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壹、入學態度

在線性發展的時間軸上來看，日治前期的公學校家長觀點，在入學態度的轉 換，事實上存在著多種的原因。從抗拒到接受，同一時空裡，有多種態度並存。

在草創期，多數家長對公學校毫無概念，當兩個文化接觸時，便發生文化緊張

（cultural tension）的情況。1895 年至 1910 年這個時期，受到民族意識的影響，

人民對舊政權的依戀尚未退去，原先以私塾與書房教育為主的臺灣社會，面對公 學校教育，產生許多以抗拒為主的態度，在心理建設尚未整理好的情況下，只能 措手不及的看著新政權與其教育機制到來，民族意識主導下的抗拒益發強烈。有 一段日本人描寫臺灣人看待剛萌芽的國語教育的資料，道盡日治初期家長看待公 學校教育的想法：

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拘泥於舊慣陋習的思想，不屑把其子弟託付內地人的教育者，下 層社會的子弟責罵我學校是「番仔學校」，但仍有一部分人入學。不過由於必須幫忙 家中做一些牧牛、割草以及砍柴等生活勞動，缺席者甚多。當時大多數者認為，學校 教育是不事生產的閒人玩意兒輕視之。又另一方面由於民眾誤認為，接受內地的教育 後必須要斷髮；或聽信了學校畢業後，將被拐帶至內地接受殘酷的差使等種種流言，

因此拒絕自己子弟入學者不在少數。…再者，由於書房的經營者憂慮新式學校興起後，

其學生勢必減少，書房教師的收入必會受到打擊而大不如前，因此煽動家長阻止其子 女進入新式學校就學。…在如此狀態下，為了不讓小孩入學，時常隱匿自己的子女假 裝其不在家；而督促出席的困難真是不可名狀。³⁰³

303 陳培豐在《「同化」の同床異夢》，一書中的 p.159 引用此段文字，但註釋卻誤植為林進發所 著《臺灣統治史》（臺北：民眾論社，1937）。經研究者查證，應為打字過程之疏忽，原文應出自 幸田春義所著的《臺灣統治史》一書，兩書同名，常令人混淆。幸田春義，《臺灣統治史》（臺北，

南國出版協會；成文，1927，1985），頁 213-215。

在各式流言蜚語不斷的日治初期，資訊不發達的臺灣社會，家長受謠傳影響，

自然是以抗拒型家長居多，其中徹底抗拒者，以洪棄生之例子，最為顯著。以當 時的背景脈絡觀之，這類抗拒的家長相當具有漢族認同的意識，如同退隱的仕紳 以及抗日鄉勇一般，具有可欽的愛國情操，在當時應是令人肅然起敬；只是若以 今日的教育主流觀點審視之，或許會認為洪棄生之舉，令其後代錯過更多教育的 機會，是相當可惜且不智之舉。但是據其子洪炎秋表示，雖然在兒時未受過新式 教育的洗禮，卻因為有這段時間的深厚國學陶冶，使得日後在報考北京大學時有 所助益。所以際遇變化之事，一時倒也難以分明，洪棄生當時堅決的行為，反倒 類似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並且立法通過的實驗三法之一，在家自行教育。教育效 果具備同等正規學校教育之學力，以此概念來思考的話，洪棄生之舉，或許是真 知灼見。

順從與觀望的家長，受到家長背景之影響，因此敏於觀察社會局勢者，察覺 到代表新式教育的公學校將是未來趨勢，樂於送子弟入學，為了獎勵措施入學者，

同時也大有人在。這在當時代的價值觀而言，可能是種數典忘祖的行為，也是種 愚蠢、貪圖小利的舉動；但若以今日的教育觀點分析，這樣的考量可以說，家長 有先見之明，同時也帶著實用的想法來為兒女的教育籌畫著，是相當熱心於教育 的父母。

不過，百年前的家長是為了子女能獲得勸學獎勵的好處才送他們到學校，或 者為了獲得生活改善，而希望學習某些專長技能，例如醫科、法律、教育，特別 鍾情於某些學科，在物質缺乏、階級嚴謹的社會，家長有這類的觀念可以理解。

時至今日，現代教育發展的方向竟與日治前期家長之觀點也有些許相同，例如獨 尊某些特定科系，輕視勞動與技術的職業，而忽略受教育乃是為了開展每個學生 的不同潛能，使其適性發展，追求自我超越，期盼能在未來對社會提供個人貢獻 或是文化的傳承與創造等原始目的。顯示出現今家長對「有用者為真」此句實用 主義概念的誤解甚深，這種情況，不知應當視為一種人之常情，抑或暗示著教育

的某些環節尚待改善，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貳、學科內容

家長對漢文之重視，其來有自，一方面是因為這是臺灣社會最常使用的語言，

一方面則是身為漢民族與母語的關係。因此漢文與公學校其他學科在家長心中的 地位相比，高不可攀，頗有所謂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味道。日本政府在當時也 因為理解這點，而將其納入公學校的學科，但是日方基於政治與殖民考量，自然 也做了點算計，將讀書科的教科書內容變得相對簡單。只是當時的家長對於教育 並無太深的認識，能夠發現這點的僅有少數人。再者，當時仍以書房和私塾為主，

就讀公學校為少數，即令就讀者，也會在下課後前往書房或私塾繼續加強漢文學 習。因此雖也有家長對漢文學習的內容過於簡單或時數過少的控訴，但是此方向 的史料紀載較少，在當時大概也被忽視。家長開始出現大量對漢文科不滿的論述，

大多是在書房與私塾被迫轉型之後的下一個時期，公學校入學漸漸成為趨勢後，

資料上才能看到少數家長，在個人著作、報章社論等地表達這種不滿的情緒。

體操科因為受到家長的誤解，被認為與徵兵訓練有關。同時，一些體操遊戲 與唱歌科則是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勤有功，嬉無益，以及戲子乃賤業 之故，因此，兩者在一開始受到恐懼與歧視，地位低落。但是隨著體操科的誤會 被解開，以及運動會帶來的趣味性，使得體操科的地位上高於唱歌科。這兩個科 目雖然深受學生的喜愛，不過一來在以前從未以一個專門學科的身分出現，二來 有違中國傳統的學習觀點，所以不僅在日治前期一直算是地位較低的學科，在後 續章節的史料描述也是如此，這種觀念其實一直延續到了現代的近十年才有所改 變，體育與音樂課終於擺脫成為主科考試或補課的備用時間，才終於實質提升至 五育平等的地位。

算術科、寫字科與修身科的地位則屬於較常受到忽略，雖有實用性價值，須 以不妨害到漢文科的教學為前提，才能讓家長普遍接受，這方面由於史料缺乏，

因此難以確切得知家長的意見為何。若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與封建體制的概念來

看，所謂士農工商的排序，商為階級之末，不受重視，在 1895 年至 1910 年還是 農業社會時期的臺灣，算術科在家長心中的地位，可能只比體操及唱歌科略高一 些，因為體操科一開始被誤以為是從軍的準備，到後來的遊戲與競賽，家長認為 對學習無益；而唱歌科雖然受到學生喜愛，但被家長視為賤業，實際效益還不如 子弟學會算術，日後可以當商人來的多，所以可以合理推測算術科在家長心中的 地位，當只略高於此兩科。

寫字科受限於史料關係，較少看到有家長對此發表意見，但推論其原本就是 一種實用性極高的技術類科，公學校教育雖特地將其獨立出來，理應無損其地位，

反而應當更受到家長歡迎才是。前臺北市長吳三連就曾提到，父親要子弟至少其 中一人受教育，原因就是希望學會知道字怎麼寫，這樣官府發下殺頭令，好歹才 知道是怎麼回事造成的。

國語科在初期常受到輕視，許多家長不屑子弟學習，到了中期有少數家長發 現其實用性與價值，後來則是多數家長漸能承認它的實用性價值，只是內心仍獨 尊漢學，國語科僅是學來應付而已。在 1898 年的「公學校規則」當中，是以施 德教、授實學並精通國語，1904 年的「公學校規則改正」則是教授國語、施德 育並教授普通知識技能，兩者的差別雖然只是文字順序上的不同，不過其實在教 學現場的重點，也因而有別，變成以國語普及為優先，其次是將臺灣人教育成為 日本的優秀子民，最後裁示傳授實用知識技能。所以 1904 年後的家長應該普遍 都感受到教師在國語科教學的賣力及普及甚於在德教與實學上的用心，同時在日 俄戰爭後，體會到日本國力之強盛，以及前幾期畢業生所獲得的良好工作與社會 地位，因此國語科的學習日漸暢旺，雖然基於民族意識的影響，家長仍舊希望以 漢文學習為主。

但是日語學習所帶來的好處，卻也令不少家長的想法產生動搖。有學者³⁰⁴指 出，國語科的同化政策使得他們陷入困境，因為若對是近代文明抱有渴望，希望

304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の同床異夢》，（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6），頁 321、323。

邁向世界潮流時，便不能只死守著漢文。不過許多的新知識份子，亦即在大正時 期（1911-1925）的第二代家長們，在許多公開場合演講或是投書時，卻又有許 多人是使用日文當作工具來批判政府，凸顯出此時臺灣人的無奈與矛盾。

參、教育制度

勸學獎勵法與教師形象兩者息息相關，因為勸學獎勵法一開始的失敗，除了 民族意識的影響，也和教師的形象相關。為了提高入學率與每日出席狀況，教師 不僅熱心幫忙農務、做玩具，甚至在初期也有為了討好家長，增加三字經、四書

勸學獎勵法與教師形象兩者息息相關，因為勸學獎勵法一開始的失敗，除了 民族意識的影響，也和教師的形象相關。為了提高入學率與每日出席狀況，教師 不僅熱心幫忙農務、做玩具，甚至在初期也有為了討好家長，增加三字經、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