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台籍國軍「認同」的形成與變遷
第三節 內戰局勢底定與滯留中國大陸「認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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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發生流血衝突，事件之後也逐漸轉變了島內台灣人的認同價值觀。台籍國軍在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全數調往中國參戰，因此並沒有經歷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透過實 際訪談得知，登上大陸沒有多久，便聽聞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但此消息隨即被封鎖 禁談以防生變，因此台籍國軍仍保留日本殖民統治台灣負面的印象，是如何欺壓台灣人 民與榨取資源，以及視台灣民眾為二等公民等許多不平等的對待。他們的觀念和一般台 灣民眾經歷二二八事件，而對外省人產生仇視心理，或因國民政府在台實施戒嚴，引發 一些人對日本統治時期的好感與懷念，兩種不同經歷使各自的認同大不相同。基本上，
台籍國軍對中國仍聯繫著緊密的民族主義的認同，有著相同的血緣、文化、歷史、言語、
與祖籍等因素，這樣的認同價值有許多人從未改變過，甚至有些因滯留中國大陸、受文 革影響、與政治迫害，使得前述原生因素的解釋而重新建構自我認同的價值觀。
第三節 內戰局勢底定與滯留中國大陸「認同」的選擇 一、 滯留中國大陸的生活－台籍族群邊界的解構與重組
高格孚對於二戰後的台灣人對於國家認同所產生的矛盾，引用張邦維所描述「台灣 現實社會存在著兩個國家」，一是想像的國家（失去大陸統治權的國家），另一個是悄悄 萌芽的國家（在台灣出生、成長的台灣人國家），兩股思潮在台灣國家認同價值上相互 影響。123透過高格孚的研究與描述卻也巧妙的呈現台灣複雜的社會狀況，其認同不具有 單一性，認同是可以多重、變動的多元性。而在雙重、多樣的認同之中，王甫昌統計跨 省籍通婚研究指出，外省人及其後代認同是台灣人的比例越來越高，越是年輕的世代越 是認同台灣，因此省籍區分族群認同似乎無絕對關係。124這份認同的轉移是在時間推移 下自然的產物，如同外省人在台灣社會存在兩種現象，一是單一族群的形成，另一種是
123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頁 14。
124 王甫昌，2001，〈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收錄於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主編，《社 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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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化／土著化。125反觀台籍國軍長時期滯留大陸，雖然來自台灣不同地區，有閩、粵、
原住民不同族群的區別，而形成單一「台灣籍」的族群，兩岸隔絕使得他們必須在當地 建立家庭與工作的社會形態；另一方面，在戰爭與政治鬥爭所面臨生死交關之際，而作 出理性的認同抉擇，再經由潛移默化之下漸漸被中國化／土著化，從而混淆了他們原本 的台灣獨特性。
台籍國軍的原住民更是如此，他們原本是強烈的部落認同，在大陸滯留時期，與原 住民間、原漢之間的邊界與藩籬在瓦解之後，重新連結將他們與新的社會關係凝聚起 來。如同王世宏所觀察到，現今社會在多元化的改變下，不同族群的遷移或通婚，加大 了人口成員的改變，導致了成員對認同的不確定性，但這種認同是可以建構發展出來 的，因此，排除「原生」的因素，以「情感」與相互的「利益」為基準，在「交互主觀」
（inter-subjectivism）下相互的尊重與瞭解，可逐漸產生共同的價值觀。126這種認同邊界 的解構與結構性的遺忘，使得這批台籍國軍需要重新組成或解釋內部成員的關係，以選 擇、重組過去，而強化現行的族群邊界以維護共同的利益。127
二、 台籍國軍的原罪－在感性與理性中牽引的「認同」
台籍國軍生長於台灣，因國軍徵召從軍而烙下國民黨的印記，卻在中國大陸遭受一 系列的政治運動，這樣的情況少則十年，多則長達三十年以上。在生命受到威脅與利益 有直接衝突時，則將具有相同血緣與文化的人群視為親近相屬的認同與情感，來強化兩 者之間的相似性與共源性。如同王明珂所提出的「血緣親親性」（lineage nepotism）與
「文化的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論點，因社會環境的改變會導致人群的生命安危 與利益關係受到衝突與抉擇時，將以集體記憶與結構性健忘重新建構認同的基礎，而逐 漸調整與凝聚族群內的共識。128
125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頁 68。
126 李世宏，2009，《從建構主義探討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建構認同：跨越族群的國家認同建構〉。頁 442-446。
127 王明珂，1994，〈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頁 250。
128 王明珂，1994，〈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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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改變也是可理解的。如同 William bloom 指出「認同」的形成出自於人類對獲得安 全感的基本需求，因此認同並非是情感的價值結果，而更是一種理性的價值過程。130顯130 William Bloom, 1990,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60-70
131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外省人的認同〉。頁 143。
132 郭銘森，2005，《異國婚姻對我國社會與國家認同衝擊之探討：以雲林縣台西鄉為例》。頁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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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時，他們會有所調適或做內部凝聚，重新形塑「中華」的認同情感。因此台籍國軍 滯留中國大陸所受長時間的政治運動，逼迫產生出一連串的動態變化，主動去建構或轉 化價值觀，而與祖國產生一個新「中華民族」的群體認同。
（三） 家庭認同與社會網絡
台籍國軍在參與內戰時平均未滿 20 歲，國共雙方在冷戰隔海對峙時期，兩岸一切 音訊斷絕無法交流，他們不得不在大陸娶妻、生子、工作與生活，透過在這塊土地發展 出新的人際關係強化且持續擴散。
通常民族群體的建立可以透過人為的方式創造出來，台籍國軍包含了原、漢不同族 群，而不同的文化特徵連結原，原本不易形成單一的認同，但是在戰爭與政治的作弄下，
他們終究凝聚出植根於地域的台灣認同，而在身處中國大陸的四十多年的中國大陸，為 了生活，他們也能接受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共同想像。也就是說，台籍國軍前後經過了 對台灣鄉土情成的地域認同、台灣回歸中國的政治認同、以及原、漢族群相同命運的集 體認同等，透過在實際在大陸的生活經驗，以及中共的政治運動與宣傳教育，原、漢更 容易消除內部的族群界線來自稱是「台灣人」，然這台灣人更是「中國人」，以主觀地陳 述民族本質上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s），這種由國家所創造、建構出的集體共識，
乃是建立在族群做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所建構出群體的共同想像意識。133
三、 小結
客觀的血緣關係、文化特徵、歷史記憶等，雖較容易發展出族群關係，而主觀的政 治環境與經歷特殊的歷史過程，也可建構出族群共同的價值觀。如同台籍國軍初落腳於 中國大陸並不會普通話（北京話），為了生活與工作，甚至在大陸已安家落戶，慢慢的 對於台灣的一切記憶變得模糊疏遠，眼前的家庭與人際關係則成為新的認同歸屬。當中 是一種透過家庭生活、工作環境、人際網絡中不斷的解構與重構來定義自我認同不過，
當台籍國軍發展出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時，這批滯留中國的台籍國軍，也因為特殊的身
133 Benedict Anderson,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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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戰爭記憶，而發展出特有的同袍情誼與歸屬感，這種理性與感性的抉擇，建構出他 們自認既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中國人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