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全球化下政治罷工合法性之反思
第四節 代結論－政治罷工作為勞工運動在全球化時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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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在經濟面上得針對資方爭取合理的勞動關係內容，在政治面上亦得於國 家以法令方式主動介入勞動關係之內容時或違反中立義務不當的偏袒資方時，
均得以罷工作為抗爭武器，透過抗爭而得積極參與上述介入勞動關係之法令的 制定，且迫使國家保持中立……在政治層面上藉法律來鞏固勞工在各階段所爭 取之結果,為達成此一目的，勞工手中不能不有一足以對抗資方以及對抗國家之 壓力武器，而此種壓力武器唯有罷工，且唯有是包括政治罷工權在內的罷工，
始有助於上述目標之達成。」這段話放到全球化發展多年的今日，雇主／跨國 企業在世界的影響力，與國家聯手帶給勞動階級的壓力更是巨大，勞資先天不 對等的地位差距更為顯著，而諸多的勞動議題也早已不是團體協約制度能夠處 理和解決，集體勞動法制若是要解決此一問題，那就勢必要到「政治」的舞台 上直接處理，而不是只顧著過去爭取來的成果而不顧外界的改變。因此，整體 的勞動與經濟政策應該要有勞動者介入和參與的空間，勞動階級必須有抗衡國 家與資本家聯手的武器，也就是放寬罷工的界線，讓集體勞動法制不應再自我 侷限於團體協約的框架之中，勞動階級透過政治罷工的合法化，運用罷工的壓 力迫使國家與資本家面對和處理勞動階級的訴求，這也是政治罷工在全球化時 代更顯重要且急迫之處，凸顯出過去舊制度的不合時宜。
第四節 代結論－政治罷工作為勞工運動在全球化時代的出 路？
全球化對於個別勞動關係、集體勞動法制、團體協約自治的影響是不言而 喻的，Beck 認為，對十九世紀的勞工運動而言，主要的問題是階級問題，對於 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跨國企業而言，主要的問題是全球化。不過兩者之間有 一個根本區別：勞工運動是作為一種反對力量而運作，全球性的企業至今尚未 遭遇（跨國性的）反對力量457。又或者說，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因為
457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頁 2，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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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一個反制的力量才會發生458。Frank Deppr 就認為，全球化所導致舊社會契 約論的危機，一方面是現代民主體系的正當性遭到腐蝕，一方面是隨著經濟全 球化，全球並未形成一個新的完整的管制方式，亦即在社會衝突的場域中，所 有的社會行動者都在尋求一個新的霸權的管制459。用比較左派的語言，就是如 何在社會共識的新基礎上，重新建立一個符合正義要求的社會分配原則460。或 許，重振工會勢力是一個解決全球化的手段，至少在解決重分配方面，工會在 歷史經驗來看是一個有效的方式461。
當然，從全球化的角度探討集體勞動法制，並非要一味地否定全球化，就 連批評全球化的論者也指出，對全球化不滿之情，除了是因為經濟學凌駕於所 有事情之上，甚至是經濟學其中某項觀點－市場基本教義－凌駕於所有觀點之 上462，也就是新資本家透過政府的立法和行政，以降低失業率和增加企業競爭 力之名，侵蝕過去的社會福利國家政策。所謂的全球化，有論者認為不過是一 個迷思，一個強勢的言論，要求人們接受「彈性」、「去管制」、「競爭力」等說 詞，將資本主義追求最大利潤的法則重新包裝上市，進而達成削減社會福利政 策和降低勞動條件的目的463。
那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工會，有論者認為要做的是維護傳統國家的社會功 能，不被新自由主義所侵蝕，在這點上，工會必須要爭取社會權益禁止往後倒 退，從而在超國家的層次上展開行動，因為工會要對抗的已經是超國家層次，
跨國資本早已不受某一除統國家法律所拘束464。也因此工會必須發展新的國際
458 Robert B. Reich，拯救資本主義，周徵譯，頁 229-255，2017 年 7 月。
459 林佳和，歐盟社會權：從歐洲社會憲章到歐盟憲法，載：社會正義之建構與權利救濟，海峽 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二），頁 219，2015 年 3 月。
460 林佳和，歐盟社會權：從歐洲社會憲章到歐盟憲法，載：社會正義之建構與權利救濟，海峽 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二），頁 220，2015 年 3 月。
461 Thomas Piketty，不平等的經濟學，陳郁雯譯，2016 年 6 月。
462 Joseph E. Stiglitz，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李明譯，頁 318，2002 年 9 月。
463 Bourdieu，全球化的迷思與歐洲社會福利國家，載：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孫智 綺譯，頁 60-63，2016 年 2 版。
464 Bourdieu，全球化的迷思與歐洲社會福利國家，載：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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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試著去建立起跨國的社會福利政策，以避免每個國家勞動者的社會傾銷 施加於其他國家勞動者身上465。換言之，面對跨國的不受單一國家所拘束的新 自由主義，以勞動條件較為劣等的勞動者和具有較為優越的勞動者競爭，新自 由主義告訴優勢者必須放棄本身優勢以保持其競爭力，造成的結果是原本具有 優勢勞動條件的勞工被迫降低勞動條件，甚至是失去工作（雇主選擇遷廠或是 進用廉價勞動者）。但應該要思考的是為何不是原本勞動條件劣勢者與具有優勢 者一起享有同樣優勢的勞動條件呢，擁有同樣的團體協約保障和社會福利呢？
例如第三章提到的Laval Case，雇主為何不願意與瑞典的工會協商並適用瑞典 的團體協約，而只願與拉脫維亞的工會談勞動條件，背後原因就只是選擇較為 低廉的勞動成本，瑞典的工會發動爭議行為抵制資本家這樣的作法，卻被歐洲 法院認為違反自由提供服務原則而違法。在全球化的發展中，對於經濟發展和 勞動保護的選擇，似乎看不到勞動保護有優先的可能。例如有論者就提出，在 歐盟層次上建立歐盟層級的工會以及勞資協商機制，以及跨國的勞動爭議力 量，將整個工會的思維及行動擴及到區域及全球的層次466。
再者是爭議行為的內容，對於勞動者而言，不能只是專注於工資、工時的 勞動條件的改善，更要面對全球化徹底的衝擊勞動關係的改變，舉凡勞動保護 的去管制化、勞動關係的彈性化、勞動關係的去形式化和勞動關係的去中心化 與個人化，都遠非「調整事項之勞動爭議」所能涵蓋。因此對於團體協約中心 論的論調，必須考慮到當代的經濟社會條件，也就是全球化的影響下，是否仍 有必要延續團體協約為核心的集體勞動法治？至少在政治罷工的問題上，應該 有所考量：難道涉及到勞動和經濟政策的事項，仍要被視為「政治的」罷工而 受到限制嗎？勞動者是否能夠／應該以最有力的武器－罷工－作為全球化的因
綺譯，頁 69-71，2016 年 2 版。
465 Bourdieu，為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寫，載：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孫智綺譯，頁 102-103，2016 年 2 版。
466 林佳和，新的理論進路、舊的國際主義：全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勞工運動，發表於團結權、
同盟自由與勞動基本權-科際的對話學術研討會，頁 116-123，200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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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手段，以「維護與促進勞動與經濟條件」，而非一味的限縮在調整事項的勞資 爭議。畢竟，在全球化世界裡，已經漸漸擺脫國家控制的跨國企業，有諸多手 段－尤其是採取遷移生產地點造成勞工失去工作權－可以脅迫工會接受更惡劣 的勞動條件，或是直接逼迫國家將勞動法令應鬆綁。這當然也不是說，一旦放 寬爭議行為的對象到與勞動經濟條件相關聯的政治性罷工，就可以解決全球化 對於勞動階層的衝擊，而是指，面對跨國企業與傳統民族國家下的工會兩者間 的條件越趨不平等，學說難道還應該死守著團體協約中心論的見解，然後在著 作中以「有鑑於我國工會實力弱小」留下一筆註解就簡單帶過這艱困的現實問 題，留下苟延殘喘的工會繼續在全球化的浪潮與跨國企業巨人奮鬥，這樣的昧 於現實狀況改變的見解實有檢討之必要。
最後，或許我們也可以用Beck 的角度重新理解「工作」：「在歐洲和美國，
民主是作為『工作民主』而誕生的，其意義是：民主是奠基於對有所得工作
（Erwerbasarbeit）的參與上。公民必須這樣和那樣賺錢，好用生活去填滿政治 的自由權利。有所得工作一直不是私人的，而且也是作為政治的存在基礎‧因 此，這裡涉及的佈『只是』數百萬失業者，不只是社會國家，不只是阻止貧 窮，不只是公義的實踐。它牽涉到我們所有人；牽涉到歐洲的政治自由和民主
467。」 全球化帶來不穩定的就業問題，過去的典型勞動都面臨鬆動的危機，這 也容易危害到公共生活，Guy Standing 提出「不穩定的無產階級」的觀念468， 因為全球化造成非典型勞動和失業氾濫給予這些不穩定的無產階級的無力感，
也容易成為民粹政客煽動的話題，極右派和極端民族主義在歐美各國都有浴火 重生的現象，外籍移工變成極右派和失去工作機會的勞工共同指責的對象，社 會尖銳的對立問題都是當今民主制度的挑戰。而傳統左派的社會民主政黨無法 獨自處理這些問題，享有上世紀黃金年代餘蔭庇護的工會體制，是否要繼續留
467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頁 84，1999 年 9 月。
468 Guy Standing，不穩定無產階級，劉維人譯，頁 302-314，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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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體協約框架的溫床，任由其他非典型勞動者面臨全球化帶來的負面經濟效 果，還是說應挺身而出防止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國恣意蔓延。從這些角度來 看，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造成各種勞動關係鬆綁等去管制化問題，不只是個
在團體協約框架的溫床，任由其他非典型勞動者面臨全球化帶來的負面經濟效 果，還是說應挺身而出防止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國恣意蔓延。從這些角度來 看，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造成各種勞動關係鬆綁等去管制化問題，不只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