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動機

根據《櫟社沿革志略》記載，臺灣文社之成立，乃胚胎於1918 年（大正 7）

9 月 20 日，櫟社與清水鰲西詩社的聯合會中。先是，同為櫟社社員的蔡惠如、

陳基六（錫金）與鄉友創立鰲西詩社，此次兩社聯會就是蔡惠如發起，並於清水 蔡源順號伯仲樓舉辦。櫟社參加者有：陳基六、王學潛（卿淇）、陳瑚（滄玉）、

鄭汝南（少舲）、陳貫（聯玉）、林載釗（望洋）、林幼春（南強）、莊嵩（伊若）、

陳懷澄（槐庭）、傅錫祺（鶴亭）及主人蔡惠如等11 人；鰲西詩社則有：鄭邦吉、

蔡詒祥、蔡念新、李玉斯、楊肇嘉、周步墀、楊煥章、楊丕若等人；另有賓客如 新竹鄭養齋、鄭虛一、林榮初、張息六、曾寬裕及臺中陳若時、黃爾竹等人共赴 參與，計約30 人，可謂盛會。席上蔡惠如深慨漢文將絕於本島，提議設法維持，

臺灣文社由此醞釀而生。¹⁹傅錫祺並有詩〈伯仲樓雅集席上賦贈主人蔡君惠如〉

誌：「南船北馬徧天涯，絕海歸來髩未絲。慷慨激昂閒論世，風流儒雅久耽詩。

16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市：文津，1999），頁 11。

17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文所碩論，2001）。

18 龍岡老人 駱子珊：〈高山文社〉《臺北文物》第 4 卷 4 期（1956.2），頁 59。

19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大正七年（戊午）》【臺灣文獻叢刊 170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63），頁 12。

匹夫大任千鈞重，吾道生機一髮危。佇看衆山齊響應，登高賴此疾呼時。」²⁰並 自註：「當道議癈漢文，君於席上倡議設法維持。」可見蔡惠如之所以有此感慨，

原因可能與當局所執行的語文教育政策有關。

隨後，據《文誌》創刊號可見1918 年 10 月，12 名以櫟社成員為主要班底 的臺灣文社設立者，共同擬定〈臺灣文社設立之旨趣〉。據此旨趣書，加上創刊 號中多位文人的發刊辭序，筆者略為歸納以下四點作為臺灣文社成立的動機：

（一） 革新傳統的科舉制藝詩文觀

臺灣文社設立旨趣書首言：「本島自改隸而後，凡欲攻漢學者，於文不受制 藝所拘，於詩不為試帖所厄。上下千古，縱意所如，此誠文運丕振之秋，詩界革 新之會也。」可見在日本領臺後二十餘年，文社設立者對科舉的看法早已有所轉 化。原本被視為尋求平步青雲之道的科舉制度，變成束縛文人思想的桎梏。在擺 脫制藝詩文的框架後，時人對漢文學轉而產生新的期待。期待漢文能夠上下千 古，縱意所如而無所拘束。陳瑚（1875-1922）於〈文藝叢誌發刊序〉中，更專 就科舉制度提出批判。他認為科舉所造成的愚民效應，甚於秦始皇焚書之舉。由 於科舉禁錮學者文人的心思才智，以虛榮為釣餌，網羅天下奇傑之士，導致制藝 文章陳腐雷同，六經諸史則束之高閣，茫然不知為何物。因此在世運的更迭下，

他亦感悟到漢文的轉機：

今日者新陳代謝，八比之文已視為無用長物，棄之如同敝屣，是文學界之 一大轉機。則從此益奮其心思，擴其才智，進而探求經史之精奧，發為文 學之光華，不特維持漢學於不墜，抑且發揚而光大之。²¹

陳瑚所期待的文學轉機，是立足於回歸探求傳統經典的精華，轉變為具有文

20 傅錫祺：〈伯仲樓雅集席上賦贈主人蔡君惠如〉，《鶴亭詩集》（臺北縣：龍文，1992），頁 90。

21 枕山：〈文藝叢誌發刊序〉《文誌》第一年第一號

學性質的創作，以此發揚光大漢文的精髓，由此可見陳瑚對於《文誌》刊載內容 的殷切期許。又如樵隱於〈文人之覺悟與抱負〉，亦提到科舉路斷後，文人所必 須面臨的心態調適過程。在其創作的當下，早已感受到時勢的變化，黃金萬能、

勢利競爭的社會風氣，將致使文人的地位無以自處。他提及：「若在乙未年前，

則必曰吾固取青紫如拾芥也。」²²認為透過科舉，則書中自有顏如玉、黃金屋，

然而幾經世運更迭「昔時求科第之文人，至此亦可醒黃粱之夢矣」，而必須覺悟 到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差異，文人的地位雖卑、境遇雖窮，但仍可透過智識、

道德、學問才華、文章詩詞來豐富生活，進而有所抱負、自相貴重，不得趨炎媚 世、喪失操守，而為鄙夫所輕視。整體而言，陳瑚與樵隱對漢文與文人地位的期 許，雖然都懷抱著陳意甚高的理想性質，不過若就社會現實層面「斯文將喪」與

「功利主義」所激起的傳統漢文化危機意識，便可體會時人為了因應時勢變化所 設立的理想目標。

（二） 企求詩文並重的文學觀

臺灣文社成立的動機之一，也是在於感嘆當下文學風氣「詩重於文」的現象。

旨趣書中提及：

邇來二十有餘年，其間中南北部諸君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結詩社以切 磋風雅道義者，幾如雨後新筍，櫛比而出。海隅風騷於斯為盛，然而猶有 憾者，以未有文社之設立也。

據統計，1895-1919 年間臺灣社會共成立有 29 個詩社，地域涵蓋全島北中南東（宜 蘭）。²³詩社之成立雖然未達高峰，但擊缽吟詩的風氣卻已擴及全島。針對此一

22 樵隱：〈文人之覺悟與抱負〉《文誌》第一年第五號。案：據廖振富教授曾見陳瑚寫給傅錫祺 的明信片，亦署名「樵隱」，可見樵隱與陳瑚可能為同人。

23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論，1987），頁 291。

風氣，心水陳懷澄不免感慨：「改隸後新學諸少年，受三部新報所鼓吹，喜學韻 語、近體詩，多能口占而成，遂致全島吟社林立，遐陬僻壤多聞苦吟聲也。」²⁴ 實際上，心水並非批判詩社林立的現象，而是認為有能力撰寫文章，將比作詩來 得更有益處。學習作文將能抒發意見「疏達民情之壅塞，融會上下之精神。有事 可以發揮議論，縷陳利害，補詩學之缺憾多矣。」於此可見，心水辨析詩、文之 間文體差異，所造成的文學功能影響層面的不同。更深刻的意涵，則是期待散文 的書寫，能夠具有社會輿論的效用，充分表達民情、條分縷析時事的利害關係，

使在上位者得以理解人民的想法。

提出詩文並重的呼聲，也表現在臺灣文社第十一期的徵文當中。此期徵題訂 為〈詩與文孰重論〉，立意可能就在於回應臺灣文社的成立動機。書寫者在論述 當中，亦不脫前述心水所提的論點，多敘及改隸後詩社林立、騷壇遍設的情狀，

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概由於科舉路絕而使八比文章束之高閣。此外，陳錫如 則從學習的難易而論，作詩所需的協韻技巧是比較容易學習的入門法則。然而，

創作一篇文章，若要能繁徵博引、筆意縱橫，則往往需要立下十年苦功。並從酬 世的功用論述，詩作多屬於騷人墨客的一時雅興，用於描情寫景，而文章則具有 議論策說的功能，可用於經世濟民而有所奉獻。²⁵尤養齋更意識到文章的創作，

將足以講道論德、救弊補偏、匡時濟世的重要效用。而且散文之書寫，並無詩作 的典律法門束縛，得以秉意直書，甚至作為人心之藥石。²⁶由此看來，臺灣文社 所提出的詩與文並重的呼聲，目的不僅僅在於提升漢文創作的能力，更在於期待 散文書寫所承載的改革社會功能。

（三） 漢文衰頹現象的回應

臺灣文社的成立動機，與漢文衰頹的社會現象關係密切，而這其實與殖民政

24 心水：〈臺灣文藝叢誌發刊序〉《文誌》第一年第二號

25 陳錫如：〈詩與文孰重論〉第四名、第六名《文誌》第一年第十二號

26 尤養齋：〈詩與文孰重論〉第一名《文誌》第一年第十二號

府所執行的語文教育政策息息相關。日本領臺初期，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 二採取「混合主義」教育方針，利用臺、日語言文化上的近似性、重疊性，構築 出階段性的「同化」策略。漢字、漢文或書房，雖被容許存在於臺灣社會，不過 基本上都只是一種過渡手段，並非終極目標。²⁷日治初期，漢文仍是日人與臺灣 仕紳溝通的主要工具，在公學校的授課內容中也佔有一定比例，這是由於日本領 臺初期，臺人一時之間尚無法接受新式學校的教育體制，大多仍從書房中汲取傳 統漢學知識。迄至1903 年，書房數目仍為公學校的十倍，書房學生也較公學校 學生多四千餘人，這迫使總督府改以法令「關於書房義塾規程」限縮書房的發展。

28所以，公學校中保持漢文科的課程，也成為其與書房競爭發展的手段之一。

然而，時屆1918 年，書房學生已減少至 12,725 名，公學校學生則增加至 107,659，鑑於書房與漢文教育趨勢衰退，官方乃敢削減漢文課的每周授課時數。

在1918 年 3 月所修訂的公學校法規中，國語授課時數增加二小時，漢文則由原 本的四至五小時縮減為二小時。²⁹甚至部分地區的公學校，逕議定廢除漢文科。

301918 年限縮漢文授課時數的教育政策，亦使當時報刊出現不少社會輿論，反映 時人感受到漢文衰頹的危機意識。³¹臺灣文社的設立，起議於當年十月，可見也 回應了此一時勢變動的趨向。例如臺灣文社的設立旨趣書內容提及：

今之學者，竭畢生之心力，孜孜汲汲以究國文，猶未能窺其堂奧，而何暇 及於漢文乎。若必舍其當務之急，以揣摩其可有可無者，千金敝帚，只足 自珍，欲以之應世則陋矣。

27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 代化與認同》（臺北市：麥田出版，2006），頁 94。

28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1978.9），頁 66。

29 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 文教基金會，1999），頁 48。

3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臺南 漢文廢止〉1918 年 4 月 28 日 4 版、〈嘉義 漢文廢止〉1918 年 4 月20 日 6 版等。

3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島內 痴叟〈哭漢文〉1918 年 5 月 7 日 6 版、一島人投稿〈公學校漢文

3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島內 痴叟〈哭漢文〉1918 年 5 月 7 日 6 版、一島人投稿〈公學校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