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草創時期家長對公學校教育機制的反應（1895~1910）
第一節 公學校設置引發家長議論之原因
在看過公學校的入學率之後，可以明顯發現表格中的另一項內容，入學兒童 的每日出席率更能顯示出公學校真實的發展，並且呈現出家長對公學校教育的真 正反應。同時，有學者指出：「並非所有的學生修完公學校課程……許多學生中 途退學，女子尤其如此。」122因此，本章將深入探討家長對於公學校的各種意見，
以便能夠確實掌握他們對於此項新式教育機制的看法。
公學校之設立，帶來許多與以往書房、私塾教育不同的新內容，包含上課的 地點、建築、設備、時間制度；教材的內容、教法、學科；學習的對象、類型等 都與以往相差甚多，自然引發家長相關的議論。根據史料之彙整，公學校設立後 引發家長對此議論的原因約略可以歸納為民族意識、儒家思想之影響、家長背景 對學生受教之考量、地理與治安四項因素，以下茲就上述原因分類之順序，分別 說明之。
壹、民族意識
根據第二章的日治前期變遷的入學率分析，已約略可知此時期的家長對公學 校教育多抱持觀望與抗拒的態度，臺灣漢詩詩人洪棄生（1866-1928）123，即為抗 拒態度最強烈例子的代表。洪棄生由於對日本人相當痛恨，還曾參加過抗日活動，
更視日本政府所設的學校為番校，堅持不讓其子弟就讀日本學校，不論是大兒子
（名與卒年不詳，1893 年生）或是二兒子洪炎秋（1899-1980）從六歲到十六歲 的教育都是由他親自教導，在家誦讀經史。不但洪棄生的子弟如此，其行為也影 響了身邊的友人，洪棄生之好友許劍漁（生年不詳-1903）124，在生前也不准子弟
122 林正芳（譯），E．Patricia Tsurumi（著），《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
1999），頁 52。
123 洪棄生（1866 年-1928 年），臺灣著名古典詩人，曾考取秀才，並以文人身分響應臺灣民主國 運動進行抗日。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臺北：國史館，1997），頁 120。
124 同上註，頁 144。
念番校，因此其子許幼漁（1892-1953），直到父親病逝後一年，才在十三歲時，
進入鹿港公學校念書。另外，在杜聰明（1893-1986）的回憶錄中也提及其他家 長對不願入學公學校之看法：
中田寮庄李家既有中舉人，在日本初來時，李家想讀日本書無用處，而且不久恐怕能
（不）歸日本國，所以不送子弟讀新學問……。125
上述之例中，不願讓子弟入學的家長，從社經背景來看，均屬於臺灣社會中 的中上階層知識份子，對這個由異民族所成立的教育機構，所持態度均為抗拒，
但是原因倒各有不同。分別為痛恨日本之侵占，以及心中仍懷有回歸清政府統治 之期望，不過細觀這兩個原因背後的根本要素，其實就是民族意識所帶來的影響 所致。
不只中上階層的家長受到民族意識的影響，臺灣社會運動健將蔣渭水
（1891-1931）126的傳記內容提到，其家庭經濟狀況較為艱困，所以蔣渭水父親原 本也是採取抗拒的態度，不願讓其入學，其中的真實原因，傳記內文中並未提及。
研究者從蔣渭水之子蔣松輝（1913-2014），在父親傳記中所寫的序裡，發現有一 段文字提到祖父對公學校的入學態度，推測蔣渭水之父在初始不願讓蔣渭水入學，
可能也是深受民族意識的影響：
在武力抵抗尚在進行之亂世中，由兩個異種文化接觸引起的混沌時代裡，為人父母者 就子女之教育問題實拿不出好的主意，家祖父雖然相命卜卦謀生，在子女成群貧困家 境下仍堅持不讓家父接受日式教育，而令其進入束脩昂貴的私塾學堂。後來經「識時
務」的友好相勸，謂時代已變了，應為子女之將來著想，因之家父至十六歲時（1907
125 括號及不字皆為研究者所加。若依杜聰明先生回憶錄原文解釋，李家若認為不久後能歸日本 國，應當會選擇送子弟入公學校才對，推測可能為杜聰明先生漏寫，故加括號補充，以免閱讀上 混淆。杜聰明，《回憶錄》（臺北，精華印書館，1982），頁 4。
126 蔣渭水（1891-1931），臺灣日治時期民族運動者，曾創立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是反 日本殖民運動中，重要的領導領袖。
年）始獲准進入宜蘭公學校。127
由此可知，在此一時期，不同社會階層的家長，對公學校教育採取抗拒態度 的說法雖各有不同，但主要原因就是民族意識的影響。這也使得公學校設立初期，
入學與出席的狀況始終呈現低迷的狀態。另外，上述提到民族意識中的回歸清政 府統治，並不只有期望回歸這個美好的原因，還有恐懼的成分在內，民眾害怕會 遭到清算，而不敢接受新式教育，因為當時有一段謠言如此被流傳著：
有一天清朝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128
這種流言，可能是具有民族意識者所刻意製造的謠言，藉由一般人民的傳播 與搧動，達到讓臺灣人民拒絕入公學校就學的目的，以避免反日運動的氣勢受到 打擊。所以這樣的謠傳，在臺灣人民持續抗日行動，民心與社會都處於動盪不安 的情況下，無疑有力的擊中對國際局勢認知不深的家長之心坎，因而拒絕讓子弟 入公學校就讀。除了家長方的資料顯示如此，日本籍教師小竹德吉的回憶也呈現 出，當時家長強烈的民族意識，確實讓公學校招生工作益發困難：
就任之後便馬上前往家庭訪問，事實上是為了督促學生的出席。人口四萬餘的大稻埕 僅有二、三十人的學生，對象在南端一人、北隅兩人，我在廣大的街上尋找著，得到 了在揀茶的訊息。前往該處，見到男女老少百人有餘，邊唱著歌，手邊做著揀茶及運 送的工作，的確十分繁忙，找到母親要詢問孩子的事，她便停下手邊的工作，僅僅一 瞥，彷彿在說：番仔來這裡做什麼？…這四、五日的出訪大致能夠從其言談中明瞭他 們的立場，雖然有些遭到眾人侮辱的感覺讓我心中十分不快，但可以了解到，對於貧
窮的家庭來說，比起去學校，幫忙家中的事更重要。但為什麼富豪的子弟也不願入學？
127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臺北，時報文化，2006），頁 15。
128 據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六屆 1907 年畢業生葉在淵的回憶。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 院為主軸》（臺北：遠流），頁 243。
主要是對於異端學說的抗拒，不願學習夷狄之流的學說。129
這段文字所要呈現的是，家長對異民族的輕視與敵意，認為日本教師是番仔 的眼神，很顯然的，這是由於過往中國史觀的影響所致，以曾為天朝子民為榮的 臺灣人，自然認為外來民族的日本文化是等而下之的東西，所以連貧窮家庭都有 如此民族意識的抗拒，受過漢學涵養或曾經任官於清朝的中上階層家長，中華文 化淵遠流長，學問豐富精彩，其他文化怎能與之相提並論，對公學校視之為夷狄 之流，鄙視所謂的異端學說也就在意料之中。整體來說，民族意識的影響，在此 時期，確實是主導家長意見的重要因素。
而且，民族意識的價值觀在其後對臺灣人影響的時間仍相當長久，只是影響 的效力大不如前，這點在王育德（1924-1985）之回憶錄中得到證實，其父親對 公學校教育的態度，同樣也是因為民族意識的影響：
他對日本人所帶來的近代精神一點也無法接受，在他的腦袋裡，充滿的是清朝時代的 想法，雖然這時期在他人生中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大體上，他對我們必須接受的日本 式近代教育表現出理解的態度……。像父親這樣的教育觀，可說是清朝封建社會的殘 滓，事實上從 191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這樣的封建餘孽仍根深蒂固的殘存在臺灣社 會的各個角落，這也使得原本可以很有發展的臺灣年輕世代受挫。130
民族意識的價值觀仍深深地烙印在臺灣家長的腦海中，且如王育德所說，殘 存到 1930 年代，但是王育德本人的入學，並未受到影響，這顯示出民族意識的 效力不再，節節上升的入學率，則是最好的證明。不過，民族意識雖然在個人方 面消退，但是群體之間的力量，讓它在後期仍能有實質上的影響，臺南新營的公
129 小竹德吉，〈十年前の思ひ出(家庭訪問)〉，《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79 號（1908 年 10 月），頁 34。
130 王育德，1924-1985，國際臺灣語學研究權威。王育德（著），吳瑞雲譯，《王育德全集 15-王育德自傳》，（臺北：前衛，2002），頁 08。
學校遲遲未成立，就是因為民族意識的關係，所以王育德認為，這讓原本可以很 有發展的臺灣年輕世代受挫，所言實在精闢：
據沈乃霖博士（1909-2008）131告訴我，新營地方人士因為民族意識濃厚，不願意讓 下一輩學日文，因此對於設立公學校一事並不積極（1921 年成立）。反倒是新營往南 的柳營一地，地方雖小，卻比新營更早設立公學校（1907 年）。132
不過史料上顯示，新營公學校是少數的例子。基本上，民族意識的影響在其 後雖然還存在著，但是力量確實已經轉弱，不全然直接反應在學生的入學，變成 一種私下懷念的回憶，或是某些聚會的主題，不再像以前一樣，是種攸關命運轉 折的行動。像王白淵（1902-1965）的回憶錄，在提到父親的言行時，透露出民 族意識不僅讓父親無限懷念，也影響王白淵一生，只要面對日本統治，就無法忘 卻：
我記得我童年的時候，我的父親常常講「林爽文」的故事給我聽……所以他的一生很 深刻的記在我的心上。在殖民地長大的人，都一樣地帶著民族底憂鬱病，這樣的病在
日本治下是無藥可醫的，我時常在這病症將發的時候，就想起「林爽文」來和我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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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白淵父親即便對日本政府仍懷有民族意識的抗拒與不滿，但王白淵仍
所以王白淵父親即便對日本政府仍懷有民族意識的抗拒與不滿，但王白淵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