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表 p<.01、*表 p<.05
性別和與配偶相處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從結果來看，男性顯著高於女性；與
於其他居住狀況；家人相處程度為夫妻、固定與子女、與親戚同住顯著高於獨居，
表28
表 29
性別對社會支持類型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性別
男 女
支持類型 個數 171 214
支持感受程度
平均數 4.13 4.24
標準差 .670 .710
t值 -.782
情緒性
平均數 3.96 4.16
標準差 .916 .859
t值 -2.279*
工具性
平均數 4.18 4.31
標準差 .763 .798
t值 -1.579
訊息性
平均數 4.12 4.21
標準差 .729 .788
t值 -1.587
評價性
平均數 4.06 4.13
標準差 .848 .875
t值 -1.168
社會網絡
平均數 4.34 4.37
標準差 .788 .848
t值 -1.178 註：*表p<.05
年齡與社會支持類型經過相關分析後發現，情緒性、評價性、社會網絡及整體 社會支持程度皆有達到低度的負相關，而工具性及訊息性則無顯著相關 (表30) ； 自覺經濟狀況與社會支持類型，情緒性、工具性、訊息性及社會網絡等四類，皆達
到顯著的低度相關，而評價性及整體社會支持程度則有達到中度相關，詳見下表30：
整體社會支持程度、評價、社會網絡等支持也發現已婚顯著高於喪偶及未婚。
訊息性支持 評價性支持
社會網絡支持 整體社會支持程度
三、小結
以下分別探討社會支持來源、類型與背景變項之關係以及總整理：
(一) 社會支持來源
性別在與配偶相處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男性顯著高於女性；與朋友相處的程度 上亦有顯著差異，女性顯著高於男性；本研究性別與家人相處程度上並未有顯著的 差異，但 Treiber 等 (1991) 的研究結果則指出對女性而言，休閒活動與家人支持 卻有顯著相關，其原因為西方國家之文化與臺灣不同，臺灣人之傳統觀念較不會鼓 勵女性從事活動，認為其應該待在家中相夫教子 (鄭政宗、賴昆宏，2007) 。根據 行政院統計處 (2006) 的調查，女性平均餘命較長，而本研究的樣本特性，為女性 占多數，故本研究認為與配偶的相處時間和男性相比，就相對較短。此外，高齡者 的年齡與配偶相處程度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本研究亦認為其乃受到平均餘命的影 響，使高齡者年紀越大與配偶相處的程度就越低；而與朋友相處程度的部分， 黃郁 婷、楊雅筠 (2006) 也提出女性會比男性擁有更多親密的友誼，女性除了比男性花 更多時間與朋友相處外，也較能自我表達情緒，將自己的情感、感受或想法與其相 熟之朋友分享。
而自覺經濟狀況與配偶相處的關係亦呈現低度負相關，經濟狀況越好的夫妻，
有不同的活動參與，因此相處時間較少；與朋友相處則是低度相關，如林松齡 (1995) 就指出，經濟來源會影響到人類之社會互動。經濟狀況越差，親友之間的互動與支 持就會越低。
教育程度的不同，在配偶及朋友相處程度上達顯著差異，與配偶相處程度上，
大專以上學歷的高齡者顯著高於國小及高中學歷的高齡者；與朋友相處程度上則是 國中學歷之高齡者顯著高於未曾就學、國小、國中及高中學歷的高齡者。陳畹蘭 (1992) 就指出教育對人們的重要影響，教育程度的高低，通常可以反映出個人對於 生活週遭資源訊息的掌握能力，對其社會互動的維持與類型具一定的影響程度。
婚姻狀況的不同，除了朋友相處程度以外，配偶及家人相處程度上都達顯著差 異。而黃郁婷與楊雅筠 (2006) 之研究調查顯示婚姻狀況會使高齡者獲得支持的來 源有所差異，其研究也認為已婚者比其他婚姻狀況的人，有較廣之社會網絡，所能 獲得的支持來源也較廣。
居住狀況的不同，除了朋友相處程度以外，與配偶及家人相處程度上達顯著差
異。與配偶相處的程度上，夫妻同住的高齡者顯著高於獨居、與親戚同住、固定與 子女住、輪流與子女住的高齡者。是由於高齡者本身就與配偶居住，故與其相處的 時間也相對較長；與家人相處的程度上，夫妻同住、固定與子女、與親戚同住顯著 高於獨居高齡者。獨居之高齡者之家人可能長期在外，與其相處時間就減少許多。
而固定與子女住、與親戚同住則顯著高於夫妻同住的現象，是因為夫妻同住的子女 或親戚之拜訪程度，本就會低於與子女、親戚居住的人。
由以上結果可以發現，其實個人是可以透過社會網絡中維持的社會身份，取得 情緒上的支持，物質上的幫助與服務，及對社會接觸的相關訊息，而人與人之間也 存在一種取與給的關係 (陳肇男，1999；Caplan, 1974；Cobb, 1976) ，這些人的都 是由生活周遭的親朋好友所組成的；陳燕禎 (2005) 也認為而尊重、親密與安全感 的支持之獲得，經由家人、親友或其他重要他人之人際互動中獲得；王冠今 (2010) 亦認為在評估社會支持來源時，可從檢視個人和各種關係成員接觸的頻率與程度，
如配偶、親戚、家人、朋友等。國外學者 Krause, Liang (1993) 之研究結果也發現，
從配偶、子女或孫子及其他親友三個來源得到越多的情緒性支持 (聽心事或解決問 題、感覺到愛及關心) ，則高齡者會從事較多的休閒活動 (如：園藝工作、散步及 稍微劇烈的運動) 。
(二) 社會支持類型
性別在情緒性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女性獲得情緒支持明顯高於男性，如黃 郁婷、楊雅筠 (2006) 以指出女性比男性善於表達情感，更喜歡花時間與朋友相處。
年齡與整體社會支持程度、情緒性、評價性、社會網絡及皆有達到低度的負相 關，而工具性及訊息性則無相關，顯示高齡者年紀越長，對於社會支持的感受就會 越低，尤其是情緒性、評價性、社會網絡等三類支持。本研究認為年紀越長，對自 我的價值感就越低 (謝廣全，2009) ，且因身邊的親友慢慢減少，故降低其獲得支 持的可能性，而訊息及工具等支持則可繼續從整體社會的幫助中獲得，故未達顯著 差異。
自覺經濟狀況與社會支持類型，情緒性、工具性、訊息性及社會網絡等四類，
皆達到顯著的低度相關，而評價性及整體社會支持程度則有達到中度相關。故經濟 來源會影響高齡者獲得支持的類型及程度，而經濟狀況越差，親友之間的互動與支
持就會越低 (林松齡，1995) 。
教育程度的部分，各類型的支持皆達到顯著差異，且教育程度高其社會支持程 度都會顯著高於教育程度低者；教育程度越高，能夠從生活當中獲得的資訊就相對 越高，其所能獲得的支持也就越多 (陳畹蘭，1992) 。
婚姻狀況的部分，各類型的支持皆有達到顯著差異，已婚的支持程度都顯著高 於其他婚姻狀況。黃郁婷與楊雅筠 (2006) 之研究調查也顯示已婚的高齡者，會因 其雙方皆有各自的生活，社會支持獲得的機會與管道就越多。
居住狀況的部分，除了工具性支持為固定與子女同住、與親戚同住皆顯著高於 夫妻同住及獨居以外，其他類型的支持之夫妻同住皆顯著高於其他居住狀況。 與其 他家人、親戚同住的高齡者，獲得之工具性幫助會多於僅有夫妻兩人同住，是因為 除了配偶，他們也與家人相處，而家人會給予之工具性幫助也就越多，如開車接送、
金錢援助等。與生活週遭的親朋好友的連結關係越強，則能夠獲得的支持類型與資 源就越多，因此人們可藉此調適自我對社會的不適應 (Glanz, Lewis, & Rimer, 1990) 。
隨著年齡的增長，高齡者在成年時，職場上的同事、朋友為其主要人際關係，
在退休後離開工作場所，會減少大部分的人際接觸；而家人間的關係，也隨著社會 經濟發展、變遷，子孫很難有時間陪伴在其身邊，或離家工作，易使高齡者對生活 失去活力 (林怡光、陳佩雯，2009) 。如 Seeman 與 Berkman 對美國高齡者的研究，
發現高齡者與子女之間的工具性支持關係比其他來源強，但與朋友間則是情緒性支 持較強 (引自王冠今，2010) ，這樣的結果是由於高齡者之家人，較少與高齡者相 處，所以僅能提供如金錢、生活物品或是提供交通接送等實際的幫助；而朋友則相 處的時間較多，也以情感面來聯繫彼此，如提供安慰、陪伴等感情。 可見社會支持 的來源不同，也會導致不同的支持類型。
(三) 高齡者人口背景變項與休閒參與及社會支持之總整理
根據研究結果可瞭解，大安區高齡者之經濟狀況及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亦與內 政部統計處的社經資料庫的資料相呼應，大安區的教育程度為臺北市各行政區中最 高、各類的教育資源為各行政區中最多，低收入戶的數量也在各行政區中為第二少 (內政部統計處，2011) ，可見大安區的社經背景比起其他行政區而言，屬於社經背
景高的行政區。綜合以上原因，再加上大安區的大眾交通運輸網絡也相當發達，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