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常化後的中日關係之發展與演變
第一節 中日關係正常化（197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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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的內容將在下一章進行具體分析，另外，2009年民主黨上 臺後的狀況將放在兩次安倍政權之分析當中進一步解釋，本章不做過多說明。
第一節 中日關係正常化（1972～1979）
四十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持續三十餘年的東西方 冷戰仍在繼續，美蘇兩大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爭端話題依然炙熱。在這樣的全球局勢 下，中日關係受此影響開始出現友好動向。首先，美國秘密謀求與中國改善關係—
—美國總統尼克森與1971年7月15日透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發佈重要新聞說，他認 為安定而持久的和平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七億五千萬人民參加不可能存在，為 此他決定與明年5月之前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對北京進行訪問。18
中國則在 1960 年提出了中日貿易的三原則19，並且於 1970 年春提出對外貿易 四原則，即不與幫助臺灣、南朝鮮（韓國）的企業進行貿易；不與向臺灣、南朝鮮 的企業大量投資的企業進行貿易；不與為美國侵略越南、老撾、柬埔寨提供武器的 企業進行貿易；與日本的美日合資企業也不打算建立貿易關係。20然而中國政府對 與中日貿易四原則的具體表述方式的解釋，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彈性，一些本來絕 不允許發生的狀況在關係正常化的過程當中開始獲得默許，這也為中日民間交往創 造了較為寬鬆的政策環境。
另一方面，在日本經濟界，此時也開始出現謀求同中國恢復關係的復交行動。
大型企業紛紛率團訪問中國，在當時引起一股訪中熱潮；日本一般國民對中國的感
18 入江昭，尼克森訪中的背景，國際問題，1972 年第 143 號，頁 52。
19 中日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和“個別照顧”。詳見「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 理事鈴木一雄時談中日貿易三原則」，日本問題檔彙編，第3 集，頁 135-137。
20 周恩來總理發言的筆記，恢復日中邦交有關資料集（1945-1972），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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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隨著一系列的文化、經貿交流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在民眾當中要求與中國建交的 聲音越來越大。
1972 年 9 月 25 日，日本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一行終於來到北京，與周恩 來總理等會談，針對國交正常化的懸案進行了交涉，經過四天會談於 25 日簽訂了 中日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宣佈中日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以及不正常狀態的結束，實 現了關係正常化。此後，兩國關係取得進一步發展。
首先在政治領域上兩國分別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與 1978 年 8 月 12 日簽署了
《中日聯合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中日間最重要的政治與安全事項做 了原則規定並得到貫徹執行。兩國領導人多次互訪，政府間設置了政府成員會議制 度，成立了溝通官方和民間意見的中日民間人士會議。
其次，在經濟方面，70 年代對日本來說正是像變動匯率制轉變的時期，石油 危機與對美經濟貿易摩擦等問題開始浮上水面，在國際貿易多元化發展的背景下，
日本開始注意到近鄰的中國市場。當時日本正面臨解決能源多元化的問題，而中國 是煤炭大國，可以長期而安定地供給煤炭。另一方面，正忙於建設經濟現代化的中 國則開始從日本進口成套設備，並視日本作為未來先進技術與資金的提供者，此後 兩國經濟上關係緊密化的腳步不斷加快。
此後，中日經濟貿易往來全面、迅速發展， 成為兩國關係中「雙贏」效果最 為顯著的領域。事實上，這段時期是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原點與立足點，為此後的 友好交流鋪好了基石。在中日關係實現正常化的 1972 年， 據中國海關統計，中日 貿易總額僅為 10.38 億美元， 而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額達 831.66 億美
（詳見後文）。另外，截至 2000 年， 其對中國政府貸款總額達到 26,507.07 億日 圓，此外日本還向中國提供了無償援助 1,233. 25 億日圓，在技術合作方面提供了 1,244. 41 億日圓。21日本的對華 ODA 成為促進中日經貿關係、加強政治關係的巨 大紐帶，從數位上便可見一斑。
21 數據來源：日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1979-200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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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兩國在文化藝術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頻繁，還建立起大批的友好 城市。而彼此的友好感情也隨之增進，這也進一步帶動經濟貿易合作、促進了正常 的政治往來，形成良性循環。另一方面，中日間人際交流也是從這時開始成倍增加 的。70 年代初的互訪人數僅僅有幾千人而已，而後逐年上漲、達到每年數百萬人 的程度。日本法務省、國際觀光振興會的統計顯示，2001 年的日本出遊人數中，
訪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數普遍減少，然而訪問中國的人數卻呈現較大幅度增長，
上升至 238 萬人次，躍居第一位。可見中日關係在進入 20 世紀的這三十年間已告 別少數精英交流時代而進入以經貿與文化交流、留學生雙向增長、公民旅遊自由化 為內容的大眾交流時代。
第二節 中日關係的「蜜月期」（1981～1990）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期，從國際局勢上看，蘇聯的存在威脅到中國與日本，
致使兩國分別定下「一條線」戰略與「綜合安全保障」戰略，互相把對方列為友好 互助的名單中。這時的中國，於中國共產黨的十一期三中全會中決議展開改革開放 路線，大膽、積極學習日本等發達國家，因此正急需擴大與日本的交往來獲得資金 與技術支持。
日本則由於其所推「中蘇等距離」外交戰略的失敗以及面向政治大國的努力，
都使其不得不重新考慮中國的戰略價值。亦即，中日關係可以與日美、日本與東協 關係等一同成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同時，兩次「石油危機」和日美貿易摩擦的 加劇也使其急需開啟中國潛在巨大市場、彌補原料的不足。另一方面，日本的經濟 能力不斷增長，1985 年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提高。
這樣的狀況中，日本國內不時也會出現針對中國的挑撥性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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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期中日關係的良好發展離不開 1987 這一年。在該年 2 月，兩國簽訂長 期貿易協定，中國開始向日本輸出石油、煤炭，日本則向中國出口技術、成套設備。
接著，該年 8 月簽訂和平友好條約，雙方明確表示要發展和平友好關係、反對霸權、
互不干涉主權並促進交流等等。這兩項重要協議都幫助中日在 70 年代末以及整個 80 年代前半期在經濟貿易、政治人文領域贏得了良好而穩定的環境。
首先，在上文所述的這樣一個背景下，政治領域，兩國高層頻繁進行互訪。具 體而言，在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後的 1987 年 10 月，當時的中國總理鄧小平首次進行 訪日。而 1979 年 9 月，中國副總理谷牧訪日，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進行會 談；同年十 2 月大平首相訪中，就兩國的合作關係進行對話。經過兩國高層的積極 互訪，隔年 4 月又順利交換了中國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並蓋章。
80 年代，兩國的政治來往也不曾間斷。1982 年，當時的中國總理趙紫陽訪日，
提出中日關係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長期安定的三原則；1983 年胡耀邦總書記訪 日，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前面三個原則的基礎上加入「相互信賴」的第四 條原則；1984 年隨著中曾根首相訪中，日中經濟關係進一步緊密化。
而 80 年代的後半段則出現了一些變數，由於中曾根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以及 之後發生的「六四事件」讓兩國關係出現裂縫。但值得注意的是，1985 年的靖國 神社參拜在中國引起風波，卻因為胡耀邦總理靈活的應對而免於釀成「民族主義」
性質的大眾性反日運動；另一方面，在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日本於 1989 年 7 月迅速停止對中孤立，也是最先停止對中封鎖的國家。
而接下來 1989 年 8 月日本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訪中，鄧小平表示中日 友好不變；隔年日本方面也加強了改善日中關係的力度，特別是在 1992 年 10 月進 行的歷史上第一次的天皇訪中，是當時的一大新聞事件。
除此之外，非官方的會議機構與制度逐漸形成，如中日政府成員會議就國際形 勢與中日兩國對外政策、經濟合作等方面交換意見；中日外交事務所當局就雙邊關 係問題定期協商，每年輪流在雙方首都進行商討；中日民間人士會議，聚集兩國各 領域學者、以增進相互理解和友好關係為目標發表各自意見；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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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面向 21 世紀的中日關係進行研究與探討等等。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中日外交 是多層次展開的，相比上一階段有更多方位的發展。
1980 年代，經貿領域的一大特徵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帶動了中日經濟交 流的猛增。這段時期中日在經濟上的格局與基礎逐步確立，還展開了加工貿易與金 融方面的合作。1985 年之前，中國向日本提供石油、煤炭等資源，日本則提供生 產資料與消費品給中國。另外，日本這個階段更加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市場，
特別是在 1985 年的廣場協議之後，在日圓升值的情況下，日本企業急需廉價的勞 動力，於是在中國開始其正式投資，雙方進而形成中國提供勞動力與資源、日本提 供資金與技術的關係，這同時也是所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一種「南北關 係」。
中日雙方在貸款方面達成協議後，日本在這段時期先後分別向中國提供了三次 日圓貸款以及兩次能源貸款，總金額分別達到 1.61 兆日圓與 1 兆日圓。除此之外，
中日雙方在貸款方面達成協議後，日本在這段時期先後分別向中國提供了三次 日圓貸款以及兩次能源貸款，總金額分別達到 1.61 兆日圓與 1 兆日圓。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