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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法律的基本特性是會以概括語詞來盡可能涵蓋所欲規範的現象，而行政國家 與專家政治也倚賴概括語詞和授權而實現。因此，對概括語詞、不明確法律文義 的解釋就是法律實踐所固有的一個基本因素，或一個時常出現的需求與法律實踐。
在這個意義下，能否對不明確法律文義進行「適當」的解釋就至關重要。美國在 過去 30 年間，因為一些機緣，使法律解釋的學說熱烈發展。古老的問題被再次 提起，並在行政國家的框架下被賦予更多血肉。如果法律解釋是法律本身說出自 己—也就是法律實踐—的必要成分，那麼參與這場制定法解釋論爭，或說，法律 解釋文藝復興的法律人是否更有機會接近對古老的問題「法律的本質、法律的目 的、法律的意義」的深入理解？且保持它與現實生活和脈絡的緊密聯繫以及法學 的後續良性發展？
我不是那些參與上述復興的學者或法官，但或許我可以提供一個非常粗淺的 背景知識給有潛力繼續參與研究古老的法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永恆的法律問 題—的研究者們，讓她們能夠更快地掌握美國制定法解釋論證的背景，在有機會 時投入對它們的研究，並分享給國內的法學社群。這是本論文的出發點，我的寫 作「原意」。
為了描繪美國制定法解釋論爭的現象和本質，本論文將核心問題設定為，當 法律的文義在解釋適用上有疑義—如過於模糊、概括、具歧義、導致荒謬結果、
與相關條文產生矛盾—時，應透過什麼方式釐清、限縮，甚至推翻文義？為了實 現提供背景知識的目標，我先討論國內二個極具爭議的解釋不明確文義的案例，
以突顯法律解釋所牽涉的要素和問題。前者引發了卡債兒風暴，後者引發了抗議 法官的白玫瑰運動。
我一方面說明立法史能提供文義解釋線索，也就是立法史資料有助於釐清、
限縮概括文義，另方面也說明立法史資料的缺陷的存在會導致看似最適當的解釋 難以被證成。我由這二個例子指出，文義與立法史都是解釋不明確法律文義的資 源，但不論分別使用或混和使用，都會有一些對解釋的立論影響很大的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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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她們的深入探討有其必要。我也由此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指出判決 發展史和概念發展史（或學說、理論發展史）的分析有助於呈現、釐清，甚至批 判理解立法目的主義、文本主義、本文核心問題。
在第二章，我說明 1980 年代前期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解釋不明確法律文義 的主流方式為非強硬版本的，或柔性的立法目的主義；並且說明下級聯邦巡迴法 院和學術界如何批評立法史資料的可信賴性；接著我說明，1986 年加入聯邦最 高法院的 Scalia 大法官如何在前述批評的基礎上加入嚴格權力分立的命題，構作 出他的剛性文本主義，並驅使聯邦最高法院持續減少對立法目的主義的使用。
在第三章，我進一步探討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的特點與關聯。我的做法 是加入美國行政法最常在聯邦法院被援引的案例 Chevron，並以此指出 1980 年 代末期，聯邦最高法院同意審理的 Chevron cases 開始增多時，立法目的主義與 文本主義是如何地互動，又呈現出什麼特點。我根據 Scalia 的主張和幾個會期的 統計資料指出，在 Chevron 先例與國家基本政策要求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通 力合作的前提下，剛性文本主義所導致的判決發展是，她本質上無法與其他解釋 方法合作，且限縮了國會對行政機關的廣泛授權。
在第四章，我對以上分析的結果提出批判。首先我說明，文本主義對立法目 的主義的批評非常具有啟發性，她使得法院以經過選擇的立法史資料構作特定結 論的可能性受到抑制，並指出了文義的理解對實現法律目的的關鍵重要性。然而，
我也批評，以立法史考察容易被濫用、文義具有根本重要性為前提，無法推導出 立法史考察不能被使用的結論。而強硬文義解釋所預設的種種前提，都被證明並 未實現，且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其次我說明，立法目的主義的法院是國會忠實 代理人的預設雖然不當，但不當之處在於，若她被認為具有用以演繹結論的定理
（axiom）的地位，則無異於開放出更多法院按自身偏好找出立法史證據的空間，
也弱化了法院與國會互補、相互制衡的功能。然而，剛性文本主義對忠實代理人 原則的排除，卻使嚴格權力分立原則成為另一種藉以演繹出結論的定理，它排除 所有立法史資料的考察、放大化文本主義在一般意義、文法規則、體系結構、解 釋基本原則中根據自身偏好構作出符合自身偏好的論證的空間。這個發展使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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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主義成為曾被自己批評的對象。猶有甚者，嚴格的權力分立還使國會以至國 家所認可的基本政策被抑制，這樣的法院有凌駕於其他國家機關之上，成為太上 國家機關的嫌疑。
最後我說明，不論是強硬立法目的主義或剛性文本主義，都預設了「基礎主 義」（foundationalism）。基礎主義可以追溯到哲學家笛卡爾，笛卡爾以確定性為 知識的基礎，任何不具有確定性的知識，都不是知識。依此，能夠以定理演繹出 結論的知識，才是我們需要的。這種受自然科學方法影響的基礎主義思考方式持 續影響著人文社會科學與法學，美國新政時期前的聯邦最高法院就是基礎主義的 代表之一。我舉了二個例子來說明基礎主義法學，首先是哲學家柏拉圖對法律與 政治基礎主義的批判，其次是新政時期前的 Holmes 大法官與聯邦最高法院同儕 間的基礎主義與反基礎主義之爭。
我繼而指出，我們必須要小心看待剛性版本的立法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因 為當她們成為法律推論的主流時，會使我們誤解了法律以至法律解釋的獨特性格，
也會使法律統治原則、國家機關間的相互制衡與補充、法院在一般性事務上的謹 慎思量等特性一併被侵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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