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試入學方案倡導之背景

華德(L. F. Ward)提出社會導進論，主張「以教育力量促成社會進步」，

繼之涂爾幹(E. Durkheim)指出教育制度應為變遷的社會進行選才，自此，為求 全面提昇國民素質，促進經濟發展，各國莫不致力於教育制度的建立，學校 制度成為世界性的文化制度。在臺灣社會裡，教育除了可作為提高職業、收 入的工具之外，其本身也代表著很重要的社會地位（黃毅志、陳怡靖，2005）。

正式教育機構及國家控制教育選才，選拔人才因科層體制的建立及普遍化，

使得考試制度更受重視（林清江，1981）。

長期以來考試引導教學（黃政傑，2000），辦教育與辦升學劃上等號（張 芳全，2000），升學制度中入學管道之改革一向被視為消滅升學主義、導引 教學正常化、紓緩升學壓力的最佳途徑，然而，問題關鍵是否在於升學管道 或考試制度的不健全仍有待確認。

升學問題是否和升學主義有關？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陷於技術面調整

（陳伯璋，1988b；陳國偉，2002）？是理念宣導不足？還是教育的改革措施 需要進一步的落實、修正、檢討與評估（周祝瑛，2009）？謝建全（1991）

指出「制度或政策的制定應考慮到環境之所有即成的條件因素，包括個人、

團體、整個機構及社會文化與國家發展情形。」以下將藉著教育發展階段之 歷史回顧，探究台灣升學制度發展之脈絡及其現象，釐清當前升學制度關鍵 問題之所在，有助於預測免試入學方案對政策目標能否達成。

壹、 六年國民義務教育（1947~1968）

1945年台灣光復，1947年憲法公布，規定人民有權利與義務接受六年國 民義務教育，根據監察院於2004年《暢通升學管道之成效與檢討》之調查報

告：

台灣光復之後，國民小學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初級中學未能配合擴充，

造成初中入學考試的激烈競爭，強調升學導向的惡性補習，情形嚴重，

戕害學童身心健康。教育部於四十四年，訂「發展初級中學教育方案」，

提出「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的原則。...。而國小畢業生升學初中的 競爭與壓力，直到五十七年九月，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實施，才得紓緩。

此時，入學考試已構成升學壓力，補習業乃為升學主義下的產物。為此，

1962召開之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將「『延長國民義務教育』、青年升學與就 業、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學風、國民學校惡性補習」列為討論重點，教 育核心問題在解決入學機會，紓解升學壓力成為主政者對教育最關心的議題 之一。

貳、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試辦自學方案（1968~1995）

政府鑑於國人對教育的需求及提昇國力，於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隨著戒嚴的解除，台灣教育逐漸走向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教育 制度在政府的全面主導下，升學主義高漲、知識社會階層形成 、教學不正常、

青少年犯罪等問題隨之衍生，上述現象在教育及社會環境中互為因果，而此 階段試辦之「自學方案」則為入學制度帶來改革之契機。以下分述此階段教 育問題之源由。

一、高中入學機會不足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將升學壓力由國小向上至國中階段，國人學歷提昇而國

中畢業生大量成長，但因同時期高中職、五專入學機會之成長速度較慢，國 中畢業生升學機會不足，造成學生、教師、家長、學校仍有升學上的壓力（吳 京等，1997）。受教育年數是影響個人職業地位的重要變項，與未來社會地 位有密切關係，在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同時，升學壓力也向上擠壓至國 中（柯嚴賀，2003；黃政傑，2000；黃毅志、陳怡靖，2005）。

二、教學正常化受影響

就升學制度為害教育本質理想之發展而言，楊洲松（2000）指出臺灣教 育的三個主要問題：一、管理主義統制人的思想言行；二、升學主義造成五 育發展不均；三、粗廉主義影響教育品質。研究指出影響國中教學正常化的 原因，在於以非標準化測驗依考試分數高低決定學生選擇學校的先後順序的 入學方式（宋曜廷、周業太、吳佩璵、林秀珊、曾芬蘭，2010）。亦有學者 直言，擔任升學篩選任務的聯考是扭曲教育本質的大禍源（楊朝祥，2001）。

陳伯璋（1988a）就皮德斯(R. Peters)的教育規準分析聯考體制下之教育，

此時之教育因工具的不完善無法測得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不符「認知性」規 準；因內容過於一元而不符「價值性」，因學習為考試為家長，致使學習失 去內在動機，而不符「自願性」之規準。顯見以聯考篩選之升學制度對教育 目的之實踐具有扭曲及阻礙之作用。

三、知識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聯考之入學篩選機制造就知識社會階級。國中畢業生參加高級中學招生 入學考試，且考試成績必須達到志願就讀學校標準（監察院，2004）。此一篩 選機制反映當時的執政者以培育菁英、規劃人力、實施分流、講求投資報酬 的想法在辦教育（黃乃熒，2005）。人力在學校單位即行分等，並依照人力資

源規劃分配教育資源。陳伯璋（1988a）指出考試制度的分配作用存在著潛在

無產階級成為升學制度下的犠牲者，沒有能力增加自己應考的實力，其 存在以突顯他人特權，在升學市場中得到的宰制階級善於經營區別性以突出 自己的身份，正如Rist指出學生社經水準影響學習成就,而學校的互動過程導致 教育上的不公平又鏡照出社會階層的結構，造成社會階層複製而非社會階層 的流動（Ballantine & Spade,2000）。

以上分析可知，由於聯考制度成為主要的階層劃分工具，與社會階級成 為無法拆解的共犯結構，而政策制定者必須對升學制度所產生的潛在功能進 行探究(陳伯璋，1988a)，才能避免行平等之名，而行分類之實。

四、邊緣化青少年之犯罪問題

此階段之學校教育，偏重智育的情形造就社會亂象。各國中皆以明星學校 上榜率為學校辦學績效，明星高中成形激化了升學競爭及壓力而產生越區就 讀、城鄉學校差距等的問題。過大的升學壓力導致教育發展失衡，能力編班的 後果是上段班的學生被升學壓力所壓迫，後段班的學生因標籤作用而被邊緣 化，甚至自我放棄（陳伯璋，1988b；許護馨，2011）。在 80 年代，青少年犯 罪成為「放牛班」的代名詞（梁慧珠，1991）。惡性競爭的教育環境使得學業 後段的學生難以了解自我生命的價值。

青少年除了行為表現兩極化，在學習成就方面也呈現兩極化現象，呂俊甫

（1994）指出，1994 年一項國際比較性的科學學習成就調查研究顯示我國國民 中學三年級學生的科學平均成績高居十七個國家同年級學生中的第四位，而表 示個別差異的標準差則高居第一，個別差異為各國之首。

由以上分析可知，明星高中的存在激化了教育的偏態，對升學率的追逐間 接的形成了國中生的學力不均及行為問題。

五、自學方案對免試入學之啓示

教育部於1993年辦理「國民中學畢業生自願就學輔導方案」(簡稱「自願 就學方案」)，企圖導正教學不正常化之情形，認為只要取消聯考，國中畢業 生得以在校成績，免試登記分發進入高中就讀，即可減輕升學壓力。其篩選 具體作法是以五育取代智育為評量指標，以引導五育均衡發展，以班內為分 發常模，並以此為常態編班的公平性背書。

自學方案雖有其成績採計上公平性受人質疑之處，根據張芳全（2000）對 自學方案所進行的評估顯示，較之聯考所帶來的課業壓力、越區就讀、五育不 均、同儕惡性競爭、教學未正常化等缺點，以此方案取代聯考對於紓解升學壓 力有其實質效果，並建議應將此擴大規模辦理此一方案。黃淑馨（1992）針對 北市自學班學生的研究亦顯示出同樣的結論。

其它針對自學方案之研究皆極具啓發性，包括蓋洛普公司於1992年接受 台北市政府委託的調查指出，54%的教師認為自學方案不可能減輕課業壓力，

但是有69%的教師認為自學方案可以達到正常化教學目標（郭昭佑，1999）；

且有助於減少越區就讀進而平衡城鄉發展（蔡振麟、楊網良，1992）；楊仲 鏞於1993之調查結果也顯示半數以上的教育人員及家長皆同意自學方案能達 成平衡城鄉發展的目標（引自郭昭佑，1999），而由於自學方案大幅降低明 星高中的學生素質（郭昭佑，1999），對高中均質化將極具啓發性。

自學方案既能收教學正常化及區域平衡之功，卻在1996學年度幾乎停止 試辦，其成敗與政策宣導有極大相關。根據林文瑛等人在1992年的研究顯示，

即使經過擴大宣導，家長對方案的「意理」及「技術」仍十分模糊，對方案 雖表示認同，在選擇自學方案時的主要理由仍為升學考慮（王震武、林文瑛，

1994）。張芳全（2000）亦指出行政單位在方案宣導時偏向於細節說明，對 於整體方案的意涵未有正確的認識，導致此一方案的理念無法得到大衆的支 持，與所欲達成的目標亦產生極大出入。

綜合以上分析，高中聯考制度實施近三十年，所造成之升學競爭是教學 不正常之主因，高中職之入學機會不足造就了明星學校，升學制度造就了主 智文化及社會階級，學力兩極化引發青少年的身心適應及社會犯罪問題。而

「自願就學方案」實有成效，其失敗乃在於宣導不足及教師評量專業之欠缺。

諸多的教育亂象終於引發民間教改人士發動遊行，政府乃於1994年召開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主題為「推動多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質，開創美好教 育願景」，李總統並於教育會議當中指出，舒緩升學壓力是教育首要任務。

企圖以教育鬆綁諸多措施改善國內教育體質，引導教育正常化。

企圖以教育鬆綁諸多措施改善國內教育體質，引導教育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