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田野研究工作
第一節 人類學田野研究
「潮州童謠」是一種文化載體，在不同的時空下能讓人有不同的解讀。我在 1991 年那年離開漁村到城市求學，國高中至大學學習階段皆在校寄宿，1999 年專 科畢業以後留在大馬首都吉隆坡工作，33至今離家已超過 20 年之久，期間雖然偶 爾會趁著假期回去小住，但實際生活的空間已不是雙武隆漁村這個場域，對於家鄉 的許多文化傳統其實陌生，尤其不知潮州童謠曾在過去 70 年間在雙武隆漁村活躍 傳唱。潘英海曾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起》一文中指出，人類 學的田野工作基本上的目的是要建立在異己的社會中，秉持著文化相對的價值理性，
從事長期的參與觀察，並期待從文化的整體面向，掌握在地人的觀點。其所言之異 己的社會，通常指涉研究者不熟悉的族群或部落，然 1960 年後愈來愈多西方人類
33 吉隆坡，馬來西亞首都，如同台北或北京，工作機會、學習資源皆較鄉下多，人口結構部份由大 馬各地遊子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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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在自己的社會中進行田野工作，這個「異己」便慢慢延伸至研究者所生長的、
所處居的文化團體。透過田野工作的「異己」歷程，研究者有機會接近自己熟悉社 會中陌生的其他文化團體，甚至接觸自己所處早已疏離的過去文化傳統，這個「異 己」即為一種特定時空下的人群，包括我們對自己過去瞭解的歷程。本研究之所以 會選擇透過以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為研究路徑，主要是因為我和報導人，雖在同一個 地方成長，處於同一社會，但我們所處的是一種「現在」與「過去」兩個不同的結 構性位置，對於潮州童謠的解讀不難想像會產生「現在」對「過去」、「自己」對「異 己」的差異辯證（潘英海，1999：77-97），因此我讓自己成為自己文化的參與觀察 者，在自己出生成長的漁村，借由「現在」的意圖（intentionalities）去理解「過去」
70 年間漁村內潮州童謠文化的發展規律，從「異己」與「自身」之間的辯證所產 生新的詮釋與新的瞭解等的人類學知識理解，解開潮州童謠在該地的歷史面貌及影 響，以達成研究中自身的體驗與瞭解。
在本研究中我讓自己是以一位「完全參與者」的身份回到漁村，而這個在田野 中的關係位置，也決定了我可以體驗到及觀察的視角。過程中，我主動接觸自己所 處的過去文化傳統，且透過彼此的互動產出更多資料。其實，把自己的故鄉當作田 野，讓自己能回到過去接觸大馬上一代潮州人的文化傳統，並不是想探討一個未知 世界以滿足自己的求知欲，也不是想對為自己的家鄉驗證一些來自學院甚或是西方 的理論，而是為了對於那些我曾經耳熟能詳的故事、習以為常的文化習俗，做更透 徹的了解和解釋，弄清它們的來龍去脈和內在意蘊，從而增進對家鄉和自己的理解
（劉宗迪，2010：93）。當然也期待本研究的成果能為大馬相關潮學的研究提供基 礎資料，對未來研究產生更大的延展性。
Spradley（1980）指出，在田野工作中，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 廣為採用的方法。然而，在實際的應用上，訪談法其實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廖志 恆譯，2007：149），它適用於研究人類生活的每個面向，特別是具有探索性、敘述 性，其目的在取得理論性解釋的一般性研究。所以在借由訪談報導人，與他們互動，
獲得其對「過去」生活經驗之描述，如潮州童謠之傳唱是怎麽發生、什麽人或物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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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活動、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傳播的規律、以及吟唱童謠的特殊情境等，觀察 他們「現在」的生活模式、社會現象或行為等，讓自己以一個局內人的觀點來掌握 潮州童謠之傳唱在不同空間脈絡下的流動狀態（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17-19）。
另外，參與觀察法強調以研究者為觀察中心，來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並輔以 攝影機、錄音、記錄表格或筆記等逐一記錄所觀察到的現象、事件或行為，此策略 使研究者可深入取得被研究者或被觀察者的觀點，分享他們每天生活的經驗，其運 作和俗民誌做法相似，即用描述、分類與詮釋的技巧，去呈現被研究個人或群體的 內外全貌。人類學家 Clifford Greetz（1986）曾形容參與觀察研究者和俗民誌研究 者都在「寫文化」（writing culture），著重敘述（narrative）、描述（descriptions）、
修辭比喻（tropes）與對文化意義的解釋，他們不僅客觀地記錄外界存在的事實，
也創造所感知的世界，把被研究者或現象的深層面呈現出來（引自鄭瑞隆，2000：
141）。以本研究核心關懷的潮州童謠和報導人來說，透過參與觀察報導人現在的生 活，得以掌握潮州童謠傳承的現況理解，至於對過去這個屬於潮州人生活中一部份 的文化，是怎麽經由代間的傳遞，教給下一代一些基本的文化法則，或一套價值觀 念或意義系統，何以能在數十年間如文化鈕帶連結起兩代人？其背後要遵循哪些文 化？則是在進入參與觀察的過程中，在蒐集報導人的聲音之餘，同時也交 織著研 究者的觀看、聆聽、發問和訪談，而密集的訪談包含了我和報導人間重複和長期的 接觸，或互相介入個人生活的參與及保持密切的關係（Lofland & Loftland，2006：
17）。
人類學者 Geertz 主張，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網絡，而文化正是這個 意義網絡。他認為這個意義網絡是指特殊時空下的意義，具「時間—空間—意義」
的三度面向，他覺得如果要對一個文化分析瞭解，是需要去解讀其隱藏的意義，不 能只是以科學實驗的態度去找尋規律和與通則。他把文化視為一個有系統的意義網 絡，而文化的各個層面，如宗教、藝術、意識形態等，都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系統。
這種文化系統的意義是建立在人與人互動過程中的象徵性行動，因此當我們要對某 一行動或某一種文化現象的瞭解就需要把它放在原來的「脈絡」（context）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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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種意義的解讀是要以行動者為中心。從此主張中理解，「潮州童謠」這個由 潮州人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文化系統，是一個透過象徵性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 義模式，或一種將傳承的觀念表達於象徵性形式的系統。Geertz 所談的系統是一種 秩序，這種秩序指向透過生活經驗累積、代代相傳而不自覺的生命秩序，這個生命 運行秩序好比建築師的施工藍圖，提供我們瞭解外在世界的模式，透過該模式表達 我們的世界觀(world view)和集體情感(ethos)，因此他主張田野工作主要在投注於研 究田野其所發生的小小事情，把所觀察到的人的行為、互動記錄下來，透過猜測性 的解讀分析，透過不同的理論類比，爬梳出意義網絡、整理出文化系統，然後謙虛 的交換、討論、爭辯彼此的體會與瞭解，再將結論用到別的社會或更多的社會去修 正，而不是以某個文化去驗證另一個文化的修正（引自潘英海，1999：88-92）。本 研究的田野工作便本著對研究田野投注於其所發生的小小事情，爬梳出意義網絡、
整理出文化系統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