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台籍國軍「認同」的形成與變遷
第一節 日本統治時代下「認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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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籍國軍「認同」的形成與變遷
台籍國軍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轉換著不同的角色與身分，產生了認同意識與價值 觀飄移的情況，不斷的再思考與再定位，是否能夠清楚回答我是誰？誰又是我？本章節 從受訪者之生命故事中整理歸納出異同處，並逐一分析在不同階段中的價值觀變化，對 照前面章節之相關理論與問題意識，劃分四個不同時期：日本統治時代下「認同」的形 成、國共內戰期間「認同」的連結、內戰結束與滯留中國大陸「認同 」的選擇、與兩 岸開放後「認同」的再思考，嘗試解釋台籍國軍「認同」的飄移過程。
第一節 日本統治時代下「認同」的形成 一、 共同的歷史遭遇－從原生因素到集體意識
「族群」的形成有其必要的因素，在特定的共同血緣、地緣、文化、政治、經濟上，
依據「客觀因素」凝聚成族群，再經過「歷史過程」的催化下，逐漸形成意識上的「主 觀因素」，而形塑出一種社會的共同體。106然而，一群擁有相同的血緣、歷史、文化宗 教等的族群來說，「族群」確實是「認同」建構過程中重要的產物。一群體擁有共同的
「客觀因素」，加以群體內凝聚力的主觀因素，產生「自我」與「他者」的不同，進而 建立起屬於該群體的獨特意識，對某些人而言，此種群體意識可以依附於某一族群後發 展出，具有民族主義建立國家的想像。107、108
台籍國軍在歷史時代的脈絡之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他們造成特殊的情感與記 憶。根據井上一宏訪談的結果認為，生長在皇民化時期，受過教育的台灣人對日本有相 當程度的國家認同，當時台灣人民普遍所認同的是日本這個「國家」，而非「民族」認 同的情感。109而台籍國軍基本上受過日本的國民教育，加上殖民後期皇民化運動，多少 具有效忠天皇的集體意識，然而在社會福利、資源、地位等受到歧視與差別待遇，使得
106 黃界清，2010，《1980 年代史明與《台灣大眾》政論選輯－台灣民族理論》，〈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
頁 10-34。
107 施正鋒，1995，《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的意義〉。頁 5-7。
108 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1：頁 11-12。
109 井上一宏，2008，《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之探討—以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主》。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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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產生反抗與矛盾的心態，反而激發出內部的群族集體共識。
二、 日本公民－明顯的社會階級與差別待遇
1895 年到 1945 年，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裡，處處充斥著日本帝國主 義殖民的痕跡，期間經歷兩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台灣設置總督府，迫使台灣提供所有 物資、勞力、與服務，作為支持日本工業的後盾，以及向南發展的基地。1101937 年殖民 後期，因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全面抗日，日本因應戰事需要在台灣加強推行皇民化政策，
1941 年更是加大皇民化力度，成立「皇民奉公會」，將台灣所有人力、物力、與資源強 迫納入日本軍事體制之中，徹底的推行皇民化運動就是為了形塑出日本國民意識，為日 本天皇犧牲奉獻的皇民精神，以消弭台灣人反抗的可能。
此時期，「日本國」作為台灣民眾效忠的政治對象，但這並非是民族認同的對象，
由訪談結果得知大部份的台籍國軍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漢人的後裔，祖先是從中國大陸遷 移至台灣，因此漢人族群自認為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他們和長久生活在台灣土地上 的原住民，同樣接受皇民化教育，在國家意識上或許可以自稱是日本人，但是這份認同 相當的薄弱，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有著明顯的社會階層，以及不公平的福利制度分隔，飽 受壓抑的台灣人反而激發了內部我群意識的集體認同。民族的認同雖然比國家的認同在 意識上來得強烈許多，這種是建立在原生因素的祖籍認同基礎，這份認同的情感卻又是 相當的破碎與遙遠，這也是台籍國軍在此時期會選擇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
的原因。
Clifford Geertz 以二次大戰後新興國家為例，指出這些國家的成員因受到強烈的「根 源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111藉由客觀的血緣、文化、歷史等根基因素，區分出 不同的族群認同，而這種心理情感的依附，延伸出族群的自我意識，最終激發出族群間 嚴重的衝突與暴力。這或許是台籍國軍視日本統治者為外來的族群，明顯的存在彼此區
110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99，《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7-9。
111 Clifford Geertz, 197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ed. by Clifford Geertz. Pp.25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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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雖有皇民化運動的教育，但這也僅局限於外表形式的國家意識。因此，絕大部份的 台籍國軍在受訪時，都能清楚的認知台灣當時是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是在幼年時期 便有這份認知，也就是說，在此時期的認同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然國民身分 確是「日本人」，對他們來說，強烈的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乃是一種地域認同，較弱的 日本國民身分則是一種國家認同，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分。
三、 皇民化運動－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講習日語在皇民化運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但作為外來語言的日文要成為「國 語」，須透過國民教育的實施，來強化（日本）國家的意識，也讓台灣各族群第一次擁 有同一的語言，台籍軍伕（閩、客、原）同樣也是如此，對於能夠用同一種語言進行溝 通，確實能夠增加彼此之間的心理意識連結，如同 John J. Gumperz 所發現的，群族認 同與社會認同是透過語言所建構與維繫的112，但 Gumperz 的說法並不能解釋台籍國軍對 日本的認同會有增強的效果，原因在於不同的族群都有著被日本人歧視與欺侮的共同經 驗，這樣的情況反而激化了被殖民者的一體感，而日語的使用也僅作為不同族群的溝通 工具而已，並未真正的讓台籍軍伕產生對日本統治者的認同。加上，各族群的母語仍然 持續延用著，並非真正的禁止使用或是斷絕，與原來的族群或部落依然可保有高度的連 結。
日本在台灣推行「國語」教育是皇民化運動中的一環，在受訪的案例中確實有幾位 現今仍用流利的日語與其他同袍交談，甚至到日本遊玩被稱讚日語講得非常標準，可見 皇民化運動對台灣人也並非無任何成效，至少在高砂義勇隊中有著極大的影響，然而在 受訪者身上，只存在著薄弱的國家意識，他們仍是以地域上的情感來判別身分上的認同 與歸屬。再以台籍軍伕改日本姓氏為例，在訪談的過程之中僅此一位（A2），因情勢無 奈而改為日本姓名，都可見他們不願認同日本做為國家的立場，而高壓的皇民化運動，
營造了台灣人必須要成為一位「日本人」，但這種假象與社會的差異，也顯示出日本的
112 John J. Gumperz, 1982,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P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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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政策仍然是殖民化的過程。
四、 台灣族群的邊界－地域情感的認同
台灣作為漢人與原住民的出生地來說，如同 Manning Nash 所指的乃是一個人對家 庭或出生地的歸屬感，而彼此產生出一種同類的情感，也是建立民族主義的基礎，而與 其他族群有所分隔，代表著個人最初的來源，而引發內心的情感，如：出生地、父母家 庭、故鄉景象等，形成濃厚的原鄉情懷。對於土地、原生地的認同是人類社會早期最基 礎的認同，也是心理學自我認同的社會指標，作為最初區分「我者」與「他者」的方式。
113因此 Charles Taylor 認為對於原生認同的產生，是由於某個人／群體對於該社群最原 始的認同，是出於一種原始的情感認同，可以是與身俱來的感情，也可以是後天所建構 的，所以認同與現代性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114
然而台籍軍伕的漢人與原住民對於「祖國（中國）」卻有著不同的想像，因為漢人 與中國有著血緣、文化、歷史上的連結，但原住民之前卻沒有這份認知，從訪談案例中 得知原住民族群在台灣光復時，內心並沒有漢人這種歸屬感。但就在台籍軍伕對祖國的 高度想像破滅後，兩者之間的認同已產生了質性的變化。從黃界清的研究指出一群人的 出生、居住在同一地域內，而這群人們自然建立起與這塊地域的共同情感，形成小型的 社會集團，而這一類集團以「部族」、「氏族」的形態出現，這一般稱之為「鄉土」（Heimat, Home coutry）。然而這群人對於這份情感加上「人為」的特殊性格，而在這個地域內成 為群眾的象徵，產生廣大的抽象性領域。115因此台籍軍伕與地域建構出認同的情感，以 此來界定出「我是誰」的身分判別，而在同一塊土地所居住的團體來說，卻有著不同的 價值內涵，如漢人族群是以著「出生地」作為與這塊土地連結的「台灣人」，而原住族 群是以著「部落」作為與地域認同的「阿美族人、卑南族人、與噶瑪蘭族人」的導向。
113 Manning Nash, 1990, The Cauldron of Ethnicity in the Modern World. Pp.4-5.
114 Charles Taylor, 2001, Modernity and Identity. Ed. by Joan Scott and Debra Keates, in School of Thought:
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Pp.139-153.
115 黃界清，2010，《1980 年代史明與《台灣大眾》政論選輯－台灣民族理論》，〈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
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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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就一般而言，個人的族群認同是承襲著父輩而來，也就是說自己的父母親來自於相 同的族群背景時，其子女多半直接依循著父母親的族群認同；例外的，當社會環境有別 於父母的族群背景時，他們的子女較容易產生雙重、多重的認同；如：台灣的「阿美族」
人既可認同自己是「阿美族」，也可認同自己是「台灣原住民」。116如同台籍國軍在日本 統治殖民時期，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這台灣人的涵意卻是包括了：台灣人也是中 國人、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是自己就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當中的台灣認同是屬於較 強的地域意識為主，中國認同則是屬於客觀的原生觀點，以及較為弱概念的政治認同。
人既可認同自己是「阿美族」，也可認同自己是「台灣原住民」。116如同台籍國軍在日本 統治殖民時期，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這台灣人的涵意卻是包括了：台灣人也是中 國人、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是自己就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當中的台灣認同是屬於較 強的地域意識為主，中國認同則是屬於客觀的原生觀點，以及較為弱概念的政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