洲國家中，韓國與日本則分別於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４年 ５月制定類似之法律。顯見對於機關組織內部不法資訊揭露者之保護，已 成為各國反貪腐，及維持機關組織健全體制重要的一環。反觀我國立法現況中，「證人保護法」雖提供相當保障，然其僅係針對 刑事案件及檢肅流氓案件之證人，並且是在利於犯罪之偵查、審判下對於 證人所提供的保護，其對於證人之安置依照「證人保護法」第１３條２項 規定，以一年為原則，在必要時，經檢察官或法院之同意，亦僅得延長一 年，保護顯然不足。更何況「證人保護法」只能夠針對刑事案件提供保障，
然而揭露者所面臨的未必均屬刑事案件，尚可能有行政資源濫用等行政上 不當情形，對此部分，「證人保護法」則完全無從發揮作用。再者，為保障 訴訟當事人受有憲法賦予之訴訟權，「刑事訴訟法」亦規定被告與證人之間 的對質詰問權，將與「證人保護法」所之目的有所衝突，且被告辯護人有 閱覽訴訟卷宗權利，易容易使應保密之證人曝光而受到其他侵害可能34。另 外，「公務人員保障法」亦僅在於公務員人受到不法或不當侵害時，得藉此 獲得相當救濟，但對於其糾舉內部不法行為時，卻未有因應保障，而「獎 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雖有高額檢舉獎金，然而該辦法欠缺對於揭密 者之保護措施，仍無法解決上開揭密者所可能面臨到的揭露風險問題，且 該辦法接受檢舉事實僅限貪污瀆職之罪並得法院有罪判決，適用範圍狹小 而難收揭弊即對之保護之功效。
34 謝開平，〈保密規定於審判實務上之實踐〉，頁 2-‐9，發表於：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財經法律 學系、法律學系，「公益社會與廉能政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2012 年 10 月 15、16 日。
政府機關層次，儘管我國憲法上設計有監察之制度，可溯及歷史悠久 的御史體系，負責監督官員失職、不法之情事，在現今憲法權力分立設計 角度之下，亦期望有所達政治貪腐防治之功效。研究者指出，就憲政角度 以觀，監察單位負有調查權、彈劾權、糾舉權、糾察權等權限，以為防治 政府官員貪腐之方法，固已有之；另負有審計之權限，審核官員收入與支 出，更可收防止官員貪污舞弊之功效35。監察院既可利用其審計機構，監督 各機關之收支，使其無隱匿浮濫，審計單位若發現有違法情事，亦可立即 請求監察院行使彈劾權。論者謂之璧合珠連36。然而，監察乃至與之搭配的 審計制度，並未涉及揭露者，亦無揭露者保護之規定，縱有調查、彈劾之 權限，僅有主管機關主動調查之管道卻無機關內部人員與之揭露不法情事，
防貪阻弊的目的恐難收其效。再者，論者認為現行監察單位有如下之缺失：
（一）調查組織過多，疊床架屋、權限不清，難收成效；（二）被彈劾人權 益缺乏保障、彈劾權與懲戒權分離，效率不彰；（三）審計權之握有使監察 機關與立法機關相互頡頏，難以互補，甚至轉而主張一元化、獨立性機構 之設置37，以解決上述各項問題。
私人企業部分，《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１５條 第２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做成報告陳核，並通知監察人。《證券暨期貨市場 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１６條規定，內部稽核人員如
35 楊乃元，監察權與政治防腐之研究——權力分立的詮釋觀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76-‐84，2000 年。
36 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三），頁 352，1993 年 9 月六版。
37 論者主張以香港廉政屬為參考對象，詳見：註 2 文，頁 139-‐147、160-‐162。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 通知監察人。如對前揭缺失事項所提改進建議不為管理階層採納，將肇致 服務事業重大損失者，亦應作成報告陳核及通知各監察人，並通報主管機 關；同法第３５條規定，內部稽核人員發現重大弊端或疏失，並使服務事 業免於重大損失，應予獎勵。各服務事業管理單位及營業單位發生重大缺 失或弊端時，內部稽核單位應有懲處建議權，並應於內部稽核報告中充分 揭露對重大缺失應負責之失職人員。《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４７ 條規定，為利監察及時發見公司可能之弊端，上市上櫃公司應建立員工、
股東及利害關係人與監察人之溝通管道。監察人發現弊端時，應及時採取 適當措施以防止弊端擴大，必要時並應向相關主管機關或單位舉發。《上市 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２０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應提供正當檢舉管 道，並對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
近年來倍受注意的企業倫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ｔｈｉｃｓ）
或企業社會責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Ｒ），在勞動法領域中，亦與不法情事揭露者有關。
二者皆以追求社會公益為目的，包括企業對員工和股東的責任、企業對消 費者的責任、企業對社區的責任、企業對生態環境的責任，乃至企業對國 家、國際社會的責任。這些責任之實踐，必須以法規範義務之承擔為其前 提，亦即企業必須以法律遵守作為核心的企業社會責任；但是對於非企業 的消費者甚至整體社會而言，企業是否遵循法規範義務而行，非其員工難 以知悉，而員工對於企業有所不法情事，是否即應為揭弊，抑或必須嚴守 保密義務，陷入兩難局面。學者指出，近年來員工揭發企業雇主不法情事 而陷入訴訟，受指控違反勞動義務而請求巨額賠償，實務見解肯定不法情
事揭露，多有令人讚賞之處。同時也呼籲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介入 勞資爭議調處機制，甚至關心裁決申訴機制等，使勞工不至於為公益而犧 牲私益38，進而陷入沈默螺旋之困境。
綜合上述可知，在我國立法現況下，實無對於揭弊者具有完善誘因與 保護措施之法規。如此，縱使國內具有監察院、政風單位等組織，仍無法 有效糾舉內部不法情事，且上開具備獨立內部揭弊者保護法的國家，亦多 具有相類於我國監察院、政風單位之組織，卻仍體認到單獨立法之重要性。
是以，我國實有必要參考國外立法現況，並結合現有「證人保護法」等相 關法規後，設立一個於公、私機關組織均可適用的「機關組織內部不法資 訊揭露者保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