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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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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台籍國軍國家認同的差異與認同的飄移

台籍國軍的認同形成與轉變過程,並非是「非彼即此」的單一性選擇,或是毫無變 化的僵固形態,而是一種極具複雜、主觀與客觀的建構過程,在不同階段時期有著認同 的成形與轉變,牽涉到理性的利益考量與感性的民族情感連結,在這兩者之間的光譜移 動而作出的判別。另外,在認同的界線並非是既定的,更像是一層又一層的同心圓,界 線的標準會隨著不同歷史脈絡而有所變化,不僅有著身分上的排序差異(身分的認同), 更包含作為遭遇相同歷史命運的群體(權利的追討)。他們模糊的位置正顯示了多重層 認同的標準,在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歷史時期之中,面對不同的他者衍生出不同相應的「認 同」與「命運共同體」的自我詮釋,對於「認同」的界線也採取不同的界定方式。

台籍國軍對於國家認同方面,「台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不一定具有國家的意 涵。雖然兩岸有著差異性極高的政治制度,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國家認同的情感,而 是沿襲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的認同價值,不斷的在「他者」的威脅與「我者」情感 之中重新去解構與建構。因此,他們的認同特徵是一種「種族距離相近,但社會距離遙 遠」的狀態,這樣的價值不僅發生在長期居住的中國大陸,同樣的也出現在他們出生地 台灣。兩岸存在著同文同種、歷史淵源與文化相似的原生因素,形成種族情感的之間的 連結,但在文革與返鄉定居時期的被污名化作用,原本企圖建構出族群認同與身分上的 負面評價,形成強烈的矛盾與衝突,更有著遭受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疏離感。

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這塊土地的台籍國軍,光復後回歸祖國隨即投入國共內 戰,後因戰事失利與國共冷戰而滯留在中國,他們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地緣、血緣關係 與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產生並無太大的關係。早期台灣與中國大陸雖長期在政治上互 不往來,兩地之間音訊幾乎斷絕,使得他們不得不選擇在中國大陸落地生根,娶妻生子 建立家庭與勞務工作的社會網絡,讓他們在語言口音、身分、生活習慣等方面逐漸轉成

「中國人」的跡象。因此回台定居的台籍國軍在身分上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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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都是「中國人」的認同,以擺脫「台灣人」一 詞可能蘊藏有政治意涵的價值,而不斷的強化族群認同的情感。

(一) 台籍國軍認同形成與飄移途徑

本文主要目的是在探討台籍國軍認同的飄移過程,從日本統治時期認同的形成、台 灣光復認同的連結、國共內戰認同的選擇、返鄉定居認同的思考,以及台籍國軍認同的 歸宿,歷經大時代的動亂台籍國軍的認同似乎是某種「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情感,

這樣曖昧與多重性觀點下進行討論,在概念化的層次之中的所建構的「民族」是意味著 人民亦是種族,以及所依附的「國家」是代表著國族亦是政府,是一種建立在民族主義 的基礎上,同時在歷史事件中憑藉著個人的能力,而來選取自己最適合的認同主體。由 此可知台籍國軍的認同並非是一成不變,不管在身分認同、國家認同、族群認同、政治 認同、抑或是地域認同上,應是一種由感性與理性所交織而成的主觀辨識動態過程,具 有「認同與利益」與「理念與務實」之間相互拉扯移動,而在歷史的脈絡之中,因不同 事件發生而有著他們自己的詮釋方式。以下簡述台籍國軍認同形成與轉變過程。

1.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皇民化政策的壓迫與社會資源的差距,原生(漢)、部落(原)

認同的形成。

2. 台灣光復時期,對祖籍與祖國高度想像的破滅,群族認同的連結。

3. 國共內戰與滯留中國大陸時期,經歷政治運動與具有中國的社會經驗,感性與理性 認同的選擇。

4. 返鄉定居時期,落葉歸根的感情因素,地域/鄉土認同的再思考。

5. 權利追討時期,具有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利益、與共同的訴求,集體認同的歸屬感。

二、 歷史對群體的記憶與遺忘 - 霸權下的認同,我是誰?

或許至今知悉這段歷史的少數人仍無法忘卻,初識台籍國軍生命故事的荒謬與震 撼,也只是偶然之下的某個家族聚會,被一個特別又生疏的大陸口音所吸引,這個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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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奇心,竟讓筆者發現了外在於歷史記憶的空白、戰爭的無情殺戮、以及自我認同的 無奈與悲哀,驚嘆之餘,不僅也存在著許多的疑惑,這是「誰」的歷史,竟讓台籍國軍 們如此難以「想像」。這「誰」的歷史意指著這段歷史外在於自我認同之外,而難以「相 像」意味著無法對這段歷史進行思考,也迫使他們不斷的重新思索自身的定位。

總觀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在政權的更迭與統治者的替換之下,只要誰/政黨掌握 了國家機器,就形同控制了教育、媒體、言論等的話語權,所篩選出相對於有利的歷史 記憶與符號,這之中權力運用了宣傳與教育,來達成控制被統治者的意識。換句話說,

統治者操控國家機器的各種優勢所建立起的霸權體系從而產生的意識型態,作為政權的 合理化以及同化工具,它具有一種無可質疑的絕對權威以及凌駕一切的普遍性。台灣民 眾所接受的歷史觀也可能是遵循著官方的主導而有所差異,造成對於歷史的某些人物、

片段、事蹟、經過不等的曲解與增添,或是選擇性的遺忘和漠視,造成人民對於歷史有 著嚴重的斷層與脫節。這當中涉及到不同的政治立場、偏向、利益、與現實,讓歷史的 記憶有不同的理解與主張,使得歷史淪為政治的工具。因此,歷史對於群體來說,是一 段過去的社會經驗與過去,更是一種具有取捨性質的記憶與遺忘。141 更可以說是個人、

社會、國家、或是世代之中的價值偏見。

當歷史的記憶為政治所使用後,在現實的情境需要上難以避免客觀的論述,雖然歷 史的真實只有一個,可是對於歷史卻有不同的領會與態度,在於政府與民眾能否啟發更 多元的面向與更廣大的反省空間。142這當中的契機在於是否有更高的視野來看待歷史事 件,瞭解事件在歷史脈絡下的真實本質,而所得到的經驗與教訓,對於未來能夠更具前 瞻,更可依循的歷史指標。更為重要的是,提供一個反思與審視自我的角度,跳脫過去 單一的論述以及面對各種霸權的制約與支配,形塑出自我的主體意識。

台籍國軍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也是被歷史所遺忘的一群。同樣發生在台灣 光復到國府撤退來台前的二二八受難者之中,兩者受害程度都有著悲慘的遭遇與經過,

但卻造成了不同的歷史詮釋。假如二二八事件能夠解釋為「官逼民反」、與「族群衝突」,

141 周婉窈,1995,〈歷史的記憶與遺忘:「台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107:34-35。

142 吳乃德,2008,〈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利季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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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民眾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論述;那台籍國軍則能定義為,國民黨為掩蓋對於國共內 戰的失敗,以及民進黨能夠執政,而遭到「國家遺棄」、與淪落為「政治工具」;同時彼 等為「國家」流血奮戰,卻在「國、共、民三黨」為了爭奪政權的受害群體。

因此正如台灣人對於歷史的「集體記憶與遺忘」,在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接收台灣,

直至國共內戰發生國府撤退來台,開始掌握國家機器在政治上較高階層的統治,並利用 各種標準化的教育體系、以及大眾傳播媒體,對台灣民眾重新建構記憶的機制,使得群 體的共同經驗約束了認同的價值,甚至這類的經驗導致認同的錯覺,讓歷史的真相被摒 除在集體的記憶之外,形成被曲解、遺漏、與漠視的情況,或者有選擇性的被強化、塑 造、和鞏固,如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早期的言論遭到政府的壓制,利用各項 的工具進行操控,灌輸不對稱的價值與認同;直至今日這類的記憶再度受到重視,意識 到族群之間彼此不同的差異性,認同的價值開始分化對立。也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這 段被刻意遺忘的集體記憶,真相才有可能被瞭解,然而這類的事實真相被不斷的被挖掘 後,是加深雙方之間的仇恨,還是主動的釋出善意提供還原歷史的事實?在集體的記憶 之中選擇忘記,放下慘痛的歷史包袱,消弭之間分裂對峙的狀態,如此具有敵意且分歧 的族群才有和解,甚至達到團結融合的可能。143

然而在官方壓迫與不同霸權為主體的機制下,歷經不同時期的台籍國軍,認同的依 據也是可以被建構以及灌輸所塑造出,人們對於自我認同的理解,是會受到權勢者的操 控,例如台籍國軍在日本統治時期受到皇民化運動、滯留中國大陸遭受文革的政治運 動、甚至兩岸開放後感受到政府與社會的排他感,國家認同或是自我認同都是被迫接受 與灌輸的,對過往認同的意象與依據,多是符合自身利益或是社會優勢的思潮,這樣的 認同則是受到過多的權力操控,是一種破碎以及片斷的記憶的「社會建構」,因為這群 人真實意識是被迫對自己的過去記憶、自我認同、與族群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隱蔽 與沉默,甚至是那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之中不得不妥協的表態。一直到台籍國軍後期返鄉

然而在官方壓迫與不同霸權為主體的機制下,歷經不同時期的台籍國軍,認同的依 據也是可以被建構以及灌輸所塑造出,人們對於自我認同的理解,是會受到權勢者的操 控,例如台籍國軍在日本統治時期受到皇民化運動、滯留中國大陸遭受文革的政治運 動、甚至兩岸開放後感受到政府與社會的排他感,國家認同或是自我認同都是被迫接受 與灌輸的,對過往認同的意象與依據,多是符合自身利益或是社會優勢的思潮,這樣的 認同則是受到過多的權力操控,是一種破碎以及片斷的記憶的「社會建構」,因為這群 人真實意識是被迫對自己的過去記憶、自我認同、與族群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隱蔽 與沉默,甚至是那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之中不得不妥協的表態。一直到台籍國軍後期返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