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法少年與少年司法處遇

壹、青少年觸法之因素

青少年觸犯法律之因，其所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以個人心因性層面來看，

潛意識觀點認為個人年幼時性心理階段需求未獲滿足、超我功能發展不良等，以 致道德觀念薄弱；人格觀點認為早期的不良經驗會誘發社會病態型（Sociopaths）

或心理病態型（Psychopaths）人格，以致從事偏差、觸法等行為；自我控制觀點 認為從事偏差、觸法行為係因低自我控制者具備衝動、漠視、不善思考、喜用力 量行事、目光短視、追求刺激與冒險、不善語言協調等特質所引起；而綜合性的 神經損傷觀點，則說明生理上神經的傷害，加上不良社會環境因素的刺激致使個 人併發出偏差、觸法行為（陳暢偉，2008；張景然，2001；蔡德輝、楊士隆，2003）。 然而，社會工作領域強調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因此青少年及其身處之生活圈中 常接觸之家庭、學校、同儕團體，甚至擴及社會層面的因素，皆納入該領域所關 注的範圍。從社會學觀點即可瞭解到，青少年成長歷程中存在一些可能使其違背 社會價值與規範的因素，常見之論點諸如：

一、社會控制理論觀點

社會控制理論認為青少年與父母、家庭、學校、同儕等依附關係，是為一種

「社會鍵」；此種連結的內涵在於，當青少年與生活圈中的這類組織、團體保持 親密的關係、其社會鍵較強時，較不易使其行為走向偏差或觸法（張景然，2001）。 換言之，社會鍵對於社會組織、團體與個人價值觀之間具關鍵性的維繫力量，因 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與社會上存在的各式組織、團體有所互動，當個人與 此類團體諸如家庭、學校、同儕等具有正向之關係連結時，方能促進個人內化正 向的社會價值觀與自我概念等，進而能產生較強的社會鍵，即便不需要太多規範 加以約束，個人也不會輕易從事觸法行為（羅玉珠，2011）。

二、社會學習理論觀點

在青少年的生活圈中，學校所產生的影響力亦不容小覷。青少年除了自幼時 接受家庭環境的薰陶外，在其就學時，亦會透過與同儕頻繁的交流之下，學習、

累積偏差的行為與想法（楊士儀，2006）。青少年階段在人的發展歷程中，本就 重視同儕關係與團體歸屬感；而學校這個場所，除了提供知識教學及校園規範的 教化外，亦為一提供各式各樣同儕互動、交流之媒介。社會學習理論即指出，青 少年與自己的親密團體成員會互相學習彼此行為、價值觀與想法，尤其若與經常 從事偏差、違法行為與思想之同儕過從甚密，也可能透過學習而與之同化，而形 成一個次文化團體（周愫嫻，2004；蔣東霖，2003；盧名瑩，2010；盧鐵榮、蔡 紹基、蘇頌興，2005）。再者，升學體制下過度重視升學、成績的氛圍，使學業 成績不佳的青少年被排除在外，倘若又因學業表現不良而與老師或同儕關係不佳，

如此一來更會降低青少年與學校的依附關係；以社會控制的角度來看，這也提高 了青少年接觸次文化團體、從事偏差觸法行為的機會。

三、社會結構層面之相關觀點

在結構層面上，青少年的居住與文化層面亦受到關注。文化偏差理論點出了 貧窮、弱勢社區裡整體經濟環境不佳、資源不足、犯罪、次文化橫行等議題；這 些結構面的不利因素，對青少年從事偏差、觸法行為確實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力，係因身處在此結構體係下的青少年，遵循該文化體系之的價值在生活，這些 價值體系諸如惹事生非（trouble）、機靈（smartness）、態度強悍（toughness）、追 求自主（autonomy）、尋求刺激感（excitement）等，只不過如此價值觀係是不為 中產階級社會所接受（林國楨、劉秀嫚，2013；蔡德輝、楊士隆，2003）。另外，

因社會快速變遷，社會價值觀也逐漸趨於物質取向、譁眾取寵的風氣，大眾傳媒 為收視、廣告需求而以誇大、聳動的方式呈現其內容，不良書籍與影片垂手可得，

社會上充斥著拜金、功利主義，以及過度重視物質享受的氛圍…漸漸地，社會價 值觀所孕育的「成功」，在媒體的擴散效應下，使人們物質欲望愈來愈強，人人 都想成為「成功者」，卻並非人人都有足夠能力及資源到達那樣的地位；如此一 來，社會規範與制度的混亂及扭曲，亦使青少年愈加產生迷亂的狀態（盧鐵榮、

蔡紹基、蘇頌興，2005）。另於休閒娛樂方面，升學主義的壓力及排除效果下，

有些青少年只能從其他方面去獲取精神慰藉及情緒發洩，因而流連於網咖、電玩 店等出入份子複雜的地方，這樣的結果除可能影響少年尚未成熟的價值觀外，更 易與觸法事件、違禁品等有所接觸，相對提高青少年從事偏差、觸法行為的風險 性（趙雍生，1997）。

綜觀青少年於家庭、學校、同儕甚至社會層面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因素恐致 其社會化路途偏離正軌、因不適應社會而從事偏差觸法行為。不過，青少年畢竟 身心還未成熟，未來的路途還很長遠；因此，我國目前青少年司法處遇之模式秉 持「保護主義」原則，盼其在接受適當保護處分，並透過司法體系及社政單位共

同監督與輔導下，最終能夠回歸社會健全發展，重新展開一段新的旅程。有關我 國少年司法處遇系統，將於下一項進行詳細討論。

貳、我國少年司法處遇系統

一、少年司法處遇之理念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係以「保護少年」為前提，秉持著「以教養代替處罰，

保護代替管訓」之理念來處理少年事件；鑑此，根據我國少年法規之規定，觸犯 刑法或有觸法之虞之少年，應以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而不適用於一般的刑事案 件程序（陳慈幸、蔡孟凌，2009）。

回顧過去少年觸法事件的處遇模式可知，至民國 86 年以前，少年觸法事件 主要由早期「以罰代教」演變到後來「教罰並重」的理念；然而，近年來，為因 應社會快速變遷所帶來的社會需求，遂於立院逐步推動之下，終於民國 86 年通 過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草案，才正式確立了青少年「保護主義」之立法精神（郭 靜晃、曾華源，2000）。而此次修法之特點在於加入「轉向」（diversion）制度於 司法體系內，是為落實「復健取代懲罰」之社區處遇模式，即透過連結司法體制 與社會福利、教育資源等，將非行情況輕微、家庭功能不彰的少年轉向給社政單 位輔導、監督，提供青少年改過自新、健全成長的機會；除此之外，轉向制度的 目的亦在盡量減少司法干預，避免青少年受標籤化的負面影響，以達到保護的效 果（石承旻，2010；李自強，2001）。

在考量到少年的人生才正要起步、未來還很漫長的前提下，期能給予機會重 新社會化，少年的矯正處遇模式因而受到關注。目前少年的矯正處遇類型大致分 為機構型處遇及社區型處遇。傳統的機構型處遇著重於監禁、隔離的方式，具嚇 阻、隔離與矯正等功能；但近年來由於刑罰觀念的轉變，機構型處遇已轉趨積極 矯正之方式，更加注重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的過程（蔡德輝、楊士隆，2000）。

至於社區處遇，不同於機構處遇的模式，係運用社區資源給予觸法少年再教育，

使其身心達到復健的目的，最終能重新社會化；此旨意是基於保護少年的立場，

強調「去機構化」，讓少年在一般社會環境中接受處遇，縮短觸法少年與社會間 的距離，避免日後受到司法負面標籤的影響（王順民、張瓊云，2004）。因而，

進行社區處遇之機構通常會與社區比鄰而居，盡可能地結合當地的社區資源提供 支持、留置（detention）、服務輸送等符合觸法少年需求之各項服務（李自強，

2001）。縱然如此，機構與社區型處遇仍有受到批評之處，如機構型處遇尤爭議 之部分即其含有監禁性質，易對少年產生標籤化影響，可能使青少年日後更加難 以重新社會化。社區處遇同樣有其不足，像是處遇的活動效益可能僅為暫時，較 無法具有連續性；再者，若少年缺乏參與動機、方案經費不足，或方案內容仍具 有某種程度之隔離時，亦可能使社區處遇的成效較難以展現出來（王順民、張瓊 云，2004）。

不過，依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社區處遇模式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在少年 身心尚未發展成熟的前提之下，少年司法系統重視少年保護主義，秉持「轉向制 度」及「去機構化」概念的運作下，已為少年處遇的司法趨勢（李自強，2001）； 此外，現行機構型處遇已也開始轉型，注重少年再社會化的積極矯正。無論如何，

縱然少年保護制度仍有許多調整空間，但在少年「保護主義」精神的運作之下，

現行的司法體制與合作之相關社政單位共同的努力，對於少年重新回歸社會仍具 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二、少年司法處遇系統

圖 2-1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之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引自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2015）並重新自繪

少年事件處理法不同於一般刑法的特性在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由少年法院、

少年法庭審理，非一般刑事法庭，且審理模式以協商式審理為主，重視少年調查 官的審前調查，最後透過少年法院（庭）、少年法定代理人、輔佐人及少年本人 共同參與審理過程，討論出對少年最有利的處遇方式；同時，秉持宜教不宜罰的 宗旨，針對虞犯少年及犯行輕微者採用保護處分，並規定少年事件保密、審理不 公開、紀錄塗銷等以保護少年名譽，降低標籤化的影響（陳慈幸、蔡孟凌，2009）。 而在調查與審理階段中，少年法院是可以視少年的整體情況，將其責付給法

少年法庭審理，非一般刑事法庭，且審理模式以協商式審理為主，重視少年調查 官的審前調查，最後透過少年法院（庭）、少年法定代理人、輔佐人及少年本人 共同參與審理過程，討論出對少年最有利的處遇方式；同時，秉持宜教不宜罰的 宗旨，針對虞犯少年及犯行輕微者採用保護處分，並規定少年事件保密、審理不 公開、紀錄塗銷等以保護少年名譽，降低標籤化的影響（陳慈幸、蔡孟凌，2009）。 而在調查與審理階段中，少年法院是可以視少年的整體情況，將其責付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