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權觀點

觸法少年至成年後重回社會的歷程中，能從發展的領域裡獲得最適經驗，即 意謂著個人已能展現其生活掌握的自主性。回顧觸法少年的早期生活，他們可能 經驗來自原生家庭、觸法事件、司法處遇等過程中的一些負向感受，使他們感到 無力、焦慮、困惑等狀態，無法引起其改變之動力（簡美華，2014）。然而，透 過在社會上發展並獲得最適經驗，能促進他們將自身從弱勢的現狀中拉拔起來，

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達到自我的充權（empowerment）。因此，本節首先討論充 權相關內涵，並以充權觀點來探討觸法少年於出社會之際的充權實務之運用。

壹、充權的意涵

所謂「充權」，即打破「消權」的狀態，重新掌握生活中的「權力」；這種權 力涉及個人對自我價值的評價、個人對其生活之因應能力，大至個人於公共決策 等鉅視層面的影響力等（Parsons et al., 1998）。充權的觀點可追溯至 1976 年，學 者 Solomon 看見當代美國黑人受壓迫的處境後所提出之概念；她強調充權為一 種社會工作方法，主要針對社會上缺乏權力、處於受壓迫、歧視之處境，且缺乏 足夠資源與能力去改變自身地位者，協助其改變消權狀態，使其能重新掌握權力，

改變自身不利社會位置的過程（Sadan, 2004；趙維生，2003）。經過多年發展之 下，現今的充權觀點被大量運用於不同領域之社會工作專業中，尤其常與優勢觀 點結合，強調發掘個人至其生態網絡中之優勢與資源，協助個人提升自我價值及 獨立自主，進而能運用知識、資源與行動策略爭取集體性的權力平衡（林萬億，

2013）。

充權的面向有個人與集體層面。集體性的充權主要傾向於追求組織與社會層 面的權力正義，強調集體對話、意識覺醒等政治性的組織行動；而個人層面的充 權則聚焦於消權者本身，主要是協助個人扭轉對問題自我歸咎、逆來順受及生活 無權感的意識，鼓勵個人參與促進改變的行動、學習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技巧，以 提升自我掌握能力及自我控制感（王增勇、陳淑芳，2006；洪雪蓮、馮國堅，2003；

黃子慧，2009）。以觸法少年成年後重回社會之經驗歷程來看，他們可能遭遇來 自原生環境、社會生活中等事件或壓力所衝擊；然其出社會之際，他們選擇相信 自己、願意將時間與精力「投資」在自己身上，藉由參與、發展基礎的社會活動 起，自行摸索、闖蕩，克服各種困難，漸漸獲得穩定的生活，最後終能改變自身 的處境。因此，他們扭轉過去消權處境的過程，如此自我主體性的展現，實為一 個人充權的表現。

在充權實務領域的個人層面中，主要聚焦於個人心理狀態如自我效能、自我

價值信念、自我控制感等，以及個人發展問題解決技巧與知識、獲取資源滿足自 身需求之能力（Pilisuk et al., 1996；何思函，2009；簡美華，2014）。文獻指出，

個人充權可再細分成內部（internal）與外部（external）的歷程。個人內部歷程著 重於自身信念與意識，聚焦個人內在優勢，相信自己有能力作決定並能解決問題，

亦稱為心理充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而外部層面則說明個人能發揮及 運用自身能力、知識與資源，實際參與、執行實務領域中會影響自身生活的決定，

因而又稱作政治充權（political empowerment）（Parsons, 1988；Sadan, 2004）。個 人內在充權的發展，關乎著如何產生「自覺」（self-awareness）意識開始，亦即促 進自身改變的意願及能力的培養，提升自己的生活權能感（林萬億，2013）。而 觸法少年成年後要融入社會，勢必得透過「參與」來改變自己的現狀，倘若能夠 於社會上穩定發展，意味著於個人已能運用自身的優勢、能力、支持系統等方式 在參與社會，並從中體認到了組織人群、辨識資源以及發展策略以達到目標的經 驗，猶如體現了外在充權的內涵（Zimmerman & Rappaport, 1988）。因此，個人 的內外在充權可說是相輔相成，當自己能夠有「自覺」時，便能夠生成改變的動 力與相信自己的信念；再者，將這些理想與信念負諸行動來達成外在充權，如此 一來，亦能藉此經驗更加地獲得心理充權，誠如Fredrickson 的擴展與建立理論所 描述的長久性正向資源，能夠無限地延伸與發展。

貳、觸法少年重回社會之發展與充權

一、觸法少年回歸社會前的處境

觸法少年於過去成長歷程中可能經歷資源的缺乏、成長環境的不安穩、課業 表現不佳、邊緣化的感受等負向經驗，即便經過司法處遇介入後，其原生生活環 境的挑戰與難題，皆可能使他們於出社會前便處於不利的消權地位。個人之所以 會身陷於缺乏權能的消權狀態，係因經歷受挫經驗時，除了缺乏足夠資源、知識

與技巧去解決問題外，亦因挫折而將問題歸因於自身並內化之，進而產生挫敗感 與無力感（Cox & Parsons, 1994；王育瑜，2004；趙雨龍，2003）。

綜覽社會上存在的壓力源，舉凡少年觸法身分的「標籤化」現象，抑或是少 年身處結構環境的負向因子，皆可能削弱他們對生活的自控意識，陷入無助與消 權的處境。就社區標籤化之議題來看，我國採取司法轉向制度，盡可能避免社會 賦予罪犯的標籤加諸於少年身上，但社會對於觸法少年本身「身分」的標籤，亦 可能使其難以融入社會（石承旻，2010；郭靜晃、曾華源，2000；趙雍生，1997）。 除此之外，陳珮青（2014）談到成年、結案後的少年指出，因服務資源挹注的終 止、但依然存在於原生環境與家庭中的問題仍未被解決，同時，成年後亦有其他 種種獨立生活的議題皆需面對，這些無論是來自於個人網絡或社會層面的衝擊，

皆可能造成他們持續性地處於相對弱勢、消權之狀態，削弱其改變的動力。許雅 雯（2013）整理過去的文獻亦指出，有些青少年在未升學未就業、資源不足的情 況下，仍無法去適應、融入社會；有些則因家庭功能不彰，家庭仍無法提供少年 一個支持的環境。高麗鈞（2012）也提到面臨需要自立情境的少年，可能會遭遇 到許多生活實質的挑戰與難題，包含經濟、居住、就業、就學、職能、醫療健保、

情緒支持等。

二、協助觸法少年回歸社會的充權運用

基於前段所描述觸法少年回歸社會前的狀態，充權的方法即是要積極協助他 們發展個人優勢，以能夠打破種種不利的因素，發展人無限的價值與潛能。充權 的核心價值在於「給予權力」，樂見個人得以發展出可滿足自身需求、積極改變 現狀，並能合理地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力（陳康怡、盧鐵榮，2010）。以社會工作 領域來看，充權不斷提倡著，相信個人能運用自身的優勢與潛能去解決自身的問 題，能堅定地為生活作出選擇與決定，從而喚醒個人的權力意識感（Cowger，

1994）。因此，在充權的實務運用上，社會工作者即扮演著當事人身旁重要的充

權角色，協助觸法少年至其成年之際，能嘗試突破弱勢處境。

無論在過去成長背景、司法處遇歷程，甚至面臨出社會的生涯抉擇時，社會 工作者致力於讓觸法少年至其成年後，能夠降低外在不利因素的衝擊與影響，提 升多一些的權力感與自我掌握感。深入來看，觸法少年至成年後重回社會時，首 要面對的即為自立生活的議題。自立生活並非單打獨鬥，而是指能夠身心獨立、

達到自給自足的狀態，並能夠與社會環境交互依存，與他人建立正向的連結、理 解並善用豐富的社會資源，以達到有品質的自立與自主（胡中宜，2013）。因此，

社會工作者能發揮的功能，便在於協助少年減少獨立生活可能遭遇的疑慮與挫折；

當他們挫折感得以降低、疑難有了溝通之道、生活有了指引與方向時，便能提升 對生活的掌控度，而不致使生活陷入徬徨、挫敗、無力感等消權處境。

實務上，社會工作者在服務輸送系統中具舉足輕重的位置。衛福部（2013）

在「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及自立生活服務作業規定」中已明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交付於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之少年，在 其結束、停止或免除保護處分者，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年。另以內政部兒童局 為例，其將自立生活方案界定為 20 歲以下，此類經評估預期無法返家、有自立 生活需求之少年，在離開機構前會接受一年自立生活之訓練，並安排後續自立生 活之相關協助；在獨立生活後，機構之社會工作者即需連結社會福利資源及社會 資源網絡，以協助少年生活適應、就業輔導、連結就業就學機會、相關生活補助 等，並定期追蹤少年生活狀況，包含其居住處所、學校或職場等，評估少年使用 方案之情形與適切性（陳毓文，2011）。除此之外，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所實施之

「少年 on light 計畫」，亦針對對生涯感到迷惘的青少年，予以其兩百小時的職涯 探索、體驗教育和就業力培訓等課程，更有一百八十小時的實際工作體驗（林明 玲，2016）。總歸而論，實務上亦有諸多單位之社會工作者正協助宣導、推行諸 如此類的計畫，盼能幫助更多相同境遇之青少年，擁有多元的生涯道路可前進。

研究者過去實習時，亦從機構督導方瞭解到，在實務工作上，即便機構所服

務之青少年已屆成年、面臨出社會生活的階段，但社工仍會予以告知、提醒，或 連結就業、就學之相關訊息予甫要自立的少年，並鼓勵少年、給與其打氣與正增 強，讓觸法少年能於結束司法處遇之際，擁有對邁向社會之後續生活的規劃、參 考與指引，使其不致於陷入無助、徬徨或無所事事。

務之青少年已屆成年、面臨出社會生活的階段，但社工仍會予以告知、提醒，或 連結就業、就學之相關訊息予甫要自立的少年，並鼓勵少年、給與其打氣與正增 強，讓觸法少年能於結束司法處遇之際，擁有對邁向社會之後續生活的規劃、參 考與指引，使其不致於陷入無助、徬徨或無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