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寓今的諫諍話語

歷史書寫的重要意義之一，也在於其鑑往知來的寓意與寄託。雖然，臺灣文 社規則中，明訂「字句不得涉及政治時事」。不過在為數不少的史論散文中，仍 可發現時人對執政者的期許，或對時局變化的慨歎話語。這些話語呈現書寫者在 論述歷史時，亦將未來的希冀投射到歷史敘事之中，使其增添不少時代意義。例 如在〈西門豹治鄴論〉中，主要敘述戰國初期魏文侯派遣西門豹治理鄴縣，西門 豹破除當地河伯娶婦的迷信並大興水利，而深獲民心的故事。此一歷史敘事，呈 現書寫者期許良吏典範的出現。諸如陳錫如有感而發：

嗚呼！我臺之巫風亦熾矣，人民之誤信亦孔多矣。有病者不求醫而求巫，

感聽覡巫之言，不服藥而致死者屢矣。較諸河伯娶婦，年祇死一女者，更 多百十倍。安得起西門豹為守令，而一一沉之乎。彼夫溪流之防決，埤圳 之疏通，尤為我臺除弊興利之第一要務。吾願有斯民之責者，籌慮及之，

毋使西門豹獨擅其治鄴之美名焉可。¹⁴³

陳錫如感嘆臺灣迷信風氣盛行，甚至因此而喪命者多不勝數。所以期待當道 者，能夠有所作為。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受到殖民政府近代化政 策推行的影響，各種具備現代性意義的論述，透過教育、媒體、法律等載體，文 明社會概念的形構逐漸地成為一種合理性、常識性的思維。¹⁴⁴如鄭用九便在論述 中，流露文明社會的氛圍：「始勿論文化日啟，民智日開，無理不足以取鬧。即

142 拒抗（resistance）指的是個人或團體的行為，用意在於挑戰改變或保留特殊的社會關係、過 成，乃至於機制、權利、利益以及價值。在傳統的拒抗理論中，往往認為是公開針鋒相對，但後 殖民研究學者發現，抵抗也可能是透過日常生活中不明顯、隱藏、扭轉、協商的方式，對主流文 化或宰制機制產生一種轉變的效果。參見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 彙編》（臺北市：麥田，2006），頁 229-231。

143 陳錫如：〈西門豹治鄴論〉第二名，《文誌》第二年第四號

144 李季樺：〈當廖添丁碰到伊能嘉矩——臺灣生活感覺中「迷信氣氛」的考察〉《曹永和先生八 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2001）頁 154。

歐亞之風氣未入，人安固陋，而有識者亦知其誕妄，起而排斥之。況膺民社之責 者，有治安之設施，必不任其流毒閭閻，阻礙風化，亟思破除而創懲之。」¹⁴⁵在

「文明╱啟蒙╱近代化」的思維裡，破除迷信的論述，是文明國家近代化政策必 要的一環，成為宗教改革、風俗改良敘述的一部份。

所以，早在臺灣文社〈西門豹治鄴論〉徵文的兩年前，彰化崇文社已有〈破 除迷信議〉的徵題出現。從當時文宗林維朝的一段評語中，即透顯為何陳錫如、

鄭用九仍然不斷呼應，並期待有如西門豹的當道者出現。林維朝言及：

迷信之弊，習俗相沿，牢不可破。所冀者，官廳及地方有志人士，協力禁 革，方得漸以破除。不謂當此文明進步之秋，有志者及官廳不特不提倡禁 革之，反從而慫恿之，頓使迷信澆風，於今為烈，是誠有心人之憂也。¹⁴⁶

由此可知，同樣是近代啟蒙主義式的「迷信」論調，臺灣總督府官僚在「迷信」

的界定上，事實上不等同於臺灣文人眼中的「迷信」標準。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 官僚及關係學者，雖是以近代科學及合理性思考作為迷信的主要判斷基準，但在

「正信」和「迷信」境界的界定上，卻又對清朝的正祀觀相當重視。主要著眼於 國家統治的利益考量，不一定單純以民族歧視或是「文明」觀點，對臺灣土著信 仰完全加以排斥。¹⁴⁷由於殖民政府的政策執行層面，概以其統治利益為主要考 量，而非以民為本的思維。所以陳錫如、鄭用九等人，亦只能透過歷史書寫，尋 求符合人民需求的良吏典範，並以此針砭、勸諫當道者能夠有所作為。

此外，〈文翁治蜀論〉亦展現了時人對於時事、政策的諫言。文翁治蜀的歷 史敘事，主要在談西漢景帝末期時，文翁為蜀地郡守，由於「蜀地僻陋，有蠻夷 風」而不易治理。文翁解決此難題的方法是親自推舉賢才，遣往京師受學；並在

145 鄭用九：〈西門豹治鄴論〉第八名，《文誌》第二年第四號

146 林維朝評許子文：〈破除迷信議〉《崇文社文集》【全臺文】卷 32，頁 68。

147 李季樺：〈台灣「常識」的考察——1920-1930 年代初「迷信」的分析〉《台灣風物》52:2，2002.6，

頁67。

成都設立學宮、祭祀孔子，使位處邊陲的蜀地文風頓開。從此期的徵文內容來看，

書寫社群多半強調蜀郡的地理特質，並以文翁設教之舉說明儒學同化、啟蒙蠻夷 的效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亦有文人藉由文翁治蜀的歷史書寫，寄託臺灣亟需 設立完善教育體制的諫言。例如陳材洋：

第居今以鑿古，何古不成今。今之世界，競爭文明，而最長足進步者，何 一非學校林立，教育宏施哉。蓋逐逐進行，胥賴賢有司，善體聖明以治也。

148

這段文詞透露歷史書寫的主要企求，在於以古寓今，希望文翁治蜀的典故能 喚起賢能的「有司」，關注學校教育的設立體制。回溯歷史脈絡，研究者指出日 治時期1899-1918 年間，屬於初等教育的臺灣公學校「擴充甚緩，入學率長期均 甚低」。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而且著重於職業教育。同時，雖然大致建 立臺灣人的教育體制，教育機會仍頗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低於日本的同級 學校，無法滿足臺人長期以來的教育要求。¹⁴⁹由此可知，在1920 年左右的臺灣 社會，設立完備的教育制度可能是當時一般臺人的急切需求。例如陳湛恩¹⁵⁰的話 語，更直接地表明歷史的借寓意涵：

況新隸版圖，遠在天之涯、地之角，而風未同、道未一，則溫文爾雅之教 化，尤為當務之急也。彼漢代於蜀地，而用文翁以治之，殆早鑑念及此，

此蜀之教化所以大行，而文翁之治績，所以光於前垂於後。遂令後之感懷 時事者，穆然思而慨然論焉。¹⁵¹

由此可見，陳湛恩利用同樣位處邊陲的地理特質，將臺灣對比於蜀地，因而

148 陳材洋：〈文翁治蜀論〉第二名，《文誌》第二年第五號

149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2008），頁 86-88。

150 案：因《臺灣日日新報》載此期徵文第八名為鹿港陳材洋，《文誌》載第八名陳湛恩（詳見附 錄二：徵文分類表），故陳湛恩與陳材洋兩者應為同人。

151 陳湛恩：〈文翁治蜀論〉第八名，《文誌》第二年第五號。

亟需文翁此類賢才。此段借寓的手法，文宗陳枕山於評語中指出「末段別有會 心」，亦可見歷史寓意的明顯展露。再者，感懷時事而有所寄託的內容，與臺灣 文社不涉時事與政治的規則，已經產生游移與模糊的地帶。不過，就整體十七篇 徵文來看，這兩篇可能為同一人撰寫的文章則屬少數。如此一來，其中以古寓今 的歷史寓意雖可謂特別，但仍是隱微的呼聲。然而，縱使是幽微的聲音，總也呈 現臺灣傳統文人並非完全地活在過去，而是能夠利用所學，轉寓歷史賦與現代意 義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