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思想的量尺

（一） 史論散文與儒學振興

關於史論散文的歷史脈絡，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自有其傳統，而致力於此種 議論、說理的文章風格，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者，當屬北宋三蘇的史論文章。

北宋中葉，儒學繼中唐而後再次掀起復興思潮，史學受到了強大的影響。具有新 思想的史學家，認為不應該把歷史當作是史料或史事地單純記載，而必須通過史 實來考察，和揭示其治亂興衰的軌跡，而且要把儒家思想作為評判是非得失的最 高標準。¹²⁷此外，北宋時期政治的高壓統治，以及軍事與經濟上的窘境，迫使有 識之士往往透過歷史事件的書寫，寄託鑑戒之道，因此使得史論散文蓬勃發展。

128反觀臺灣文社創立的動機之一，是為了維繫漢文的傳統價值。面對歐風東漸的 現代新學以及殖民同化政策，而有感於斯文將喪與傳統價值淪喪。如此一來，臺 灣傳統文人是否也會將振興儒學價值的期許，投射於史論散文書寫與論述過程之 中呢？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之下，政治上的壓制不言可喻，那麼《文誌》史論散文 是否也會透過歷史寄託著改革現代的意義呢？

史論散文的撰寫前提，在於書寫者必須對歷史主題的人物與事件，具有一定 程度的理解，始能表達他對人物形象與事件的看法，甚至是論斷的準則。是故，

《文誌》史論散文反映了臺灣傳統文人的認知經驗，以及他們根據舊有的認知，

127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1991），頁 88。

128 吳叔華：《蘇轍史論散文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論文，2002），頁 7。

所做出的價值判斷準則。以〈孫子吳起論〉為例，書寫者往往於論述當中呈現評 判人物優劣的價值準則。例如許子文提到，不斷地征戰，將帶來無數傷亡，各國 也會深受其害。真正理解用兵之道者，應該懂得運用「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他進一步地推論：心戰是以德服人，故為王道；兵戰則是以力服人，故為霸道，

而認為治理天下者，應當捨棄霸功，力行王道。是故，他以為孫子與吳起雖然都 撰寫知名的兵法書籍，卻都未能明瞭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¹²⁹陳孝亭則除了感嘆 王道理想不傳之外，更感慨功利至上的價值觀：「古者崇王道而黜霸功，是以修 文而偃武。今者去仁義而言功利，是以貴力而賤德。」¹³⁰他提及古之賢者能夠尊 崇王道、仁義理想，故能致力於文教而停止爭戰；現世則重視功利觀念，所以孫 吳二人著作與名望不絕於今。

儒學的王道概念，在此成為許子文、陳孝亭評斷孫子與吳起的價值標準。王 道思想的起源，雖然不始於儒家，但儒家在建構其思想體系時，則以王道理想為 其主要內容。王道理想之所以成為儒家的基本特徵，乃由於儒家在秦漢後，成為 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思想，並與政治體系產生密切關係，於是對執政者或擬於執政 者存有的基本要求，要求其能行「仁」、行「仁政」。¹³¹此外，迂叟也以「人道」

概念來評斷孫吳二人，他提及：「如以人道言，則不惟起殺無辜之妻為無人道，

即武殺吳王二寵姬亦何獨非忍。」¹³²迂叟主要認為孫吳二人皆是為了功名而犧牲 人命，一旦妄視人命的價值，即忽視了「仁──愛人」之最基礎的儒家思想。由 此可見，史論散文書寫過程中，評斷人物形象是非優劣的基本核心，時常根據儒 學價值為基礎的準則觀念。於是，我們得以發現《文誌》史論散文的書寫，其目 的應在於藉此重述儒學思想中的道德標準，以回應日漸頹喪的倫理價值。

（二） 正統史觀與夷夏之辨的書寫策略

129 許子文：〈孫子吳起論〉（第一名）《文誌》第一年第二號（臺中：臺灣文社，1919.2）

130 陳孝亭：〈孫子吳起論〉（第十四名）《文誌》第一年第二號

131 黎建球：〈儒家的王道思想：兼評杭亭頓《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哲學與文化》30：

5（2003.5）頁 100。

132 迂叟：〈孫子吳起論〉（第二名）《文誌》第一年第二號

臺灣傳統文人在漢學教育的學識養成背景下，中國傳統經典史籍是他們所熟 稔的基礎知識。經典史籍中所蘊含的歷史觀點與價值評斷準則，無形中也成為臺 灣傳統文人承襲的知識系統，並展現於歷史論述之中。由於儒學傳統中涵蓋的歷 史哲學面向廣泛，筆者在廣泛閱讀《文誌》史論散文後，發覺時人於論述中往往 透顯出正統史觀以及夷夏之辨的歷史評斷準則，成為《文誌》史論散文具有特色 的面向。故筆者欲從此一方面發想，所謂的正統史觀以及夷夏之辨，對時人或論 述社群而言，有怎樣的書寫意義或價值呢？

所謂正統史學，其實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中國歷史上每一時代的 統治者，為了宣示政權傳遞的合法性，都必須有一套特定的意識形態作為理論基 礎。這一套特定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史學上，便是源遠流長的「正統論」。這 一史學上的「正統論」，其實涵蓋「政治」與「思想」上的正統，換句話說便是

「法統」與「道統」，而「政治」上的正統才是根本所在。¹³³透過歷史的書寫，

是鞏固統治者合理掌握政權的方法之一。書寫歷史勢必牽涉到編年紀事的準則，

正統理論的精髓，即在於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

134所以中國史學上正統論所衍伸的諸多端緒，往往須回溯至《春秋》史筆的書法 問題，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開啟了史實與道德的評價糾 葛，也成為儒學思想體系面對歷史問題時的評斷準則。然而，由於中國歷代史冊 的書法，各有其時代侷限與擇取手法，導致延續至今時，仍呈現出分歧而且矛盾 的正統判準原則。¹³⁵筆者無意於此釐清各代歷史正統的爭議問題，值得注意的是 為何《文誌》史論散文書寫社群在論述歷史人物或事件時，必須要強調正統的合 理性？而以誰為正統，是否已經透露了書寫者的某種意識形態？

以臺灣文社徵題〈孫權據江東論〉為例，曾國金言及：

133 潘英：《正統史學下之民國史上的非正統政治團體與人物》（台北市：谷風出版社，1989），頁 1。

134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7），頁 57。

135 梁啟超：〈論正統〉，《飲冰室文集．第四冊》（臺灣中華書局），頁 20。

嘗讀《綱目》，而觀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袞州，類皆以竊據罪之也。

若孫權藉父兄之業，成鼎足之形，國基亦孔固矣。茲云據江東也，其亦竊 據之類乎。¹³⁶

這段文字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綱目》，此應指朱熹《通鑑綱目》一書。朱熹僅撰 寫此書初稿，定稿則完成於門人趙師淵。¹³⁷朱熹佩服司馬光所撰寫的《資治通 鑑》，但不滿司馬光的書法，故欲延續《春秋》筆法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懼的 精神。借取《資治通鑑》的史實文字，卻修訂認可正統的準則。例如三國時期，

朱熹以蜀漢為正統，而不以魏為正統。可見朱熹強化了正統的概念，縮減足以成 為正統的準則，其原因在於朱熹所面臨的是南宋偏安的時局，強調蜀漢的正統 性，就幾乎等於是在強調南宋的正統性。¹³⁸由此可見，遭逢時勢劇烈變蕩的歷史 書寫者，往往會更加地追求正統史觀的論述重點，以此抒發對篡亂作為者的不滿 之情。

臺灣文社徵題〈孫權據江東論〉，內容多論及孫權固守江東，未能與蜀漢共 同討伐曹魏，加上竊荊州、臣魏武，導致鼎立之勢失衡，故對孫吳評價不高。同 為三國歷史的徵題〈魏武帝論〉，更一致地批評曹操篡漢的行為，乃天下之大奸 雄者，無人能比。這顯示臺灣文社書寫社群在評論三國歷史時，多仍以蜀漢為正 統，延續春秋史筆的風格，貶低竊國、伐君者流，所以對孫權、曹操評價不高，

甚至討伐其罪行。相較於此，在〈趙佗據南越論〉中，雖然南越王趙佗亦有稱帝 的種種作為，然而最終仍願向漢俯首稱臣，所以在徵文內容中關於趙佗的評價，

多稱許趙佗為識時務者的英雄。由此可知，從《綱目》的閱讀，以及賴以評價的 過程，一方面顯示了朱子學在臺灣儒學教育的傳播與影響力；另一方面，亦顯示 臺灣傳統文人思考臺灣歷史書寫的發展面向，也就是說藉由歷史書寫中的正統傳 遞觀念，其中所隱含的寓意，可能是日本殖民臺灣的這段時間或歷史，將不被他

136 曾國金：〈孫權據江東論〉第七名，《文誌》第三年第九號。

137 錢穆：〈朱子通鑑綱目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文藝復興月刊》第 27 期（1972.3.1），頁 10。

138 張敬琪編著：《通鑑研究》（臺北市：遠流，1984），頁 77。

們視為正統。

除此之外，華夏與夷狄之間的種族、文化區分，也與正統史觀存在密切的關 聯。當不同的文化或種族體系，各擁政權且並立的局勢出現，此時的歷史書寫便 牽涉到夷夏之辨的正統性爭奪議題。同樣地，夷夏之間的區隔與爭議，在不同的 時代各有其運用與操作的手段。於此，筆者則是想藉由《文誌》史論散文中呈現 的夷夏觀念，來探究其間所反應的時代意義，以及時人所欲傳達的幽微寓意。以

〈謝玄淝水之戰論〉為例，時人在論述淝水之戰時，多將此役訴諸於胡、漢族群 的對立關係。例如劉文達先以種族的觀念，說明淝水之戰的特殊意義：

雖有仁聖英武，本悲天憫人之念，欲出蒼生於水火，不得不藉干戈，以為 撥亂之具。然以種族觀之，類皆殘殺同胞，自傷元氣，其戰私也、對內也。

其勝敗只係一人之功名，或一家一姓之得失已耳。欲求其為民族戰爭，堂 堂正正，戰合於義，不貽同室操戈之譏者，惟是役足以當之。夫肥水之戰，

其勝敗只係一人之功名，或一家一姓之得失已耳。欲求其為民族戰爭，堂 堂正正，戰合於義，不貽同室操戈之譏者，惟是役足以當之。夫肥水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