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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術與政治的對話

第一節 元代士人出處選擇與儒學傳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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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術與政治的對話

本章先梳理在蒙元政權下的士人,其出處選擇與傳衍儒學之間的關係,

由此以見《四書大全》所輯錄的諸儒之說,實為元代儒學者在異族統治下,

對儒學體證與傳衍的結果。其次,從明成祖編纂《聖學心法》與下詔纂修三 部《大全》的事件,說明明成祖以治統之力駕馭道統的政治意圖其來有自,

藉由倡明大道的使命,將個人的治統權力延伸至士人身上。最後比對〈御製 性理大全書序〉與〈進書表〉,分析明成祖與纂修儒臣如何看待纂修三部《大 全》以明六經之道,從中可以看出治統優先或道統優先的不同思索。

第一節 元代士人出處選擇與儒學傳衍

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攻陷臨安,俘虜南宋恭 帝(1271-1323)。1至元十六年(1279),兩軍再戰於崖山,陸秀夫(1237-1279)

及幼主端宗(1272-1279)跳海殉國 2,進入大元時代。不過,在元順帝(元 惠宗,1320-1370)至正二十八年(1368)之時,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兵臨大都,迫使元順帝漏夜北逃。3取代元代政權後,朱元璋仿漢代郡國並行 制,封宗室為藩王,以為國家之屏障。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文帝(明

1 (明)宋濂等:〈世祖六〉,《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第 1 冊,卷 9,頁 175-181。

2 (明)宋濂等:〈世祖七〉,《元史》,第 1 冊,卷 10,頁 208-209。

3 (明)宋濂等:〈順帝十〉,《元史》,第 2 冊,卷 47,頁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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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宗,1377-?)繼統,隨即推行黃湜(子澄,1350-1402)、齊泰(?-1402)

的削藩政策4,引發燕王朱棣不滿。於是,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 於北平誓師,假「靖難」之名行奪權之實,最終在建文四年(1402)攻入南 京應天府,成功奪取皇位5,開啟明成祖的時代。

從南宋末年的滅國戰爭算起,到明初靖難之役結束,加上北方金代政權、

蒙元政權的統治時期,則中國南方、北方地區近一個半世紀皆處在動盪階段,

國家政權頻仍更革,同時又涉及對異族統治的接受程度,因此治統與道統之 間的選擇與面對,誠為當時士人出處的重要課題。元儒許衡(1209-1281)《魯 齋遺書》中記錄一則當時北方士人對出處選擇的看法:

魯齋(許衡)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静修(劉因)先生,因 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 元中徵劉静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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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面對道統與治統相互衝突的反應,便是此處許衡與劉因(1249-1293)的 出處思索。忽必烈在潛邸時,便對漢化產生興趣,也相當禮遇潛邸所養的士 人7,只是對於士人來說,是否成為蒙元政權下的養士,則有不同的思索。劉

4 (清)谷應泰云:「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 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清)谷應泰:

〈削奪諸藩〉,《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85 年),卷 15,頁 159。

5 (清)張廷玉等:〈成祖一〉,《明史》,第 1 冊,卷 5,頁 74-75。

6 (元)許衡:〈楊維禎正統辨〉,《魯齋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 137,別 集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198 冊,卷 14,頁 466。

7 蕭啟慶表示:「忽必烈的(應作「之」)所以會改弦易轍,一反傳統而重視漢地和傾心漢化,

原因自然很複雜,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但最重要的,最初啟迪他瞭解這些原因,

後來協助他發揮這些有利因素,在思想上影響他,在行動上協助他的則是他在潛邸時代的 一些傑出輔佐的貢獻。……這一批人物,可考者約有六十餘人,當時忽必烈的恢復漢法,

擊敗蒙古本位主義而躍登汗位,實行漢化等偉業都可說是他們殫精竭慮,苦心運作的結果。」

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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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透過《春秋》夷夏之辨質疑許衡輕率出仕的態度,而許衡則以道統失傳的 憂慮回應之,強調實踐經典中的文化道統比夷夏之辨的政治意識更為優先。

至於劉因在面對他人的質疑時,則以「道尊於勢、德重於位」的儒者尊嚴自 我標榜,顯然道統文化不只是優先於治統出仕,更是唯一的選擇。

元代士人選擇處隱的因素不一,大抵在改朝換代之際,多有為前朝而殉 國或處隱,其後則視個人對新朝廷接受的程度而定,故王明蓀歸納元代士人 傾向處隱的原因有六種:以為出仕之條件或能力不足者、以朝廷政風及需要 不合意者、以欽慕古隱士者、為道不行或時不用而隱者、屬於類似人生觀之 不仕者、忠於故國之思而退隱者。8這六種情形,除了欽慕古隱士、人生觀之 不仕、能力不足者屬於個人情志或謙遜說詞外,其餘都和現實政治有著密切 的關係。不過,選擇處隱的元代士人,雖刻意與執政者保持距離,但並非道 家式的退隱,而是透過個人的著書立說與書院的聚徒講學9,實踐對儒學的體 證以及對儒學傳衍的道統使命。

至於選擇出仕的士人,除了如許衡憂道不行而積極用世的心態外,蒙元 政權設立的儒戶制度亦起了重要的作用,故蕭啟慶(1937-2012)指出:

最初設立儒戶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援引僧、道免差的先例,救濟流離 失所的儒士,另一方面也有為國儲存人才之意。及至忽必烈即位以後,

已以繼承中國歷代正統的王者自居,優待儒士在政治上乃屬必須。10

耶律楚材(1190-1244)在窩闊台(1186-1241)任內推動的儒戶制度,對北方

頁 263-264。

8 王明蓀:〈略述元人對「隱」之看法〉,《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永和:花木蘭出版社,

2009 年),頁 260-264。

9 鄧洪波表示:「遺民興學造就了元初書院的獨立性格。不與新政權合作的心態,使得宋遺民 創辦的書院有意無意間皆與政府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可以說,書院既是現實世界中的講學 傳道之所,也是遺民在心靈守護故國的聖潔之地。」鄧洪波:〈書院的推廣與官學化〉《中 國書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266。

10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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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遺民士人給予免繇役、專職讀書的權利,確實可以達到穩定士人群體 的作用,同時也讓儒戶子弟有著傳衍儒學的自覺使命。其後,忽必烈更將儒 戶制度擴及於南方,給予相對的身分認同,加速南宋遺民士人對新朝廷的依 附。因此,蒙元政權設立的儒戶制度,從執政者的角度來說,有利於穩定社 會結構;對士人而言,亦有助於儒學的推廣,加深學校、書院的功用,故元 儒戴表元(1244-1310)表示:「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 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 千萬人之俗。」11由此以見儒戶制度對於士人群體及儒學傳衍的重要性。在此 前提下,傾向出仕態度的士人,可以透過充當胥吏、出任儒學教官的管道出 仕行道,只不過胥吏品級不高、儒學教官的缺額不多,但為了生計不得不暫 時屈就 12,因此當恢復科舉考試時,儒戶子弟亦努力爭取科舉功名,藉以改 善當下的生活環境,同時也帶動了各地對儒學的推廣。

元代的科舉制度,為了讓不同族群、不同區域的讀書人都有入仕的機會,

因而採取名額配給制度。這樣一來,使得原本讀書風氣盛行的江浙行省、江 西行省的士人,在固定名額配給制的情況下,競爭更為激烈 13,不過整體來 說,這兩行省的考生仍是中舉比例最多的地區 14,顯示名額配給制雖表面上 不利於讀書風氣盛的地區,但在出仕管道不多的情況下,透過科舉出仕亦是 元代士人的重要選擇,因此讓這些地區的士人產生危機意識,從而讀書風氣 更為盛行,儒學的推動也就更加順利。藉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士人對於 治統的態度儘管不一,但出仕或處隱的選擇,皆有利於儒學的推廣及道統的

11 (元)戴表元:〈送羅壽可歸江西序〉《剡源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 133,

別集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194 冊,卷 13,頁 176。

12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頁 28-36。

13 蕭啟慶:〈元朝南人進士分佈與近世區域人才昇沉〉,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 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下冊,頁 574-577。

14 蕭啟慶指出:「南人四省中,產生進士最多者為江浙,計 139 人,占現知全部南人進士的 50%。其次為江西,共有進士 72 人(27.2%),又次為湖廣,產生 53 名進士(17.8%),最 少為河南,現知進士僅有 15 人(5%)。」蕭啟慶:〈元朝南人進士分佈與近世區域人才昇 沉〉,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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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因此在現實中,元代士人的身分雖不被重視,但儒學傳衍的使命卻在 士人群體中大放光彩,於是明初三部《大全》的纂修,選取元人的學術著作 作為纂修的材料之一,從學術角度來說,確實眼光獨到,而非僅以草率應付 的態度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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