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四書大全》尊朱的編排與詮解──以《四書章句集注》
第二節 《論語》、《中庸》之朱注定本文字爭議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論語》、《中庸》之朱注定本文字爭議
倪士毅《四書輯釋》雖合《四書發明》、《四書通》二書，但仍以《四書 發明》的說解為依據，因此對於陳櫟和胡炳文在《四書章句集注》朱注定本 文字認定的爭議上，則採取陳櫟所認定的朱注文字。《四書大全》以《四書輯 釋》為底本，雖在全書的編排體例有所調整，但在朱注文字方面，則是直接 抄錄《四書輯釋》中的朱注文字，並未加以細究考訂，然後再抄錄原先陳櫟、
倪士毅的說解，加上胡炳文《四書通》的說解，一齊置入朱注文字之中。由 此看來，纂修儒臣只是在架構上以朱注文字在前，陳櫟、倪士毅與胡炳文的 說解在後的排序方式處理，並不從說解的內容上進一步探究彼此的差異以及 對朱注定本文字的判定。但《四書大全》一書又有意推尊程、朱之學，於是 在《四書章句集注》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議上，纂修儒臣如此安排，反而讓此 議題更加模糊，無法有效達到推尊朱注文字的目的。
朱熹生前不斷修訂《四書章句集注》24，同時坊間所流傳的《四書章句集 注》版本亦為多種，不過當時的儒者並未意識到眾多版本的朱注文字，可能 會產生對朱熹學說有不同理解的差異，進而導致對朱熹最終說解的判定。直 到元代胡炳文與陳櫟將之顯題化後，儒者才開始思索《四書章句集注》定本 文字確實不只是文字上的差異，更涉及對朱熹解經思維的掌握，一直到清末，
這場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議仍然未有解決。雖然《四書》中的四本書皆有朱注 文字的差異，不過在這一系列的爭論裡，對於《孟子》一書皆認定只是「傳 寫之誤」25的抄寫情形，並不涉及對朱熹學說的不同理解，因此有關朱注定本
24 錢穆表示：「蓋從編集諸家《精義》，至其自出手眼，別闢途徑，草為《集注》，以確然成 為一家言者，事在五十歲以前。而此下十年來，又不斷有進步，不斷有改定……然朱子於 六十一歲後，《四書》工作，仍自不斷有改進，此尤不可不知。」錢穆：〈朱子之四書學〉，
《朱子新學案》，第 4 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第 14 冊，頁 229。
25 這一系列的爭論中，到了清末吳英、吳志忠父子，再度針對「定本」而發諸議論，其中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文字的爭議，其焦點皆在《大學》、《中庸》和《論語》這三本書上。《四書大 全》雖一併收入陳櫟、倪士毅與胡炳文對此爭議的說解，不過這些說解的理 解都必須回到他們各自所認定的朱注定本文字上，但《四書大全》只抄錄《四 書輯釋》的朱注文字，並未加上《四書通》的朱注文字，因此纂修儒臣雖置 入陳櫟、倪士毅與胡炳文的說解，但卻無法在《四書大全》裡有效解決這場 爭論，於是必須回到《四書通》26、《四書輯釋》二書裡，釐清各自對朱注文 字的理解與認定。
陳櫟、倪士毅與胡炳文對於《四書章句集注》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論，一 開始只是各自所根據的朱注文字版本有所不同，但也都認定自己所根據的版 本才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最終說解，於是加以詮解，開啟朱注定本文 字的討論。日本學者佐野公治從版本入手，找出當時所流行兩個的朱注文字 版本，其曰：
但是宋代淳祐年間的刊本及當時興國軍治下所出版的興國本，其間雖 有數處的差別，但比諸舊本，其差別則小多了，又從門人弟子、後學 的言論來看，都是與晚年絕筆本很接近的文本。27
使用淳祐本同系統本的註釋書，在宋代有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
於《孟子》朱注文字的異同，採取「傳寫之誤」的態度，如吳英〈四書章句附考序〉言：
「傳寫而異，如《論語》『衛大夫公孫拔』，誤為『公孫枝』；《孟子》『自武丁至紂凡九 世』，誤為『七世』之類耳。」（清）吳英：〈四書章句附考序〉，收入（宋）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頁 379。（清）吳英、吳志忠父子據多種古本和宋元人之疏釋本校定，刊 刻於清嘉慶十六年（1811），北京中華書局據此本出版，並保留吳英所撰之〈四書章句附 考序〉、〈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二文，有助於釐清《四書章句集注》定本爭議，故為本文 徵引之版本。
26 《四書通》二十六卷本現存於《通志堂經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叢書中，唯
《四庫全書》本缺少〈論語朱子集註序說〉、〈孟子朱子集註序說〉二篇，故研究時以《通 志堂經解》、《四庫全書薈要》影印本較佳，本文以《通志堂經解》本為徵引書目。
27 （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譯：〈《四書》註釋書的歷史〉，收入林慶彰主編：《經學研 究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第 9 輯，頁 2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四書纂疏》、元代有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胡炳文《四書通》。……
依據興國本的註釋書在宋代有祝洙《四書附錄》、在元代有陳櫟《四書 發明》、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等。28
透過版本的比較，佐野公治認為這場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論，其實就是宋末「淳 祐本」與「興國本」的差異，其中胡炳文所根據的是淳祐本，而陳櫟、倪士 毅所根據的是興國本。不過，這些朱注文字的版本已無法找到更精確的朱注 文字來源，從而判定朱注文字的先後順序，因此也只能看出朱注文字確實有 所差異，但皆讓論者無法從版本上判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最終定本為 何。29
雖然佐野公治認為祝洙、陳櫟、倪士毅所根據的朱注文字版本是興國本，
但檢核倪士毅《四書輯釋》一書的記載，便能看出陳櫟和倪士毅所根據的朱 注文字版本，其實是祝洙《四書附錄》本而非興國本。興國本，就是朱熹之 嫡孫朱鑑刊於興國軍的《四書》元本：
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祝洙)《附錄》本，文公 之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朱鑑)向得先公晚年絕 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
28 （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譯：〈《四書》註釋書的歷史〉，收入林慶彰主編：《經學研 究論叢》，第 9 輯，頁 235。
29 （日）佐野公治表示：「從以上來說，（一）淳祐系統本雖然有點優勢，但是包括（二）（三）
整體性來說的話，便無法定出淳祐系統本還是興國本就是絕筆定本。」因此，佐野公治認 為無法確定哪個版本才是最後定本。（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譯：〈《四書》註釋書的歷 史〉，收入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 9 輯，頁 240。黃彰健亦曰：「《集注》係朱子 所親定，要就信《祝》本，要就信《通解》本（《儀禮經傳通解》），是不能像金履祥、景星 一樣，有些地方信《祝》本，有些地方又不信《祝》本。」黃彰健個人主張必須把《四書》
的四本書合觀，不能各本分別認定，因此亦無法確定朱熹的最後定本為何。黃彰健：〈論 四書章句集注定本〉，收入《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集刊論文類編》（文獻考訂編）（北京：中 華書局，2009 年），第 2 冊，頁 5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30
在《大學．經一章》「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一段，朱注「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 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一段下，陳櫟認為祝氏本的朱注文字是朱熹的最終說解 版本。而祝氏本（祝洙《四書附錄》本）與《四書》元本（興國本）在此處 的朱注文字，皆作「必自慊」而非「一於善」，其他諸本則反之。
倪士毅《四書輯釋》是以陳櫟《四書發明》為底本，因而倪氏本（倪士 毅《四書輯釋》本）的朱注文字與陳氏本（陳櫟《四書發明》本）相同，而 陳氏本又承自祝氏本，於是這三本《四書》著作，在朱注文字上皆屬於同一 個版本來源。在《四書輯釋》中，亦多處保留其間的脈絡關係，除上引《大 學．經一章》「必自慊」的朱注文字之外，又如在《論語．為政》「為政以德」
章，倪氏本之朱注文字為「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倪士毅曰：
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31
由此可知，陳氏本、倪氏本、祝氏本皆為同一個朱注文字版本。但祝氏本與
《四書》元本的朱注文字是否相同，從陳櫟的說解中，可以看出祝氏本與《四 書》元本的朱注文字，並非屬於同一個朱注文字版本。在《中庸．首章》「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句，倪氏本朱注文字作「蓋人知己 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
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陳櫟表示：
30 （元）倪士毅輯釋、程復心章圖、王元善通考：〈經一章〉，《大學朱子章句》，《四書輯 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經部，四書類，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 年），第 160 冊，頁 3。
31 （元）倪士毅輯釋、程復心章圖、王元善通考：〈為政〉，《論語朱子集註》，卷 1，《四 書輯釋》，《續修四庫全書》，第 160 冊，頁 1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 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 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 本校之，……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元本含 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32
又於《中庸．首章》「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一句，倪氏本 朱注文字作「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陳櫟又曰：
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先師（陳櫟）曰：「兩句宜兼存之。云：
『若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
33
陳櫟在《中庸》這兩處的說解，都表明祝氏本與《四書》元本的朱注文字並 不相同，而陳櫟認為祝氏本的朱注文字同於朱熹最終說解的定本文字，故曰
「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由此可見，祝氏本與《四書》元本在《大學》
「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由此可見，祝氏本與《四書》元本在《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