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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多層次分析

第三節 促進型建言行為之多層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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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中介效果,依據 M3 的截距為結果模型統計結果(如表 5-2)所示,模型同時 加入僕人式領導、個人-主管適配性後,僕人式領導對員工建言行為呈現正向顯 著影響(γ=0.244, p=0.035),故 H2 成立。

相對於未加入個人-主管適配性的 M6 分析結果(如表 5-3),僕人式領導對員 工建言行為仍為正向顯著影響,但解釋力已大幅減弱(γ=0.575→ 0.244),此結果 表示個人-主管適配性對僕人式領導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關係,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表示僕人式領導會直接影響員工建言行為,也會經由個人-主管適配性來間 接影響之。因此,研究假設 5:「個人-主管適配性對僕人式領導與建言行為具有 中介效果」成立。

第三節 促進型建言行為之多層次分析

為更深入瞭解僕人式領導對員工建言行為之影響,本研究進一步將依變項區 分為促進型建言行為、抑制型建言行為,並探討僕人式領導、個人-主管性別配 對、繁文縟節感知、科層化權威對不同類型建言行為之影響。本節聚焦於「促進 型建言行為」,採用空模型、隨機迴歸係數模型、截距為結果模型、截距與斜率 為結果模型等模型,依序探討各變項間的直接效果、調節效果與中介效果,並藉 以檢驗相關研究假設。

壹、直接效果之多層次分析

有關促進型建言行為直接效果之多層次分析,依據 M10 統計結果(如表 5-4) 所示,M10 加入個體層次變項後,Level-1 變項可解釋公務員促進型建言行為 23.27%的組內差異、43.88%的組間差異,此模型偏離值(1254.01)小於空模型 M9 偏離值(1453.67),表示模型具有良好適配度。申言之,在 H3-1a 研究假設驗證 中,公務員的繁文縟節感知對促進型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效果(γ=0.1, p=0.011)。而在 H5-2a 驗證中,個人-主管適配性對促進型建言行為呈現正向顯著

影響(γ=0.382, p<0.001),為檢視前述兩項因果關係是否存在虛假效果,需進一 步透過 M11 來加以檢定。

M11 納入個體層和組織層變項,組內與組間 R2均有所提升,亦即公務員的 促進型建言行為在個人間的 R2提升到 24.94%,組織間 R2亦增加到 58.21%,此 模型偏離值(1241.01)小於空模型 M9 偏離值(1453.67),此模型具有良好的適配 度。然而,在研究假設驗證中,其一,模型加入 Level-2 變項後,繁文縟節感知 對促進型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效果(γ=0.103, p=0.009),個人-主管適配性 對促進型建言行為亦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γ=0.366, p<0.001),表示上述兩項因果 關係並無存在虛假效果,可證明繁文縟節感知、個人-主管適配性對促進型建言 行為的正向影響效果確實存在。由於前述繁文縟節感知直接效果方向與研究假設 不符,因此,H3a:「繁文縟節感知對促進型建言行為有負向顯著影響」不成立,

而 H5-2a:「個人-主管適配性對促進型建言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其二,在 Level-2 自變項對 Level-1 依變項的多層次直接影響效果中,僕人 式領導對促進型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γ=0.256, p=0.031),表示當主管僕 人式領導程度越高,則員工的促進型建言行為程度也會越高,故 H2a:「主管僕 人式領導對促進型建言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再者,科層化權威(γ=0.119, p=0.366)對促進型建言行為的直接影響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故 H4-1a:「科層化 權威對促進型建言行為有負向顯著影響」不成立。

表 5-4:在組織脈絡下促進型建言行為之多層次分析

依變項= 促進型建言行為

(M9) (M10) (M11) (M12) (M13) (M14) 固定效果─標準化係數-(標準誤)

Level-1

截距 3.32***

Level-2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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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p<0.001。

其三,進一步檢視各類型僕人式領導、繁文縟節感知對促進型建言行為之影 響(參見附錄七)。有關 M25 之統計結果所示,在各類型僕人式領導一節,賦權 型(γ=0.103, p=0.737)、課責型(γ=0.038, p=0.845)、支持型(γ=0.037, p=0.888)、

謙 虛 型 (γ=0.437, p=0.202) 、 真 誠 型 (γ=-0.026, p=0.912) 、 勇 氣 型 (γ=-0.289, p=0.066)、服伺型(γ=-0.007, p=0.971)僕人式領導對促進型建言行為的直接效果 均未達顯著水準。

在各類型繁文縟節感知一節,人事型(γ= 0.064, p=0.036)、預算型(γ= 0.083, p=0.016)繁文縟節均會正向顯著影響促進型建言行為,亦即公務員對人事法規、

預算法規繁文縟節程度感受越強烈時,就會越增進其提出改善繁文縟節之建言意 願或行動。然而,採購型繁文縟節(γ= -0.87, p=0.005)負向顯著影響促進型建言 行為,表示公務員感受到採購業務法規的繁文縟節程度越高時,則其促進型建言 行為程度越低。另一方面,溝通型(γ= -0.061, p=0.028)繁文縟節對促進型建言行 為的直接影響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

貳、調節效果分析

一、組織層調節效果分析

本研究組織層調節效果分析,主要是探討個人-主管性別配對,在僕人式領 導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係中的調節效果。故本研究須進一步驗證 H1-2a:「相較 於其他性別配對,在女性主管領導女性部屬之性別配對中,主管僕人式領導對促 進型建言行為之影響效果較強」之研究假設。

依據 M13 統計結果(如表 5-4)所示,此模型偏離值(1240.95)大幅低於空模 型 M9 偏離值(1453.67),具有良好的模型適配度。然而,個人-主管性別配對在 僕人式領導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係中,不具有顯著調節效果(γ=-.049, p=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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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個人-主管性別配對不會干擾僕人式領導、促進型建言行為之因果關係,故 H1-2a 不成立。

二、跨層次調節效果分析

本研究跨層次調節效果分析,主要是探討「僕人式領導」、「科層化權威」在 繁文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係中的跨層次調節效果,須檢定研究假設 H3-1a、H4a。依據 M14 統計結果(如表 5-4)所示,偏離值(1236.93)小於空模型 M9 偏離值(1453.67),表示模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一) 僕人式領導之跨層次調節效果

針對 H3-1a 之檢定,僕人式領導對繁文縟節感知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關係(γ

=0.125 p=0.584),不具有顯著之跨層次調節作用,表示僕人式領導不會干擾繁文 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之關係,故 H3-1a:「僕人式領導對繁文縟節感知與 促進型建言行為之關係,具有正向調節效果」不成立。此外,針對各類型繁文縟 節感知而論(參見附錄七),依據 M26 統計結果,僕人式領導對人事型(γ=-0.092, p=0.592)、採購型(γ=-0.019, p=0.91)、預算型(γ=0.129, p=0.514)、溝通型(γ

=0.118, p=0.517)繁文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係之跨層次調節效果,均未達 顯著水準。

(二) 科層化權威之跨層次調節效果

針對 H4a 之檢定,科層化權威對繁文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之跨層次 調節效果,未達顯著水準(γ=-0.348, p=0.195)。此研究結果呈現科層化權威在公 務員的繁文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係中,不具有顯著調節作用。故 H4a:

「科層化權威對繁文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之關係,具有負向調節效果」不 成立。

另針對各類型繁文縟節感知而論(參見附錄七),依據 M26 統計結果,科層 化權威對人事型(γ=-0.404, p=0.055)、採購型(γ=-0.225, p=0.258)、預算型(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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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0, p=0.334)、溝通型(γ=0.103, p=0.614)繁文縟節感知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 係之跨層次調節效果,亦未達顯著水準。

參、多層次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多層次中介效果採 3M 法進行檢定,有關個人-主管適配性在僕人式 領導與促進型建言行為關係中的多層次中介效果,須驗證自變項到依變項 (X→Y)、自變項到中介變項(X→M)、中介變項到依變項(M→Y)、自變項與中介 變項到依變項(XM→Y)之關係,可分別依 M12、M8、M11 進行研究假設 H2a、

H5-1、H5-2a、H5a 的檢驗。

首先,在自變項到依變項(X→Y)關係中,依據 M12 的分析結果(如表 5-4) 所示,在不納入中介變項個人-主管適配性之模型中,僕人式領導對促進型建言 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γ=0.633 p<0.001),表示當主管展現越高度僕人式領導 作為時,員工就越願意提出建言,故 H2a:「主管僕人式領導對促進型建言行為 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其次,自變項到中介變項(X→M)之關係,依據 M8 的分析結果(如表 5-3)所 示,僕人式領導對個人-主管適配性具有正向顯著影響(γ=1.032, p<0.001),故 H5-1:「僕人式領導對個人-主管適配性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其三,在中介變項到依變項(M→Y)關係中,依據前述直接效果檢定(M10、

M11,如表 5-4)結果,個人-主管適配性對促進型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γ=0.366 p<0.001),該因果關係非屬虛假效果,故研究假設 H5-2a:「個人-主管 適配性對促進型建言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其四,在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到依變項(XM→Y)關係中,由於上述「自變項到 依變項」、「自變項到中介變項」,以及「中介變項到依變項」等 3 段因果關係均 呈現正向顯著。為進一步檢驗個人-主管適配性對僕人式領導、促進型建言行為 關係之多層次中介效果,在模型同時納入僕人式領導、個人-主管適配性等變項 後,依據 M11 統計結果(如表 5-4)所示,儘管僕人式領導對促進型建言行為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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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顯著影響(γ=0.256, p=0.031),相較於 M12 分析結果,僕人式領導對促進型 建言行為的直接影響效果之解釋力大幅降低(γ=0.633→ 0.256),表示個人-主管 適配性對僕人式領導與促進型建言行為之關係,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

綜合上述中介模型之分析結果,H5a:「個人-主管適配性對僕人式領導與促進型 建言行為具有中介效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