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數位人文與大數據研究發展與成果 第一節 數位人文研究之發展
第二節 知識探索技術與論述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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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研究方法的一大步。
第二節 知識探索技術與論述分析探討
為了能讓本文研究架構更加清楚，研究者在以下的章節中會再一次的將本研 究整體的概念進行更為清楚的梳理與說明，希冀能讓本研究之構想與概念更加清 晰與完整。
如上，哈佛大學科技史教授 Peter Galinson 所述數位人文研究，實則提供了 一個平台與場域，讓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都可以進入其中，進行不同學科領域的研 究、學習與對話；對此本文在說明數位人文與社會科學典範概念時，並未特別強 調數位人文之典範取代性，本文反而是強調數位人文在不同領域當中的使用彈性 與科際對話的特性。也就是數位人文這種跨領域的使用特性，因此數位人文的研 究方法必須要符合不同學科領域於研究時之需要，搭配不同的研究方法與實用技 術，才得以進行實際的相關研究。因此研究者認為，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可視 為是一個上位概念。在此上位概念下，數位人文的宗旨與使命並非顛覆或挑戰既 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術，反而是可包容不同領域與學科的方法，促使數位人 文方法建立起有如 Peter Galinson 所說的平台，與其他學科領域進行對話與交流。
本研究為例是第一本將數位人文研究方法運用在政治學領域的全新嘗試，因 此必須要將現有社會科學與政治學研究方法在數位人文的上位概念下，進行探討 與整合。對此，近年來政治學領域亦開始逐漸展現出往「語言」轉向的研究新趨 勢。面對 1960 年代以後由實證主義所主宰的社會科學與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的研 究，在科學價值的追求以及試圖建立因果關係的目標上，實證主義的政治學與公 共政策研究其重要的核心概念為保持研究者在過程當中的「理性」、「價值中立」
並且以量化統計工具進行公共政策的階段性論證。到了 1990 年代以後，政治學 與公共政策的研究趨勢，也開始有了向「語言轉向」與「論述轉向」的特徵。這 種後實證主義的公共政策研究認為，傳統實證主義公共政策研究帶有理性與價值 中立的階段論分析模式，並無法有效的提供研究者在複雜的公共政策環境下，更 為全面的理解不同行動者在過程中的互動與權力交互使用的情形。相較於傳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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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義公共政策研究認為，只要嚴謹的遵循科學方法，在價值中立、理性以及量 化統計方法的使用下，研究者便能獲至客觀有效的知識，並且對公共政策的發展 有著充分的理解。但主張公共政策必須往語言轉向與論述轉向的後實證主義者則 認為，公共政策研究若僅是以中立的價值觀是不足以理解真實世界中，公共政策 過程的複雜性與行動者在其中所擁有的能動性；後實證主義者認為所有的是實都 立基於一個特定的世界觀以及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與社會條件下存在，因此實存 世界的真實概念並非是客觀存在，而是基於特定的信念、價值與時代背景的影 響，經由社會建構而來。24
後實證主義批判傳統實證主義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帶有的價值中立看法，並且 主張透過語言、溝通、論證與文字材料，經由系統性的分析與理論建構，重新理 解在實證主義下未被重視的論述過程與行動者如何透過語言的運用，獲取論述主 導權，藉以影響公共政策的走向。對此，透過分析不同行動者在公共政策的論述 策略與論述過程，將有助於研究者了解行動者究竟是如何形塑他們在公共政策的 利益、主張及理念；以及行動者是如何透過論述策略的使用，在公共政策的場域 中獲取權力，進而取得論述霸權(discursive hegemony)的公共政策主導優勢地 位。換言之，論述過程即是一種權力的展現，透過論述，優勢行動者的利益得以 在公共政策場域上得以彰顯，相對的在公共政策論述過程中劣勢的行動者，其利 益則相對受到限制。由此可知，論述過程與不同行為者在公共政策的論述成果，
成為了行動者在政策場域上的權力競逐場，透過論述權的使用，不同行動者試圖 掌握論述之掌控權並主導公共政策之發展，藉以擴大或維護自身之權力。而這樣 的公共政策語言轉向研究，即興起了對於公共政策進行相關的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藉以了解不同行動者如何透過公共政策的論述，行使權力、
掌控主導權，並影響公共政策走向。對此，論述分析可透過與言或非語言之材料 進行相關研究，舉凡口語陳述、歷史事件、訪談等，皆可成為公共政策論述分析
24林子倫，「台灣氣候變遷政策之論述分析」，公共政策學報，第 28 期(2008 年 9 月)，頁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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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媒材；而論述分析的目的即是希望利用上述媒材之分析，去呈現在公共政策場 域中的行動者，如何達成其社會建構的目的，以及它們在社會組織互相影響下具 有什麼意義。Maarten Hajer 發展出透過政策論述過程中，不同權力行為者所組成 的「論述聯盟」，如何透過其聯盟成員在公共政策過程的論述策略運用，競逐議 題論述的主導地位。對此，Hajer 認為在公共政策論述競逐場域中，不同的論述 聯盟，其追求的目的即是希望能獲得「論述霸權競逐」的最後勝利，藉以維持或 擴大論述聯盟在公共政策領域的獲利與擴大其權力；透過對於特定政策制度問題 競逐所取得的勝利以及論述霸權地位，勝出的論述聯盟將有機會將其所建立的論 述概念進一步取代過去對於政策議題的理解與論述安排，進而影響新制度的建立 與新政策的產出。25
這種由於政治學研究向「語言」轉向所興起的研究途徑稱之為「論述分析」
研究，換言之即是希望透過研究過去在實證主義政治學中不被重視的語言，來了 解不同行動者在這個論述過程中，如何建構論述策略，最後進而成為論述場域中 的霸權，引導或影響了公共政策最後的產出過程。而上述論述分析實際技術上的 運用，則必須要透過文字探勘(Text Mining)進行，將大量的文字或語言資料，透 過資料探勘技術，挖掘出有用且有意義的資訊進行分析。對此，上述政治學往「語 言」研究轉向、並且透過「資訊科技」中文字探勘技術應用相關研究，亦可散見 於國內學者之研究成果。黃紀、林正義、蕭高彥、陳敦源、黃長玲、廖達琪(2006) 等學者所著之《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之規劃》一文，提及資訊科技 與政治學的科際交流狀況(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Studies)。其中，資 訊科技在政治學應用上又以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資料探勘（Data Mining, DM）以及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ABM）
最具發展潛力。其中，文字探勘的技術運用在政治學領域的研究方面，結合了統 計、電腦科技、人工智慧、資料庫方法等技術並橫跨多個學科領域，從龐雜的資
25林子倫，「台灣氣候變遷政策之論述分析」，公共政策學報，第 28 期(2008 年 9 月)，頁 15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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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篩選辨識出共通之模式。文字探勘可彌補過去質化研究方法或傳統透過人 工進行內容分析之不足，透過電腦針對文本進行資料探勘的過程，可彌補質化研 究之困境、亦可補足當前量化研究之不足。具體的應用包括:立法院公報、政治 人物之文告、宣示、立場表達以及焦點團體訪談之文字記錄等等。26另一方面，
駱至中、林錦昌(2004)一文主要在探討在資訊科技以及網際網路時代下，新型態 的資訊科技運用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相關運用，其中又以資料探勘的技術運用於 民意調查的相關研究，作為該文探討之重點。長期以來民意調查的相關研究奠定 在社會科學統計方法上，在既有的統計模型引導下，國內外有關民意調查的相關 研究主題已有為數可觀且成果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民意調查本身亦有來自於抽樣 調查本身所帶來的限制，而這個部分則必須回到社會科學統計以及抽樣調查相關 討論中。27
事實上，人類會積極的突破與發展統計學等相關工具與模型的原因，在於人 們與研究者雖然理想的狀態下，若能蒐集到母群體(Population)即可完整的看出整 體的發展與特徵；但實際上由於人力與資源有限的情形下，絕大多數的研究與調 查是無法窮盡所有母體當中的每一個樣本。因此數學家和統計學家努力的透過數 學公式的推導與統計模型的建立，試圖突破此一研究與調查的限制。傳統社會科 學研究繼承了統計模型的傳統，在無法獲得所有母體資料的情形下，數學家與統 計學者發展出若能精確的執行隨機抽樣即可在常態分佈的基礎上，建立一個 95
％信心水準(準確度)下，正負誤差在 3％之間的抽樣調查結果，並且不需要獲得 母體所有樣本，而只需要大約 1000 多個樣本即可獲得接近母群體特質的結果。
長時間累積下來的統計模型與突破，民意調查研究領域透過運用此一技術來針對 有興趣的研究主題進行探討；但建構在因為無法蒐集母體全部資訊，而以精確隨 機抽樣為前提的抽樣方法，即試圖以少量的樣本來回推母群體的特性。統計學雖
26黃紀、林正義、蕭高彥、陳敦源、黃長玲、廖達琪，「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之規 劃」，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9 卷第 1 期(2007 年 12 月)，頁 72-80。
27駱至中、林錦昌，「資料探勘技術於政冶學研究之應用：以民意調查資料的智慧型」，孫以 清、郭冠廷主編，政治與資訊科技(臺北:揚智文化，2004 年)，頁 10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