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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完斷詞與關鍵詞詞頻與新聞報導內容與政黨政策論述文本分析後，研究 者將進一步透過運用「政大資科機器智能實驗室數位人文服務試用 20150129 版」
的斷詞軟體進行更近一步的切詞與斷詞分析。該段詞軟體提供包括:「關鍵詞彙 時序分析」、「關鍵辭彙語境分析」、「關鍵詞組總頻率統計」以及「關鍵詞組時序 與語境分析」四大功能；本研究則具體應用前三項功能，分別進行關鍵詞斷詞與 詞頻統計、關鍵詞組總頻率統計則可提供研究者將所關心與關鍵詞共同出現詞彙 的使用狀況進行分析。此項功能，可協助研究者挖掘 ECFA 關鍵詞與其他共現詞 之間的關係，透過該項功能研究者即可找出四大報與兩大黨在進行 ECFA 新聞報 導或政策論述時，那一些詞彙是經常與 ECFA 共同出現以及使用狀況為何。該項 功能的應用，研究者將透過國立臺灣大學情緒詞典(NTUSD)的使用，針對四大報 與兩大黨 ECFA 論述中的情緒形容詞使用情形進行探究，經過此一過程，而這樣 的研究嘗試，也是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尚未觸及之處。另外，關鍵詞與共現詞的研 究應用，除了具體的使用在情緒形容詞的分析外，研究者更進一步的將此項功能 運用在分析四大報與兩大黨和 13 項重大社會民生議題聯結程度上；此舉目的即 是研究者希望能過透過四大報與兩大黨 ECFA 新聞報導與政策論述內容中與社 會民生議題聯結程度的情形進行分析，進一步不同報紙與政黨對於相關議題的關 心程度為何，以及對於這些議題的論述內容亦為何。6
(四)、研究問題
由於本研究是運用「數位人文方法」進行 ECFA 政策之研究，因此研究者認 為必須先回答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不使用當前政治經濟學或政治學既有的 研究方法，而是另闢一新的研究途徑。對此，研究者分成兩大部分進行討論，首 先必須回到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與典範之變遷方面進行討論，研究者將會簡要的 回顧政治經濟學研究圖徑之發展，以及現有研究方法的研究限制與困境。第二個 層次的問題則是「數位人文」方法，為何可以補充現有政治經濟研究途徑的不足。
6 臺大情緒詞典以及 13 項重大社會民生議題的應用與分析，在對應的章節有更清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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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者必須簡要的回顧「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之脈絡。政治經濟學 可謂是一個相當古老的學科，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學者亞當斯密，從其國富論以 降，相關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無不在探討一個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即「國 家與市場」的關係，什麼樣的距離最適當，而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又該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從亞當斯密開始，傳統西方政治經濟學認為國家的手是「一隻邪惡的 手」，因此基於對政府權力不信任的情形下，政府僅需要扮演一個「守夜人」的 角色，在此之下政府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市場運作的秩序，並且維持市場運作的 秩序，讓市場能夠有效的運作。但限制了政府的權力，使得政府成為一個最小化 的政府，並不代表市場就能永遠維持良好的運作，市場運作的失效情形在人類歷 史上頻繁發生，包括: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的美國次貸風暴以及歐債危機等，以及為數更多的單一國家或數個國家的金融 體系崩潰或危機的發生。每每不論是出現，政府失效或市場失效，皆可看出政治 經濟學研究途徑之重要性與不足，在每一個危機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因此更加 精煉。
從以上概述，可知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議題即為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其次，
研究者必須討論，政治經濟學運用了什麼樣的研究方法去探討國家與市場的關 係。事實上，作為政治學次領域的政治經濟學，其研究途徑與方法深受政治學研 究途徑之影響，論者對此分成傳統主義研究時期(1960 年代以前)、行為主義研究 時期(1960 年代)、國家角色回歸時期(1980 年代)以及全球化影響時期(1990 年代 後)等四個階段加以簡要的討論。首先，在行為科學主義尚未成為政治學研究典 範前，政治學之研究處於對於現有之憲法、法律、規則或政策進行靜態的比較研 究，但由於這樣的研究是針對既有的法律體系與政策進行內容的分析與比較，因 此較為靜態，也被批評為過多的進行事實的呈述，而缺乏理論的見地，而此時期 政治學之研究稱為「傳統主義研究時期」。其後政治學的研究深受美國 1960 年代 行為主義科學研究的影響，因此一改過去傳統主義研究時期以一個國家的法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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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政策內容為研究對象；改以每一個人、投票者以及行為者的政治態度、立場 與選擇為關心重點，在此情形下如何測量每一個「人」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成為行 為主義研究時期，重要且必須要被解答的問題。對此發展出許多符合「科學研究」
方法的測量方式被引入，包括必須符合科學法則的抽樣方法等，企圖使得政治學 研究更貼近「科學研究」。此一時期，研究者透過對於個體政治行為的觀察與測 量，進而回推至母群體，並希冀能透過這個方法讓政治學達到可以進行「預測」
的目標，而由此所發展出的眾多研究次領域包括:選舉研究、民調研究等。但這 種透過觀察並以大量樣本與數據分析獲得政治世界運作的規則，但面臨到「見林 不見樹」的困境；另外價值中立的研究也被批評與真實的政治世界運作有著相當 大的差距、最後則是行為主義忽略政治世界當中「價值與概念」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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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每一個階段研究的不足，成為了下一個階段精煉研究的動能。面 對行為科學主義將觀察單位至於每一個政治行動者的情形，相關之政治學研究者 對此表達關切並且希冀能夠把遺忘許久的國家角色找回來；因此於 1980 年代開 始政治學興起了一股把「國家帶回」的研究的主張(Bring the State Back In)，與此 同一時期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起了以「新制度主義」為主的研究途徑，其中政治 學常運用的則是新制度論當中的「歷史制度論」。為了要能有效的探討，國家與 市場的關係，歷史制度論著重在對於「行動者」互動關係之研究，透過針對行動 者在一國政治經濟體系下的運作情形進行比較與分析，來觀察行動者如何運用各 自不同的「議價能力」，在政治系統運作的過程當中，影響政策的產出；以及在 政策執行後，行動者如何產生政策反饋(feedback)，進而影響政策或使政策方向 朝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修改。這種運用行動者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研究主題，很長 的一段時間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熱門議題，時至今日歷史制度論依舊還是一個
7蔡相廷，「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 報，第 41 卷第 2 期(2010 年 11 月)，頁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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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解釋力的研究途徑。8
1990 年代中後期，全球化浪潮開始對政治學的研究產生重大的挑戰，當時 對於全球化後世界會變成一體性(Convergence)或繼續維持多樣性(Divergence)，
成為許多政治學者關心的問題。在經過了十數年的全球化發展後，學者慢慢發現 事實上全球不僅沒有產生完全一體化的情形，甚至在許多國家依舊維持著特殊的 政經體系；因此許多以歷史制度論為首的政治學者，開始進行研究，並發現全球 沒有形成一個高度一致性的政經體系的關鍵原因在於「公司」這個關鍵行動者的 存在，也就是由於公司這個關鍵行動者的商業行為，很大程度鑲嵌在每個不同的 政經體系下，因此使得國際上不僅沒有出現一致性的政經體系，反而繼續維持政 經體系的多樣性。而這樣將公司帶到政治經濟學研究核心(Bring the Business Back In)的研究途徑，開啟了政治經濟學系統性的進行資本主義類型學(Variety of Capitalism ,VOC)研究的開端。9
在上述簡要的進行政治經濟學典範與研究途徑的回顧後，不難發現政治經濟 學研究大抵上所處理的問題，集中在政治體系運作的中段與後段部分。亦即討論 行動者如何後過合縱連橫，在政經體系運作過程當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與運作能 力，藉以提高其在政治系統運作過程當中的「議價能力」，期待能使得最後產出 的政策能最大可能的符合自身的利益；亦或者是在政策執行後，透過反饋的方 式，施加壓力給政府，讓後續的政策改革能夠更符合自己的期待或進一步減少對 於自身的傷害。而上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主要是探討不同行動者在政經體 系下如何互動，以及其互動結果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政策的執行或產出；對此針 對行動者互動的研究，既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業已提供相當良好的解釋力
8Peter A. Hal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ationalist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P, 2010), 204-223.
9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y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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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成果。
但既有的研究途徑，卻無法處理政策產出前更前端的「概念」問題。眾所周 知在一個民主國家當中，政治菁英除了必須要在定期的選舉中，獲得選民的支持 才得以獲得政治權力外。主政後的政治菁英也必須要在其推動公共政策的過程 中，降低國內選民之「聽眾成本」。政治菁英不論是要降低來自選民壓力的聽眾
但既有的研究途徑，卻無法處理政策產出前更前端的「概念」問題。眾所周 知在一個民主國家當中，政治菁英除了必須要在定期的選舉中，獲得選民的支持 才得以獲得政治權力外。主政後的政治菁英也必須要在其推動公共政策的過程 中，降低國內選民之「聽眾成本」。政治菁英不論是要降低來自選民壓力的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