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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來看，明初的儒學確實是宋、元儒學的延續，尤其是 朱子學的傳承。明太祖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科舉《四書》義的標準，明 成祖以《四書大全》取而代之，加深程、朱之學在明代的影響力。不過，也 因為科舉考試的負面現象，導致後人對《四書大全》的價值多所批判，尤其
《四庫全書總目》更以「鑑戒」的角度言之：「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 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1、「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 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2事實上，《四 書大全》的纂修，原本也非為了革新科舉標準而纂修，同時科舉考試所衍生 的人為陋習，也與《四書大全》一書的學術價值無必然之正相關。因此，學 術與科舉之間，存在相分、相合的不同思索脈絡，必須要有不同層次的區分 討論，故本文對於《四書大全》的探究，選擇以學術脈絡的角度出發，分析 其間的學術價值。
在蒙元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北方與南方，受過漢化教育的士人，面對出處 仕隱的選擇各有不同，或於鄉里書院講學、或著書立說、或盡儒戶制度的讀 書義務、或讀書參與科舉出仕，凡此種種，皆有利於儒學的推廣及道統的維 護。因此，現實中元代士人的身分雖不被重視，但儒學傳衍的使命卻在士人 群體中大放光彩，於是明初三部《大全》的纂修，選取元人的學術著作作為 纂修的材料之一，從學術角度來說，確實眼光獨到，而非僅以草率應付的態 度行事。
1 （清）紀昀等：「《四書大全》三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卷 36，「經部．《四書》類二」， 頁 733。
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36，「經部．《四書》類二」，頁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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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於永樂七年（1409）親自編成《聖學心法》一書，在編纂意圖上，
與日後下詔纂修的三部《大全》，皆是以治統之力駕馭道統的結果。三部《大 全》纂修完成後，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書序〉與纂修儒臣〈進書表〉的內 容，呈現出以治統優先或以道統優先的不同思索。就明成祖來說，特別重視 六經在教化層面的意義，故纂修三部《大全》是聖王「以道治天下」的教化 使命，但實際上卻是明成祖個人以治統駕馭道統的用意。纂修儒臣則延續程、
朱之學的脈絡，將六經之道融入《四書》的體系中，以儒學修身實踐的方式，
強調道統比治統更具優先性的意義。因此，對於纂修儒臣來說，受詔纂修三 部《大全》雖讓道統處於治統的權力之下，但道統並未因此而被消解，反倒 是藉由纂修三部《大全》來倡明古代聖賢的道統之傳。
《四書大全》纂修儒臣在推尊程、朱之學的氛圍下，援引了朱熹學派 44 人以及二程學派 23 人，合計 67 人，佔有過半的援引人數，尤其更聚焦在宋、
元時期的朱熹學派身上。而纂修儒臣以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確實有 利於從學術脈絡上推尊程、朱之學，不過《四書大全》在篇目安排以及「經
─注─疏」體例的結構方面，卻也有所擴增與調整。大抵來說，從形式上突 顯朱熹在全書中的宗主性地位，然而在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論上，纂修儒臣直 接抄錄倪士毅《四書輯釋》的朱注文字，使得此一學術公案無法獲得有效地 解決，讓爭論持續不斷。從文本的細讀中，可以發現對於《論語》朱注「德」
字的詮解，先是由得於「身」改為得於「心」，強調德性必須內化於心，其後 又由「心」改為「得於心而不失」，強調具德之本心的「收放心」意義。而對 於《中庸．首章》朱注之語，在性、道、教三者的關係裡，朱熹中年藉由肯 定董仲舒以儒學來詮解「天命之謂性」的概念，將董仲舒的說解作為批判佛、
老的利器。不過晚年修訂時，卻體悟天命的實踐乃在於人的自身上，從而肯 定回歸人自身的實踐價值，因而刪除董仲舒的說解，直指人具理的本心。至 於在《大學》朱注「誠意」的說解紛爭上，朱熹一開始確實以天理、人欲之 辨來詮解由心體而發用的意念。不過，晚年時期透過經傳互釋的經文脈絡，
將〈經一章〉與〈傳六章釋誠意〉相互注解，因而把「一於善」三個字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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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自慊」，強調誠意的工夫必須回歸到人的自身上。《四書大全》雖藉由官 方的頒行而定於一尊，但在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論上，卻無法有效地解決，因 此爭論持續不斷。不過，透過元儒對朱注定本文字的詮解，可以看出元儒有 意推尊朱注文字的深意，因此說解的內容十分深刻，由此以見元代《四書》
學的學術價值。
孔子曾以「一以貫之」一詞來表述自己的學問，也用以開示門人弟子，
而忠、恕二字連用的概念，則為曾子對孔子之道的詮解。同時，恕道工夫更 涉及仁道的體證，此為子貢與孔子的對答。元儒許謙曰：「蓋求孔、孟之道者，
不可不讀《論》、《孟》；讀《論》、《孟》者，不可不由《集註》。」3因此，透 過《四書章句集注》、《四書大全》來理解孔、孟之道，誠為當時的解經方式。
只是，這些概念在《論語》中相當簡略，因而自漢代以來，後儒便不斷加以 詮解，試圖釐清這些概念的指涉意義。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
二書對於孔子之道的理解，是以儒道會通的方式來詮解，故何晏援引《易經》、 王弼援引《老子》企圖詮解孔子之道的意義。不過，北宋邢昺在歸返儒家學 術的思潮下，將《論語正義》的說解統攝在儒家孔子之道的概念下，對於儒 學復興具有正面的幫助。
而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的文字詮解忠、
恕，不只是體現心體發用的工夫義，透過《論語精義》、《論語或問》的思索 文字，可以看出朱熹對忠、恕二字連用的詮解，在務求貼合經文的前提下，
實包含聖人之道的本體與心體發用的工夫意義。此外，對孔子「一以貫之」
之道的詮解，朱熹亦是融合本體與發用、境界與工夫的意義，在理一分殊的 架構下，指出聖人之道通貫萬事，為學者工夫之體；而學者於萬殊之事中積 累工夫，以通貫聖人之道，是為聖人境界之用。於工夫中領略境界，於境界 中貫通工夫，此便是朱熹對孔子「一以貫之」之道的詮解。至於仁與恕的關 係，朱熹透過仁境與聖境的差異、仁事雖有分大小，但仁境的意義是相通的、
3 （元）許謙：〈論語集注考證序〉，（宋）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收入《叢書集成 初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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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仁道與恕道之分合的詮解三個層次論述之，加深《論語》經文的義理深度。
《四書大全》的諸儒之說，在纂修儒臣的安排下，對孔子「一以貫之」
之道與忠、恕等概念的詮解，各具有其說解的特色，或著重部分的概念分析，
或部分地順著朱注說解，或直接跳過朱注貼合經文詮解。只是，纂修儒臣在 不及修訂的情況下，順著倪士毅《四書輯釋》的形式安置這些說解於朱注文 字之下，因此只能算是形式上的統一推尊，就內容解讀而言，由於具有部分 範圍或踰越範圍詮解的情形，因而不利於掌握朱注文字及諸儒之說的整體概 念。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諸儒之說既然與經文、朱注文字之間，存 在解讀上的落差，顯然不必將諸儒之說過於限死在單句「經─注─疏」的結 構裡，應當適度在整章內綜合閱讀，如此才較能掌握朱注及諸儒之說的詮解。
同時，作為修身成德之學的朱子《四書》學，必然涉及工夫進路的討論，因 此本文最後以《大學》格物、致知工夫為例，試圖從概念的本身，分析諸儒 對朱熹格物、致知工夫的理解與運用。在《大學》和《論語》方面，呈現知 行關係和對所窮之知的詮解。而在《孟子》和《中庸》方面，則突顯氣稟之 心體必須要有格物、致知的工夫，如此才能確保心性合的心體發用以復其性。
透過諸儒之說的詮解，確實可以看到朱熹如此看重格物、致知工夫的意義，
不只是針對心性論所提出的工夫思維，更重要的是朱熹試圖藉由《四書》的 階序關係，建構一套適合《四書》皆通用的下學工夫。在《四書大全》諸儒 之說的闡發以及明成祖頒行於天下的情況下，格物、致知工夫對明儒的學問 養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此以見朱子《四書》學、《四書大全》的學術價 值意義。
《四書大全》卷帙繁多，不及一年便纂修完成，本文藉由各章主題的探 討，試圖從朱子《四書》義理的角度分析《四書大全》一書的學術價值，無 論就結構形式、說解內容方面的討論，皆可看出《四書大全》的纂修確實有 助於推尊程、朱之學，只是細節或有商榷之處，但絕非顧炎武諸人所稱之草 率心態，敗壞士風之情狀。然個人學思能力有限，未及探討與疏漏之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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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日後再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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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 -155 -MY2）以下之《四書大全》專題研究計畫的 聘僱，本表為參與計畫時所整理的成果之一，特申謝忱。本表人物依〈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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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古籍著作
（一）四書大全類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明內府本，收入《孔子文化大全》，濟南：
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明內府刊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館藏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明初建刊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明）胡廣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武昌：武漢大學 出版社，2009 年
（明）胡廣等纂修，《論語集註大全》，明內府刊本，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
（明）胡廣等纂修，《論語集註大全》，明內府刊本，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