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學術與政治的對話
第二節 明成祖的治統修書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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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成祖的治統修書心態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假「靖難」之名舉兵，實則是對建文帝削藩 政策的反撲。建文四年（1402）奪取政權後，大舉肅清反對勢力，牽連逾萬。
15政權更革之際如此慘絕人寰，於是明成祖此時不得不刻意任用建文朝歸順 之士人，期以穩定政局。16同時，更藉由纂修典籍攏絡士人，故永樂元年（1403）
立即下詔編纂《永樂大典》一書，論者多認為明成祖此舉有助於消弭當時士 人心中的不平之氣。17
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明成祖下詔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
《性理大全》三書，明年（1415）九月書成，明成祖親自作序，並於永樂十
15（清）谷應泰曰：「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 者四百四十人。練子甯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 繫，婣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閨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 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原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 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 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僕數也。」（清）谷應泰：〈壬午殉難〉，
《明史紀事本末》，卷 18，頁 218-219。
16 朱鴻認為：「成祖顯然是正如其所標榜者，效法唐太宗、宋太祖，不記嫌怨，用人惟賢。
姑不論成祖是否為情勢所迫，目的在緩和『靖難』後之反對力量，然其能在六部最高長官 中，排除私人，至少在表面上做到示人以大公無私，對其政權的穩定應有若干助益。」朱 鴻：〈明成祖的治術〉，《明成祖與永樂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 文，1986 年），第 4 章，頁 188。
17 （明）李日華表示：「《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湖廣王洪 編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亦所以耗磨遜國諸儒不平之氣。」雖文中部分 資料略訛，如據（明）姚廣孝〈進書表〉所計，《永樂大典》應為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歷時五年而成，但確實具有撫平諸儒不平之氣的作用。（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南 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卷 2，頁 361。又如（清）孫承澤云：「靖難之舉，不平之氣 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壘塊，此實係當日本意也。」（清）孫承澤：〈文淵閣〉，《春明 夢餘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子部 174，雜家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868 冊，卷 12，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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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1417）三月，下詔頒行於六部、北京南京國子監以及天下郡縣學 18， 其後《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更取代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頒定的科 舉標準。19對於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的纂修用意，前人研究成果已有探 究20，大抵認為明成祖下詔編纂三部《大全》，仍與靖難舉兵的善後行為有關。
不過，永樂十二年（1414）的政局相對穩定，新朝與舊朝的衝突情緒已非如 昔，同時明成祖即位後科舉依時舉行，文人出仕的機會不減，因而從當時的 政治情勢來看，此時明成祖下詔纂修三部《大全》的心態，顯然不必與永樂 元年（1403）編纂《永樂大典》時一致。21如此一來，明成祖下詔纂修三部《大
18 （明）楊士奇等：《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明實錄》（影印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抄本，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校印，1966 年），第 13 冊，卷 158-186，頁 1803-1991。
19 《明史．選舉志》：「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 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 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
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 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其 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
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清）張廷玉等：〈選舉志二〉，《明史》，
第 6 冊，卷 70，頁 1694。
20 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曰：「明成祖朱棣，是一個凶殘酷毒的君主，但是在這場纂 修《大全》的事業中，卻儼然以發揚道統的聖王兼教主面貌出現。」侯外廬、邱漢生、張 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卷，頁 12。林慶彰曰：「成祖是要以修書來繼承道統；能繼 承道統的，自然也就取得『正統』之地位。」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 探究〉，《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38。陳恆嵩曰：「因此 效法唐太宗、宋太宗之故技，藉纂修典籍來博取『稽古右文』的美名，也可以藉此消除士 人對篡位之舉的普遍反感心理。」陳恆嵩：〈《五經大全》之纂修及其修纂人〉，《《五經大 全》纂修研究》（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3 章，頁 21。李焯然曰：「其目 的是希望把自己塑造成儒家聖王的形象，以改變『靖難之役』給知識份子所留下的陰影。」
李焯然：〈治國之道――明成祖及其「聖學心法」〉，《漢學研究》，第 9 卷第 1 期（1991 年 6 月），頁 214。
21 朱鴻表示：「永樂朝書籍之纂輯，在時間上出現兩個空檔。一是自八年（1410）至十二年
（1414）十一月勅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止，約有五年；一是十八年（1420）五月《孝 順事實》刊行後，至廿二年（1424）七月成祖崩，約有四年。造成第一個空檔的原因，應 與成祖在此期間兩次巡狩北京及兩度親征漠北有關。第二個空檔之形成，則在遷都北京之 後，先有三殿之災，復有三次的北征。基本上，成祖若專注武略之時，則無暇無心於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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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個人意圖，便值得再次推敲。
三部《大全》纂修完成後，明成祖於〈御製性理大全書序〉裡表示：
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 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纉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
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 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 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 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
22
在〈御製性理大全書序〉裡，明成祖如同以往經常自稱「朕纉承皇考太祖高 皇帝鴻基」，顯然十分在意自己在皇位上的順序性。這樣的論述，自建文四年
（1402）成功奪取政權之後，便不斷地強調，故明人鄧士龍於《國朝典故》
中指出：
文帝以京都已定，欲首詔天下，然後大封靖難功臣。時道衍功居第一，
文帝首召，復姚姓，賜名廣孝。尋拜柱國、太子少師，固辭，不許。
欲令草詔，廣孝薦方孝孺，三召不至。十月，乃命大學士楊士奇于內 閣草詔，其略云：「太祖高皇帝以某年蚤逝，青宮建儲之議，出于皇考 之心。初欲立朕，朕躬自揆度，小宗不得干預正統，力辭其命，乃讓 太孫。夫何即位以來，素乏人君之度，每存盆子之態，况親倖邪臣，
黜逐正人，權佞當朝，國政日壞。兼之以資稟昏庸，罔有聞知。如此 欲望其為君以致治天下，豈不難哉！且祖宗成法，率意變亂，宗親無
由此可知，永樂十二年（1414）以前，南京應天府的朝政安穩，否則明成祖必無心於親自 北征。朱鴻：〈明成祖的治術〉，《明成祖與永樂政治》，第 4 章，頁 242-244。
22 （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收入《孔子文化大 全》，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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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輒被勦除。又嘗喜怒任刑，無辜受戮，實失四海民望，人心為之 久離，天下聞之痛怨。朕竊思我皇考創業天下，實為艱難而得，豈一 旦付孺子喪之可乎？故不得已行湯、武之舉，隨行順旅，直擣江南。
朕膺天命寵眷，遂繼祖宗大統。少帝聞天討之威，心實赧惶，潛自引 决後宮。朕今釋其前非，復其故號，厚德溥矣。至于僭稱建文年號，
可革除之，併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癸未，可改元永樂。嗚呼！鼎新 革命，再造國家，厥隆懋化，以躋斯世斯民于仁壽之域，豈不同符永 樂也哉！」23
楊士奇（1364-1444）草詔之時必然揣測明成祖的心意，因而這份詔書的內容 亦是明成祖用以合理化自己篡位的說詞，故文中大力抨擊建文帝「祖宗成法，
率意變亂，宗親無罪，輒被勦除」的削藩政策，違反明太祖當初封宗室為國 家屏障的用意。在此前提下，明成祖舉兵「靖難」就變成「不得已行湯、武 之舉」的合理行為。同時，為了維護明太祖的基業名聲，明成祖直接革除建 文帝在位的事實，故稱「至于僭稱建文年號，可革除之，併為洪武三十五年」。 這種連根拔除的方式，形同宣告建文帝在位四年，僅是替明太祖監國而已，
因此只能延續洪武年號。如此一來，明成祖的靖難之舉便能稱作是繼統的正 當行為，因而必須不斷地強調自己在皇位上的順序性。
然而，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書序〉的重心，不在與建文帝的鬥爭上，
而是強化自己下詔纂修三部《大全》的用意。明成祖將自己比附在古代聖王
「以道治天下」24的行列裡，因此名正言順地以倡明聖人之道為由，下詔纂修 三部《大全》，因而在明成祖看來，纂修三部《大全》，顯然並非為了攏絡士
23 （明）鄧士龍：〈建文皇帝事蹟〉，《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卷 19，
頁 335-336。
24 （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云：「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明）朱 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收入《孔子文化大全》，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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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術傳承的目的，而是欲透過纂修三部《大全》來形塑自己為聖君的形 象，同時也可達到以治統之力駕馭道統的結果。
於是，以此用意解讀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的詔書，便能看出明成
於是，以此用意解讀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的詔書，便能看出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