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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團體協約自治之衝擊

第六章 全球化下政治罷工合法性之反思

第二節 全球化對團體協約自治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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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這是虛擬和實在的納稅人之間的衝突:這些全球化的勝利者得以自由選擇 成本最低廉的國家作為生產基地,在稅率最低的地方繳稅、最美的地方作為居住 地,獲得最大的盈餘收入,而民族國家的稅收卻由全球化的失敗者所承擔437。就 連 IMF 內部亦有對於新自由主義是否能帶來預期的正面效益提出質疑438,研究員 從多個國家的經驗來看,新自由主義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說法其實不易成立,

反倒是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更為明顯,部分新自由主義政策也讓收入不平等的現象 逐漸擴大,並且這將會阻礙經濟成長。

收入的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問題,自 1980 年以來,貧 富差距的狀況一直不斷在加劇,在世界上收入占全球排名 10%的人,這些人擁 有的財富超過全球人民總收入的一半,而貧富差距不只是在西方先進國家發生,

不論是民主或非民主、開發程度高低的國家都可以看到這問題,而貧富差距擴大 則是多重因素造成:全球化使得中低階勞工的替代性提高,導致所得難以提升(要 素所得均衡化),而自由化讓富人與企業得以選擇低稅率的國家居住,引發各國 的「降稅競爭」(稅制是最重要的重分配手段),以及產業型態變化,利益集中 到特定產業與特定階層等等因素439。David Harvey 也認為,新自由主義計畫已經 導向讓高層的資本家階級積累越來越多的財富,並且占用越來越多的剩餘價值,

而且資本家階級追求這個目標時所採取的典型路徑,包括壓低工資、改變技術取 代工人從而創造失業、集中資本家的權力、干預市場供需調節打擊工人組織、跨 國外包調動世界的潛在人口,以及盡可能的壓制福利水準440

第二節 全球化對團體協約自治之衝擊

437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頁 8-9,1999 年 9 月。

438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Da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ce &

Development 53(2), 38-41 (2016).

439 Facundo Alvaredo/ Lucas Chancel/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世界不平 等報告 2018,劉道捷譯,2018 年 8 月。

440 David Harvey,跟著大衛.哈維讀資本論,胡訢諄譯,頁 329-330,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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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幾章所述,德國戰後發展的團體協約中心論,以團體協約作為穩固資 本主義的制度,將資本家與勞動者的衝突規範在團體協約制度之下,這一套有效 的重分配制度所建立起的社會福利國家,讓勞動階級、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夠 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和平共榮共存。但在全球化的整體影響下,這種假設遇到全 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否仍能繼續維持運作?

第一項 全球化下國家功能的退卻

對於國家的定義,Max Webber 認為是指在統治區域內壟斷武力使用單位,

社會學家Bauman 認為是一個在特定領土上取得合法權利的單位,並有足夠資源 去設立與執行一定的規則和規範,以管理領土441。但是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國家 過去被賦予以及壟斷的權力,例如資源分配、稅收等權力受到跨國企業所影響,

套用 Albrow 的用語:國家已喪失或相當的被削弱對國民日常生活的定義能力,

包括國家的民主機制,以及保障國民權利、自由與富足的法律制度442。在全球化 之下,國家不再能扮演國家領域內中心的統治角色。由此出發,以國家學之概念 來看,尤其明顯的自然是「國家與社會指涉領域的分裂」,國家不再是相合致的 作為社會公共性領域的所在,社會將形成新興的權力與競爭關係,不再停留於過 去「得以用國家場域的概念來描述與形容之社會衝突關係」之階段,整個社會的 行動、生活過程、乃至觀察空間,皆已脫逸出國家的空間與權限範圍之外443。或 如同Habermas 所言,全球化是一種動態結構,動搖了空間和時間上面的限制,

把一定領土範圍內的統治者轉變成掌握速度的大師,使得民族國家失去其原本的 權力444

441 Zygmunt Bauman,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張君玫譯,頁 75-76,2003 年 3 月。

442 林佳和,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從社會福利國到國際競爭國-兼論競爭力之意涵與法律之角 色,勞工研究,第 7 卷第 1 期,頁 2,2007 年 6 月。

443 林佳和,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從社會福利國到國際競爭國-兼論競爭力之意涵與法律之角 色,勞工研究,第 7 卷第 1 期,頁 3,2007 年 6 月。

444 Habermas,後民族格局-哈伯瑪斯政治論文集,曹衛東譯,頁 84,200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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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eld 將全球化對於國家主權所形成的挑戰大致歸納為四個因素,分 別為:全球經濟(world economic)、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s)、霸權與權力集團(hegemonic and power blocs)。

在全球經濟的部份,全球資本市場與跨國公司正逐步地分裂國家權力與生產、行 銷及交易系統的關係;國際組織則係以利益的給予作為干預國家主權的手段,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例,該組織可以決定貸予款項給某些優先刪減自己 國內公共支出、自我貨幣貶值及削減福利補助金的國家445。而國際法與國家主權 係呈現一種緊張關係,1945 年 8 月於德國紐倫堡設立的軍事法院成為國際法規 則與國家法律衝突的首例;霸權與權力集團間的對抗則導致安全國際化,使國家 主權受到衝擊,例如冷戰時期出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的對峙,使 得兩陣營的國家與其敵對之對象主權同受威脅446。但 Held 認為國家並不會因為 全球化而完全被取代,反而全球化是重新建造政府的權力、功能與權威447

不論對全球化的態度持肯定或否定的論者,都不約而同地觀察到傳統民族國 家功能遭到挑戰,尤其採取批判態度的論者,大多認為過去社會福利國家受到全 球化的侵蝕,國家越來越無法平衡市場運作下負面的外部效果,學者Beck 認為 全球化政治不僅企圖掙脫工會的,也企圖掙脫民主國家的束縛448,過去具有內部 同質性、與外界有所區隔、可封閉的民族國家空間的自我形象受到極大挑戰449。 國家作為社會之公共性領域 – 不論那一種國家理論角度出發-,所應負之任務

445 有論者強烈批評 IMF 將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教條強加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災難性後果,

見 Joseph E. Stiglitz,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李明譯,頁 42-46,2002 年 9 月。對於世界貿易組 織的批評,見 Dani Rodrik,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陳信宏譯,頁 101-113,

2016 年 2 月。

446 David Hel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2-222. 轉引 自郭武平、黃建豪,主權國家的挑戰與未來:類型化比較分析的視角,全球政治評論,第 44 期,頁 73,2013 年 10 月。

447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林祐聖、葉欣怡譯,頁 178-186,2005 年 3 月。

448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頁 4-5,1999 年 9 月。

449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頁 21,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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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功能,不論是保障人民自由與安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等,以及以之的實踐作 為國家正當性基礎的時代,即便不是宣告結束,亦至少有極大程度的轉變450

第二項 全球化對團體協約自治之衝擊

全球化對團體協約自治的衝擊可以從兩個面向探討,其一是上述國家功能退 卻的問題,誠如前面幾章所言,德國(與承襲德國的我國)在二次戰後的勞動法 體系中,一直堅持著團體協約自治的概念-,歐洲在黃金年代所發展裡來的福利 國家,能夠穩定的結合經濟發展與平均分配,將戰後的經濟成長股分配給廣大勞 工,就有賴於工會方面的配合與所謂組合主義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社會民主與統 合主義體制,一個在政治體系上偏向左派主張財富重分配和社會正義的左派政黨,

以及勞動市場透過統合主義這種階級妥協的制度達成勞資政三方共贏的局面451。 在這種框架之下,讓勞方有一定條件向資方爭取更好勞動條件-以達成社會國之 目的,國家盡量不介入,而是由團體協約的當事人各憑實力談成最適合的勞動條 件,以達成勞資雙方及社會的穩定,這就是團體協約的「秩序或穩定功能」

(Ordnungs- oder Befriedigungsfunktion)。在此背景下,勞方僅被允許對「資方」

以「團體協約得規範的事項」為目的而發起罷工,不管從德國二戰後的社會相當 性說或是到後來的核心領域說,都一直持這樣的看法。但在全球化的世界裡,過 去還受控於國家的資本家已進化成不受任一國家掌握跨國企業,不只是原本就不 見得處於平等地位的勞工更為弱勢,連國家都不見得有能力完全掌握住資本家,

甚至是被資方以「撤資」、「工廠遷移」等恫嚇手段所綁架,或是反過來不斷要

450 林佳和,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從社會福利國到國際競爭國-兼論競爭力之意涵與法律之角 色,勞工研究,第 7 卷第 1 期,頁 4,2007 年 6 月。有關國家機器與資本和勞資關係的問題,

當然不只單純是誰掌控誰的問題,也不會說國家機器一定只為資本階級服務,但全球化確實造 成跨國企業有利的條件,例如便宜的工資、低廉的賦稅、不高的環境成本等等。

451 呂建德,全球化、社會公民權與民主:一個初步的思考,台灣政治學刊,第 7 卷第 2 期,頁 203-204,2003 年 12 月。

最終目標在於,除了『在經濟上說得通』(make economic sense)之外,其他通 通不管用453。」這些都導致工會人數降低以及談判籌碼減少,工會的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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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濟談判能力受到萎縮454,在全球化的時代,團體協約自治遭到前所未有的挑 戰455,一個仍然以民族國家為界線的工會以及以國家本位為主要的工會運動,要 如何面對不想受限於團體協約自治框架、得以利用優勢在全球移動的資本家?

進一步的,若我們從罷工的「量」和「質」方面探討,都可以看出團體協 約自治的框架面臨到嚴峻衝擊,首先是根據ILO 統計,在 1970 年之後,全球 罷工的次數明顯降低,這與勞動權益在全球化日益緊密下衰退,企業在全球化

進一步的,若我們從罷工的「量」和「質」方面探討,都可以看出團體協 約自治的框架面臨到嚴峻衝擊,首先是根據ILO 統計,在 1970 年之後,全球 罷工的次數明顯降低,這與勞動權益在全球化日益緊密下衰退,企業在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