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數位論述分析」途徑(Digital Discourse Analysis, DDA)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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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分別針對論述分析、文字探勘以及數位人文研究等不同重點 的爬梳與討論後；研究者在此必須回答上述的概念為什麼會對本研究有所助益、
使用文字探勘技術對於本研究以及整體國際政治經濟實證研究又可以帶來什麼 樣的好處與協助。對此，本文上述已提及政治學和社會科學在 1980 年代隨著後 實證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發展，開始有「語言轉向」、「論述轉向」之趨勢，這 些過去在實證研究以及以量化研究為主的研究主題中，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即 便多數(無論質化、量化，或者支持實證或後實證)的學者，皆不否認語言、論述 等對於實際政治運作與政策產出的重要性，但語言與論述在實際政治以及政策產 出是如何具體運作，所能提供的解釋卻相對有限。60對此本研究即是希望透過資 訊科技的導入以及文字探勘技術的應用，藉以協助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抓取隱藏在 現實政治運作與政策產出過程中，無法以肉眼直接觀察的語言和論述策略。因 此，以下研究者將梳理在政治學、國際關係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對於語言、論 述和行動關聯性之間的討論，藉此進一步的說明何以研究語言和公共政策產出兩 者間，擁有可行性並且也有研究的必要性。
陳嫈郁(2014a)梳理了三大新制度論(歷史制度論、理性制度論、社會學制度 論)的發展後認為，雖然三大新制度論對於何為制度的定義與概念有所不同，但 三大制度理論皆面對了兩個重要的理論解釋困境。第一，三大新制度論解有過度 結構化的傾向，因此會造成制度解釋常偏向制度穩定與依循過去路徑發展的現 象、其次由於過度結構化的原因，使得三大新制度論對於解釋制度-行動者關係 時，常有結構導向的缺失，亦即制度結構決定了制度內行動者的行為，但這樣的 解釋並無法進一步的說明為什麼即便在制度穩定時期，制度依舊可能出現變遷的 現象、以及制度變遷的力量為什麼可能源自於制度內行動者等問題。該文認為，
上述新制度論所面臨的困境，很大的原因來自於長期以來新制度論過於強調制度 (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力，而輕忽了制度內行動者的能動性。因此該文主張應該
60曾國祥，「實證主義與政治理解的貧困-政治學方法論的反思」，臺灣民主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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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將行動者放入制度研究的重心，並且以行動者為中心進行研究，針對行動者 在制度內，如何淺移墨化的改變制度進行探討，而具體研究的分析標的即為行動 者的語言與理念。對此該文亦引用美國學者 Hall＆Taylor 以及英國學者 Hay＆
Wincott 於 1998 年進行的一系列論辯所提及之，新制度論的研究必須將理念與語 言因素等帶回新制度論的研究範疇內，且指呈針對行動者語言及概念的分析將會 是未來新制度論研究發展趨勢。61
有了上一篇的文章為基礎後，陳嫈郁(2014b) 引用學者 Vivien Schmidt 所提 之「論述制度論」概念進一步說明，行動者的論述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所扮演的 角色，以及在制度研究和政治學研究朝向語言轉向的研究方趨勢下，具體可行的 研究方法和意義。陳嫈郁引用 Schmidt 的看法認為政策典範與制度轉移的成功與 否，重點的關鍵在於擁有政治權力的政策精英以及所有政策制定參與者在理念與 認知上是否產生轉換。換言之，政策精英是否已完成說服的工作，讓政策參與者 在理念與認知上產生質變，進一步接受新的政策方案，並支持其政策推動。換句 話說，一個制度典範的變遷或重大政策的轉變，其關鍵也許是在重要的政策精英 以及政策參與者是否可以在理念上獲得說服，並且進一步的化成政策支持與推動 的助力。另一方面，這也凸顯了當政策精英試圖推動新的政策方向與典範時，其 是否有能力說服其他重要的政治菁英以及政策參與者。對此，在一個民主國家中 政策菁英是否具有政策的溝通與說服的能力更顯重要，原因在於民主國家中政策 的推行與制度典範的變遷，並不是少數人說的算，政策制定與說服的過程中，必 須要同時進行由上而下的政策論述過程、以及水平的政策散布過程，唯有透過說 服與溝通才能在政策推動與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將阻力降低並進一步成為制度與 政策變遷之動力。62對此該文認為，研究制度變遷過程中，說服與溝通能力的分 析標的即是:語言，研究者可透過行動者語言的探索，進一步發現政策菁英如何
61陳嫈郁，「新制度論的困境與挑戰」，政治學報，第 58 期(2014 年 12 月)，頁 1~36。
62陳嫈郁，「評析 Schmidt 論述制度論與對政策制定的啟示」，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0 卷第 4 期(2014 年)，頁 14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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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說服與論述的過程，並且如何導致政策、制度與理念典範的變遷。
除了政治學以及新制度主義出現語言轉向外，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亦開始注 意到論述與行動和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林炫向(2012)透過檢視哈伯瑪斯的
「溝通行動理論」，來說明在國際政治的領域中溝通、論述與行動和國際政治的 關聯與互動性。該文引用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進行探討並認為，國家對於其利 益的偏好與選擇，也許並非如現實主義所言，國家的利益為一給定的參數，國家 在利益考量時僅有最大化一途；反而在溝通行動理論的討論中認為，國家對於利 益與偏好的看法之所以會改變，也許是受到「較佳論證」的影響。所謂的較佳論 證意指為，國家身為國際政治的行動者，其對於利益與偏好概念的看法，有可能 是因為被「說服」而產生改變；換言之該文引用哈伯瑪斯的概念認為，國家身為 國際政治的行動者，其國家利益與偏好的想定，並非全然來自於國家自利與最大 化的經濟計算，相關的實證研究證明了國家除了可能針對利益進行理性的計算 外、國家對於利益與偏好的設定，亦有可能是國家在國際場域活動時，被其他國 家的代表較佳的論證所說服，進而改變其對於該國的利益與偏好設定。63雖然相 關的實證研究對於國家利益與偏好改變，是否受到國家在國際間溝通互動的結果 影響，總體的看法尚未取得，但該文認為這樣的研究轉變以及實證結果，某種程 度證明了論述與說服的過程，在國際政治實際的運作，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Mark Blyth 綜合性的彙整了政治學在實證主義以及科學主義的基礎上，建構 了具有維持均衡、線性、外生性以及趨向科學等四項特質。Blyth 對於社會科學 與政治學在以科學主義為引導以及以實證主義為研究典範下所產生的問題與困 境。對此亦展現了在經濟理性與實證引導的研究下之不足，對此 Mark Blyth 認 為概念的研究必須要重新的帶回政治學研究的領域，藉以擴大我們對於國家如何 形塑概念、政策、偏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64
63林炫向，「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與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結合」，台灣政治學刊，第 16 卷 第 1 期(2012 年 6 月)，頁 191~200。
64Blyth, Mark., “ Structures Do Not Come With an Instruction Sheet: Interest, Ideas, and Progress in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1,No.4 (2003), pp. 69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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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政治學次領域中有關論述、語言、概念與行動關係的探討皆指呈同 一個方向，即是語言、論述與概念無論是在政治學新制度論、國際關係以及公共 政策研究過程，皆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隨著政治學整體語言與論述的研究轉 向，相關對於語言、論述與概念的研究成果，必然可拓展現有的理論架構與解釋 視野。對此本研究的研究方向，大致上符合上述政治學往語言、概念與論述轉向 的研究趨勢。基於上述相關的討論可知，本研究具有實際的可運作性，其研究成 果亦可進一步與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對話。具體而言，由上述眾多討論可知，無論 是在人類日常生活或高階的政治運作以及政策、制度產出與變遷的過程，語言、
論述與概念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進行相關行動時，必須要在 腦中建立行動的具體概念，而語言在其中則扮演著橋樑的角色，連接個人在概念 與行動間的關係，換言之行動者所說出來的每一句話、每一段論述不僅皆是透過 語言來進行傳播，其更是具有意義的；而個人建構行動意義的過程中，語言與論 述成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政策菁英在民主國家中試圖 進行政策與制度典範的推動時，其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之一，即是進行說服。政策 菁英必須要有能力針對尚未在民眾心中建立的政策典範進行溝通與說服，過程中 語言與論述很自然的成為了重要的工具並且如何有策略的使用與研以及論述策 略成為政策決策菁英是否能成功說服民眾的重要關鍵。對此，即將政治行動、政 策形塑與語言、論述成功的加以連結；本研究基於上述的概念進行 ECFA 政策 不同行動者論述策略以及語言使用方式的研究，即可進一步的將語言、論述與最 後為什麼會產生兩岸經貿政策典範的遞移進行聯結並使其具有可研究性。基於本 研究的研究意旨，因此研究者透過導入文字探勘的技術方法協助研究者在大量的
論述與概念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進行相關行動時，必須要在 腦中建立行動的具體概念，而語言在其中則扮演著橋樑的角色，連接個人在概念 與行動間的關係，換言之行動者所說出來的每一句話、每一段論述不僅皆是透過 語言來進行傳播，其更是具有意義的；而個人建構行動意義的過程中，語言與論 述成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政策菁英在民主國家中試圖 進行政策與制度典範的推動時，其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之一，即是進行說服。政策 菁英必須要有能力針對尚未在民眾心中建立的政策典範進行溝通與說服，過程中 語言與論述很自然的成為了重要的工具並且如何有策略的使用與研以及論述策 略成為政策決策菁英是否能成功說服民眾的重要關鍵。對此，即將政治行動、政 策形塑與語言、論述成功的加以連結；本研究基於上述的概念進行 ECFA 政策 不同行動者論述策略以及語言使用方式的研究，即可進一步的將語言、論述與最 後為什麼會產生兩岸經貿政策典範的遞移進行聯結並使其具有可研究性。基於本 研究的研究意旨，因此研究者透過導入文字探勘的技術方法協助研究者在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