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次安倍政權對中政策之比較與分析
第二節 兩次安倍政權對中政策轉變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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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次安倍政權對中政策轉變之分析
壹、兩次安倍政權內外環境之變遷
一、國際環境之轉變
（一）美國外交戰略之轉變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亞區域安全局勢正在出現一系列新調整和 新變化。在中國的綜合實力繼續增長時，美國卻陷入經濟窘境，「權力移轉」的跡 象在亞太地區逐漸凸顯。美國在2011年宣佈重返亞洲後，華盛頓的全球軍事戰略重 心也開始向亞太地區轉移。另一方面，東亞的領土爭議問題，包括中日的釣魚臺問 題、中國與菲律賓、越南等國的南海爭議都開始惡化。大國間的戰略競爭、安全困 境、民族主義情緒爆發、歷史問題與領土爭議、核擴散危險等等一系列問題都在這 一時期集中爆發。這樣的國際關係中權利分配的變化勢必成為影響國家外交方針政 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歐巴馬上臺後，各種原因使他不得不大幅度改造美國的外交路線，即放棄過去
「 世 界 警 察 」 的 角 色 ， 從 一 個 「 霸 權 （ hegemon ） 」 轉 而 為 一 個 「 平 衡 者
（balancer）」。這同時就相當於當今國際關係局勢由一個霸權構造轉而為一個勢 力均衡的構造。116本來，美國作為一個霸權國家，有強大的國力、以及不可動搖的 軍事以及經濟力量，因此當美國積極介入世界各地的紛爭當中，一定程度上可以維 持整體國際社會之安定。而這種外交轉變直接反映在軍事動作上，使世界各地誕生 了不少軍事空白地區。這樣一來，國際的多邊外交將被更多的雙邊外交所取代，各 國對於自身軍事實力與安全保障的重視相比過去更明顯。
116 川上高司，米国：覇者から「バランサ ー」の道へ，世界と日本（2014 年 6 月 2 日），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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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狀況下，安倍政權更需要確保日美同盟的穩固性，因為即使美國放棄 了世界員警的身份，他也依舊是當今世界體系中的軍事、經濟超大國，他依然是唯 一一個能夠往世界各地派遣軍隊，並且有實力發展跨國公司的國家。從地緣政治的 角度來看，日本也需要鞏固同美國之間的關係。而中國在軍事實力上的增強、以及 領土上的紛爭，也讓中日之間的對立更加明顯，為了在這樣的對立關係中確保自身 位置，必然需要聯手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衡。
2011年，在美國夏威夷APEC會議和東亞峰會，歐巴馬與希拉蕊都高調宣佈重 返亞太地區，將戰略中心東移，扮演亞太事務的領導角色。這也是利用世界經濟重 心東移的趨勢，吸取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的活力，同時拉攏亞洲的傳統盟國和與中國 存在領土主權爭端的新興國家，來防範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的崛起，延緩美國霸 權地位下降和西方中心主義式微的歷史趨勢。117而東協既不願完全嵌入美國的制度 安排中，同時也對中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約束。東協基本實行「大國平衡」策 略，因為不希望東亞地區出現一個大國主導格局，而引發與大國的競爭。東協則首 先配合美國的亞太戰略，成為由「美國+盟國」構成的「輻輳格局」( hub-spoke) 的 延伸與補充，另一方面，配合在日本意圖下構築的日美同盟框架下以日本為軸心、
東協相關國家為車輻的「次輻輳格局」中。 這樣的狀況同時給日本實施其強勢的 對中戰略提供了良好的平臺。
日本要加強跟南亞、東南亞以及臺灣的經濟合作，同時透過「安全之鑽」等安 保體制構想確立日本與美國、澳洲、印度這三國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從而對抗中 國。特別是在美國改變對印度政策之後，日本也開始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印度的快速 發展。日本跟印度之間的經濟合作推動速度過去並不快，而安倍將印度稱為亞洲新
「夥伴」，多次提到要同印度建立「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118 另外在能源、政 治、安全及戰略方面都試圖加強同印度的對話，還提出要建立日、美、印、澳四國 首腦或外長會議（亞太民主國家G3+美國），積極推行其「價值觀外交」。同時主
117 馮昭奎，「復交 40 年：中日關係中的美國因素」，日本學刊，2012 年第 5 期，頁 55。
118「最近的印度形式與日印關係」，日本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kankei.html>（瀏覽於 201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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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揮其主導作用，建立印度、土耳其、中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和平走廊」、「繁 榮走廊」。這同樣也是想要在亞太地區取得更大主導地位的一個手段。
（二）中日矛盾的激化
在小泉內閣時期，隨著「政冷經熱」的貫徹，中日經濟關係保持了持續發展的 勢頭。1995年的中日貿易總額只有700億美元，到了2005年已超過1893億美元，連 續七年破最高紀錄。如果將香港地區也計算在內，那麼中日貿易已經連續兩年超過 日美貿易，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交易夥伴。不過日本經濟界對於中日之間的經濟 合作能否保持順暢依然有所擔心。安倍在接替小泉就任首相後，便立即決定訪中、
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這也給出經濟界一個肯定的答案。當然，在外交決策上與經濟 平衡的一定限度的抗衡的做法可以克服國內的某些局限，幫助決策者爭取更大的自 由空間。
而在接下來2007年9月安倍託病請辭到安倍再次上臺的時間中，日本政壇不僅 經歷了政黨輪替，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對比也出現了很大變化。在胡錦濤執政的十 年中，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國內人民生活水準也實現一定程度的富裕，2010 年，中國GDP總量也在事實上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並且不僅 在聯合國、APEC等大型世界性組織中有越來越重要的話語權，同時在G20、COP
（聯合國氣候變化組織條約協約國大會）等新興國際大會中也有活躍的表現，日本 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經濟地位有可能被中國所取代。2011年初，經濟學者胡鞍鋼 在《瞭望》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到2020年中國將趕超美國。雖然這並不代表中 國在總體上已經取代日本的位置，然而以目前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潛力來看，中 國的經濟、軍事實力的發展讓日本堪憂，因此也將制衡中國作為最重要的戰略方向。
中日關係是雙邊關係，日本的方針政策與行動影響中日關係的發展，相對而言，
中國的對日政策與姿勢也將影響日本對中政策的形成。冷戰結束後，中國的對外方 針一直都是維持穩健、協調的姿態，堅持「韜光養晦」。之後也延續「韜光養晦」
與「有所作為」的基本方針，避免與諸國對立，構築協調的外交關係。小泉純一郎 在任時期過度重視美日關係而忽視亞洲讓中國國內反日情緒高漲，然而隨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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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的上任，中國國內也形成「對日新思考」，中國友誼改善兩國關係，保持協調 姿勢。這段時期中日之間不僅進行多次高層互訪，在國際會議上也有頻繁的對話。
中國還強調其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並對戰後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作用給予積極 評價。
此時的中日關係如時任駐日大使的王毅所描述的那樣，已進入「中日大交流 的時代」，兩國國民對彼此的感情也有所改善。而就在中日關係漸入佳境之時，發 生了所謂「漁船衝撞事件」，即2010年9月中國漁船在釣魚臺近海與日本海上保安 廳巡邏船撞船。事件發生後，中日的政治、經濟、學術等多個層面的往來被迫中止，
而中國國內發生的反日暴動也讓兩國關係降至冰點。
為何本來順利的中日關係瞬間崩潰，這與中國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外交方針 的轉換是有關的119。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猛增，加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增進其 自信，進一步促成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之興盛。亦即，物質與精 神兩個方面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這就給中國在外交上的積極作為創造了絕對性條 件。在2009年7月召開的第十一屆在外大使會議上，中國對冷戰以來「韜光養晦」
的基本方針進行了修正，改為「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可見中國計劃展 開更加積極而自信的外交。在海洋權益問題上，中國也從2009年開始給予非凡關心，
並將「核心利益」概念應用到南海問題上，由此確保在南海海域的海洋權益。「積 極有所作為」與「核心利益」的追求直接相關，外交上的積極作為正是為了維護其 在南海與釣魚臺的領土、領海之「核心利益」，這樣的方針自然會讓中國無法避免 與周邊東南亞各國以及日本的摩擦。
撞船事件正是中國在外交上強硬態度的表現。事件發生後，中方不斷向日方施 加壓力、給出警告。在日本表示將繼續監禁中國漁船船長之後，中國當即作出暫停 與日本高層的往來、暫停增加中日間飛行航班的交涉、延期舉辦煤炭資源相關會議，
以及縮小中國赴日觀光團體的規模等決議。事件後，溫家寶在聯合國的演講中表示，
119 天児 慧，日中対立―習近平の中国を読む（東京：ちくま新書，2013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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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持擁護國家核心利益、對於主權與統一、領土保全等問題決不讓步、決不妥 協。120對於之後發生的反日暴動，中國政府也採取容認的態度。
這樣一來，中國在包括釣魚臺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強硬與，與自身所主張的「和 平崛起」一定程度上形成落差，造成日本國內對中國更強烈的戒備心。如表5-2所 示，中日不僅在國家目標、國家利益上已經形成衝突，同時政策上出現了根本性矛 盾，這種矛盾已經滲透到民間與輿論界，造成中日之間的絕對性對立。
這樣一來，中國在包括釣魚臺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強硬與，與自身所主張的「和 平崛起」一定程度上形成落差，造成日本國內對中國更強烈的戒備心。如表5-2所 示，中日不僅在國家目標、國家利益上已經形成衝突，同時政策上出現了根本性矛 盾，這種矛盾已經滲透到民間與輿論界，造成中日之間的絕對性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