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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發展邏輯,這樣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深刻的影響了當時中國社會對於西方 列強與帝國主義的看法,並且奠定中國社會清算各式各樣在中國境內不合理的帝 國主義行為,以追求中國在經濟、社會、政治的自主性與獨立性目標。55

(二)、歷史學研究

邵軒磊(2012)檢視了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系譜,並且希望透過相關文獻與論 點之梳理,能夠進一步的了解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認識基礎是如何被確立的。本 文指出在日本的東洋史研究當中,其主要是針對中國的通史進行研究,期待從中 建立客觀的理論來了解中國的歷史,以及隱藏在歷史當中的脈絡和規律性;並且 建立以時間序列為主的中國認識知識系譜,在許多東洋學的歷史研究中,中國成 為了日本的「對照物」,換言之日本的東洋學研究者,習慣將中國視為一個對照 組,來對照日本的發展過程與相關經驗,而此時的西方發展經驗,僅是次於中國 的次級對照物。另一方面,日本的東洋學研究發展源自於日本對於近代歐洲列強 與帝國主義發展以及對於日本進行殖民的恐懼,因此急於希望尋找一個可以依循 的強盛道路加以研究與分析,而此時中國歷代強盛的歷史經驗成為日本東洋研究 學者最現成的案例。東洋學研究學派與日本傳統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途徑有著很大 的不同,東洋學更加強調「實證主義」,不僅要從相關的歷史事件與脈絡上了解 歷史的中國,還必須要了解真實的中國,因此東洋學的研究圖徑強調「區域研究 方法與田野調查」,並融入民族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等,對此東洋學期待以田 野調查的方式理解真實中國的目的,亦是將中國作為日本發展路徑的「對照組」。 組總體而言,東洋學對日本戰後中國研究的主要影響在於強調對於中國歷史史觀 的研究必須是通時性而不是斷時性的,另外亦強調透過實證的方式對於中國進行 相關的國情研究,並將中國作為「對象物與對照物」的功能,作為日本發展的比 較對象;對此該文認為東洋學研究將中國作為對象物與對照物,即奠定了日本東

55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鄭文惠主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三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2 年),頁 36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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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學在觀念史研究的定位與發展方向。56

(三)、文學研究

黃錦珠(2011)則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晚清時期中國婦女議題以及婚姻觀念變 遷議題;晚清是中國女權發展之濫觴,也是中國從傳統婚姻嫁娶觀念,進一步邁 向現代化「自由婚姻」的關鍵時刻,當時由於許多知識份子開始對於中國女性的 地位以及中國女性在社會當中所面對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感到同情、另外力求中國 改革的維新志士在有了海外經驗後,受到西方相關思潮的影響,返回中國以後即 大力提倡改變傳統的中國婚姻制度。奠定了從中國晚清開始破除傳統婚姻當中的 宗法、家族制約,並逐漸走向以「個人感情為基礎」的現代化婚姻觀點。該文透 過三位晚清的女性文學家之作品,一窺當時清末社會對於婚姻制度的遐想與討 論,這三位清末女作家分別為,王妙如及其出版於 1904 年的「女獄花」一書、

黃翠凝出版於 1908 年的「姐妹花」一書以及邵振華出版於 1910 年的「俠義佳人」

一書。雖然清末時期社會氛圍開始提倡現代婚姻的新觀念,但該文對於三位女作 家的梳理後發現,三位的作品依舊對於現代化婚姻的概念存在的支持立場與程度 上的差別。立場最激烈的當推王妙如,其所著之「女獄花」一書內容當中,不僅 以殺夫的激情來表現出婦女相關不滿的情緒以外,並且對於自由婚姻充滿了殷切 的渴慕,為三位女性作家當中對於現代化婚姻立場最為鮮明且堅定的一位。另外 作者邵振華所出版的「俠義佳人」一書其立場則是在三位作家當中,對於自由婚 姻表現出完全否定的立場,由此可見王妙如與邵振華可謂在自由婚姻的議題上,

處在光譜的兩端,對此作者黃翠凝的立場則顯得中立與溫和。雖然三位女性作者 在其著書當中對於自由婚姻的法存在著立場與程度上的差別,但總體而言清末對 於現代化婚姻的思考,可謂奠定了近現代「自由結婚」的觀念、以及將「婚姻主 權交還給個人」的趨勢明顯。57

56邵軒磊,「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鄭文惠主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三期(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2012 年),頁 339~357。

57黃錦珠,「晚清女作家小說中的婚戀觀—以《女獄花》、《姊妹花》、《俠義佳人》為例」,

鄭文惠主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一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1 年),頁 26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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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娥(2012)探究日本於二戰後,從臺灣撤退接續迎來的是中國的政權。這 樣歷史的巨大變革,不僅在政治上產生嚴重的影響與社會動盪;另一方面文學具 有記載時代巨輪的功能,因此以文學的角度切入,可提供另外的視角觀察歷史對 於社會的影響。其中日本政權與中國政權的交替,對於臺灣文學產生重大的轉 變,其中戰後國民政府強制推行的國語運動,該運動成為了臺灣文學嫁接回中國 文學的重要媒介,對此強制的國語運動對於戰後的臺灣文學在「聲音、文體與文 法」上出現重大轉變。在聲音方面所指涉的包括聽與說的部分,這部分從日治時 期的「日文」轉變成「中文」、在文體方面則是指涉書寫的語詞用法,對此從「漢 文」轉變成「國文」,以及在文法方面則從戰前的「文言文」轉變成國語運動後 的「白話文」。在國民政府強制推行國語運動下,臺灣文學與語言的場域當中,

出現了「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語文更迭,另外有關「國語」的學習與書寫,

更成為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兩方面進行「嫁接」的重點基礎。58

(三)、傳播學研究

鄭宇君、陳百齡(2014)透過 Twitter API 的關鍵字搜尋能撈取相關的中文 tweets 及發文的使用者帳號,並以每則 tweet 使用的主要語言區分為繁體中文 與簡體中文兩種,藉以更為明確的了解兩岸的 Twitter 使用民眾,是如何看待臺 灣的總統大選,以及相關 tweets 之間可能產生的連結與影響為何。該文資料蒐集 的時間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3 日,共獲得 27,968 筆不重複的 tweet,以及 不重複的 9,416 個使用者帳號,以上述如此龐大的鉅量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 發現,2012 年總統大選的相關 tweet 推文當中,若以語言作為區分標準,繁體中 文使用者占 48.8%最多、次多的則為日文的 34.1%,再次才是簡體中文的 15.5

%、而英文的 tweet 則僅約占 1%。從時間順序觀察,2012 年總統大選前大多數 的 tweet 為繁體中文,換言之總統大選前對此議題關心並發文的大多是臺灣的 Twitter 使用者、但到了選後日文與簡體中文的 tweet 大量增加,表示日文與簡體

58黃美娥,「聲音 文體 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鄭文惠主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三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2 年),頁 22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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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使用者對於臺灣總統大選的關心主要並非在選前而是在選後才出現大量的 tweet 推文及相關評論。另外,該文研究也發現,在 Twitter 使用者針對 2012 年 臺灣總統大選議題的研究符合上述寡律分布規則,絕大多數人 Twitter 的連結程 度低,但有一些名人與代表性人物和生產者的 Twitter 連結程度高(包括:簡體中文 使用者 艾未未、繁體中文使用者 馬英九/蔡英文、台灣蘋果日報、德國之聲中 文新聞、美國之音中文版等)。59這些具有高知名度與重要性的各語言 Twitter 使 用者,其在 2012 年總統大期間透過 Twitter 的使用,透過分享、retweet 等,以及 其眾多追隨著的情形下,發揮在社群網路上的影響力,進一步影響 2012 年臺灣 總統大選的輿論發展與導向;該文為國內當前使用大數據針對社群網站,進行 2012 年總統大選研究的嘗試性研究,其研究結果具有高度的創新性質,亦展現 使用大數據與數位人文研究方法,在既有方法上的創新,不僅能發現過往研究所 不足之處、更可以進一步對於現有的理論概念進行對話與精煉。

在經過上述梳理政治學領域、歷史學領域、文學領域以及傳播學領域運用數 位人文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可知,數位人文確實扮演了有如學者 Peter Galison 所 言之各學科領域的貿易區和對話平台。由此可見數位人文具有跨學科領域的可實 用性以及對話的特性;以下研究者即以數位人文為上位概念,運用數位人文所擁 有的學科對話性與包容性出發,透過大量 ECFA 政策數位資料的蒐集,運用資料 探勘為技術,進行 ECFA 政策的論述分析。對此,本研究將這種融合數位人文學 科對話性並以資訊科技的資料探勘技術,所進行的政策論述分析稱為「數位論述 分析」;對此可見本研究之數位論述分析資訊科技時代下的數位資料蒐集技術、

並據此建立 ECFA 政策數位資料庫,並以資料探勘技術進行切詞與相關資料處 理。具體的將資訊科技時代下的資訊研究以及傳統的政治學政策分析加以結合,

不僅同時具備有質化與量化的研究特色外,亦符合數位人文所具有之學科對話與 交流之基本理念,下圖為本研究「數位論述分析」具體之施作與研究執行過程。

59鄭宇君、陳百齡,「探索 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之社交媒體浮現社群:鉅量資料分析取徑」,

新聞學研究,2014 年第 120 期,頁 140~150。

本研究「數位論述分析」途徑(Digital Discourse Analysis, DDA)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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