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之獄

中華國族（主義）的建構就正建立在「反毒救民族存亡」（以鴉片戰爭為象 徵）這套論述以及民國以來的生命政治之上。從「毒品∕吸毒」這樣的語言 與被後意識之沿襲來看，台灣與其他華人地區一樣，仍然深陷於中華民族主 義意識對於毒品的文化建構之中。¹³²

每一位小學生在歷史課本都讀過這段故事－－鴉片戰爭、滿清政府官員吸食 鴉片，腐敗不堪、林則徐禁煙救亡圖存、孫中山看不下去滿清萎靡所以推翻滿清 政府建立中華民國。這套論述，即使到了國中歷史課本在意識形態上也沒有太多 的改變，國中畢業之後除了升高中念文組的學生才會學到更詳盡的歷史，念五 專、大學若非歷史相關科系，則台灣與中國的歷史在台灣人眼中已經成為遺忘的 兒時記憶。在小孩子的眼裡是如何理解這段歷史呢？

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歷史已經取代了神話，並發揮著同樣的功能。對於沒 有文字，沒有史料的社會而言，神話的目的在於使未來盡可能地保持與過去 和現在相同的樣態（當然，百分之百的相同是不可能的），然而對於我們而 言，未來與現在必定是不同的，而且變化的幅度日益擴大（當然，某些方面 的不同要視我們的政治偏好而定）。儘管如此，如果我們在研究歷史時，將 它構想為神話的一種延續而絕非與神話完全分離的歷史，那麼，在我們心靈 之中縈迴不去的「神話」與「歷史」之間的鴻溝，還是有可能被衝破的。¹³³

131 解，指快樂丸的藥效退去。

132 同註 5。頁 5。

133 Claude Lévi－Strauss著，楊德睿譯，（2001），《神話與意義》，台北市：麥田出版。頁 73-74。

在小孩子開始認識「我是誰？」的問題時，除了我是一個男孩、女孩；我是 一個人之外。身為台灣一分子，小孩子第一次認識到他是中國人、台灣人、中華 民族、龍的傳人…等國族意識便是在小學的歷史課本，我們的歷史課本猶然扮演 了現代神話傳遞者的角色。這是一份屬於我們台灣民族的神話，這份神話給予我 們同族的一體感，認識自身的根源，讓我們血脈相承、生命與共，而不會漂泊如 浮萍。但與原始部落無異，神話為了維持自身的有效性，它也給予了我們禁忌。

而且，在台灣社會的各種知識來源、媒體沒有為我們提供多樣的意見與訊息，許 多觀念裡我們仍然保持著相同的樣態，不論是電影、電視都實實在在的告訴我們 中國人吸食鴉片積弱不振，所以是東亞病夫，李小龍才需用功夫救中國。小孩是 怎麼的把鴉片（毒品）當成禁忌呢？

語言並非構成邏輯的根源，恰恰相反，語言乃是由邏輯構成，而邏輯的根源 必須從動作（包括言語行為）的一般協調中去尋找。這種尋找首先應該從動 作的「感知－運動」層面開始，因為『感知－運動』階段的基模具有根本性 的基礎意義。¹³⁴

小孩子先學會驅動身體的動作，如舉起手拿起杯子這件事，小孩子會理解 成：我舉起手因而拿到杯子。因果邏輯成為小孩看世界的方式，在他們接觸到歷 史課本中的故事時也是依此方式認識與記憶。例如：我是中國人→中國人吸鴉片

→是東亞病夫→所以被外國人侵略→鴉片是毒品→不能碰，不然會成為罪人→所 以是禁忌。小學生的考題更是以填充題、選擇題方式加深這樣的認知。若再加上 電影、電視意識形態的維護，這層禁忌的包裹將會日益加深。況且，學生時期是 小孩形塑認知的重要階段，離開國中教育後一如離開破解神話之謎的可能，畢竟 我們沒有經歷過當年的歷史，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難接觸到另外一套歷史論述。在

「鴉片＝毒品＝禁忌」的一言堂社會裡，這份認知已經深埋在我們的意識底下，

變成如同 Freud 提出的超我（super-ego）之力量：

在漫長的童年期，成長著的人依賴他的父母而生活，使父母的影響得到延伸 的特殊作用在自我中形成，並為沉澱物留存下來，這被稱之為超我。…不僅

134 Jean Piaget、B. Inhelder著，《兒童心理學》，引自李其維著，（2001），《破解胚胎學之謎－皮亞 傑的發生認識論》，台北市：貓頭鷹出版。頁 229。

包含著父母實際的人格，而且也包含著通過這些人格而世代相傳的家庭、種 族和國家的傳統，和這些人格所體現的直接的社會環境的要求。¹³⁵

神話與禁忌傳遞得逞後，重要的就是怎麼維護的問題。口耳相傳、互相監視 是原始部落使用的方法。到了科技發達的現今社會，傳播媒體遂成為新時代的控 制工具，無怪乎黨政軍早期要把持三台電視。以 Ivan Pavlov 古典制約的方式將同 質化訊息不斷加強與傳送，我們一如狗兒轉開新聞看見報導喚起禁忌便感到驚懼 萬分：海洛英、古柯鹼為毒品→服用毒品→害人不淺→成為社會痛惡的吸毒者。

（我也超過兩次在新聞媒體上看見他們大大的標題寫著「同志搖頭性愛派對」下 個畫面接著一位警察說：「好噁！」如此便會被觀眾理解為搖頭族＋同志＝好噁。

可是這只不過是一位警察的個人言論！搖頭族吃個搖頭丸和一般人吃藥是一樣 的行為，何來好噁？）果真「媒介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接近 2000 年，壓制性國家機器（警察）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媒體）攜手合作將 MDMA 納入禁忌的範疇，並且為使用者定名為「搖頭族」。搖頭族正式進入台灣語言體 系，供大眾指認。就像是教室裡課堂上說話的小孩被老師叫起來罰站，同學們當 下已遺忘他的名字，此刻他被喚作「壞學生」。此情此景，Derrida 感慨萬分：

試想此事，某人企圖鑽研法文。

所謂正宗的法文。

此人也就是被法文所薰陶教化的人。

我們可說他，除了是一位法國公民之外，也是法國文化的主體。

試想另一個例子：有一天這位法國文化的主體以純正的法文向你說：

「我只說一種語言，而這語言不是我的。」¹³⁶

稍作替換，我們可以這樣說：

試想此事，某人使用搖頭丸。

此人也就是被搖頭丸所薰陶教化的人。

我們可說他，除了是一位搖頭族之外，也是搖頭文化的主體。

試想另一個例子：有一天這位搖頭文化的主體以純正的搖頭族黑話向你說：

「我只說一種語言，而這語言不是我的。」

135 Sigmund Freud著，汪鳳炎、郭本禹譯，（2000），《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市：米娜貝爾。頁 377。

136 Jacques Derrida著，張正平譯，（2000），《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台北市：桂冠。頁 1。

是的，這語言不是我們的，是你們叫我們承認是我們的，是你們為了用手指 著我們認罪而壓在我們頭上的，對於你們來說，我們只是一個他者，一個觸犯禁 忌的他者。凡是觸犯禁忌便需接受懲罰，與亞當和夏娃一樣，我們吃了禁忌之果，

你們要把我們逐出伊甸園。為什麼要把我們丟進他者之獄？逃脫不了，連我的意 識也說：我們是該被定罪的他者。

2002 年初開學沒多久，某天在學校和老師、同學開會。如果記得沒錯，老 師問我怎麼染成一頭金髮，我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其中緣由，想起自己最近才服 用過快樂丸便脫口而出。

我：「我最近在研究搖頭族。」

我只是有吃搖頭丸而已，但是為了維護自身尊嚴才以研究稱之，其實到目前 一點研究成果都沒有，反倒無法自拔。

老師：「那你有沒有吃啊？吃幾顆？」

我：「啊？這？（我想可以在檯面說這種事喔？）」

果然消息流傳很快，某天在學校吃午飯的時候。

Viola：「KC，聽說你有在搖頭喔？」

我：「啊！」

想到旁邊有已知情，也與我相當熟稔的同學，我也只好承認。但我卻比較想 讓他們瞧瞧的是我最近學的舞步。

我：「我包包裡好像還有白手套喔，我跳給你們看。」

Viola：「不用啦，你有沒有帶搖頭丸，拿出來給我看看。」

我：「啊！沒有啊，誰會把那個帶在身上？」

Viola：「KC，你要小心一點啊，被警察抓的時候不要把學生證掉出來啊，我 怕我家人在新聞上看到跑來問我，那樣很丟臉耶。」

我：「是、是。我知道，我也很怕，我會小心地。」

即使同學或老師只是抱持好奇的眼光，但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我的意識上 已經知道自己犯了錯，所以我總是要說，我在研究它，我不是搖頭族，我無法逃 離我錯了的觀念。也沒有人逃離得了，譬如我們學到直條狀的圖案叫做直線，就 再也沒有人敢說它是橫線。我犯的錯還不是說錯直線、橫線而已，我是犯了禁忌。

對於他人的態度，我總是只能小心翼翼，因為我犯了錯，無論是關心的言語、諷 刺的話語，都再次的點醒我，我是錯的，我只能用認錯的態度來應對。

三月中，我學會跳白手套的那天，正在表演給另一位男舞客看。

男舞客：「跳得好，跳得好。你在哪學的啊？」

我：「來這裡看其他人跳，久了就會啦。」

男舞客：「是喔，做什麼工作的啊？」

我：「我還是學生。」

男舞客：「專科？大學？」

我：「研究所。」

男舞客：「靠，你怎麼搖上的啊？吞搖頭丸還可以考上研究所喔！」

我：「我考上的時候還沒有搖好不好！」

我和這名舞客都同樣的給予研究生在社會地位中的高價值形象，並且我與他 都認為吃快樂丸的人不是好學生，考不上研究所。在話語中歷歷可見，我們逃脫 不了禁忌的操控。

另一天，在雅宴，當時我已經很茫，倚靠在小郢的肩上，我倆靠坐在一個平 台。我聽見了小郢與隔壁舞客的對話。

舞客：「那是你男友？」

小郢：「嗯。」

舞客：「做什麼的？」

小郢：「研究生。」

舞客：「念研究所？」

小郢：「他以前沒在搖啦！」

另有一次小郢遇到一位護士也在搖頭，小郢很不以為然。

小郢：「連護士都來搖，以後不要去那家醫院看病了，太危險了。」

我、小郢、舞客在那當兒連自身的存在都否定了。當我們踏入那個場域開始，

我、小郢、舞客在那當兒連自身的存在都否定了。當我們踏入那個場域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