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前期之變遷

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意指社會隨著時間的轉移，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 會產生變化的現象⁶³。社會變遷影響所及，有正式的社會組織、社會制度、社會 關係、行為模式，以至於非正式的民間習俗、習慣與德行的概念等，因此廣義上 來說，社會變遷的內涵亦包含階級流動與文化變遷。由此可見得社會變遷的力量 與範圍深遠，特別是日治前期的變革，對大多數習慣安定思維的人群來說，是相 當大的改變。首先的反應定然會對其改變產生驚慌、不安或不滿之情緒，之後再 根據個人、文化、環境、社經背景等條件下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調適方法與適 應的速度。

社會變遷概念下的文化變遷，是造成衝擊程度最大的變革。關於文化變遷，

63 中華百科全書，〈社會變遷〉，檢索日期：2015/01/12，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soc.asp?id=2275。

殷海光⁶⁴（1919-1969）曾提出有關的論述⁶⁵，其認為任何兩個具不同文化的群體 甲和乙發生接觸時，兩者可能互相擷取文化要件，當這兩個文化不斷發生接觸而 擴散時，便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過程便是濡化（acculturation）。在濡化過程 中，主體文化所衍生的種種變遷，就是文化變遷。而當兩個文化接觸時，常發生 文化變遷或抗拒文化變遷的情形，便發生文化緊張（cultural tension）的情況⁶⁶， 這情況容易滋生防衛的反應，順著這種軌序的衍發，它的文化分子往往蒐羅文化 海光將其稱為文化的重行自我肯定（cultural self-reassertion）⁶⁷。

同樣關於變遷的種種反應，西方學者也提出過類似的看法，相當易於理解與 使用。德國政治社會學圈的大將 Albert Otto Hirschman ⁶⁸則在其 1970 年出版的

《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一書中，就用一個廣泛的格局解釋政治、商業與工業

的各種問題。他指出一般人在因應這些情況時，有三種常見的反應⁶⁹，分別是「退

金資助，以培育臺灣子弟，對臺灣教育實有貢獻。「忠誠」型態者，如臺北仕紳 李春生、商人辜顯榮等，因為市井無賴或軍紀散漫的抗日軍之作亂，則在日軍登 陸淡水之際，即前往迎接，進行無血開城，以維護地方居民之生命與財產安全，

並在日後率先配合總督府之政策，而獲得相應的地位與權力。類似辜顯榮者大有 人在，也趁此機會崛起，出現許多新興的中上階層，成為日後臺灣各地與各領域 之間的名門望族。

上層民眾裡，少數如臺中霧峰林家的三少爺林獻堂，敢於進行「發聲」之社 會運動，發起議會請願，提出廢除六三法等訴求，大部分上層民眾仍是忠誠與消 極順應者居多。中下階層之人民因時代背景與職業特殊性的關係，通常資源有限，

所受教育不多，往往請益並依賴地方仕紳所做之決斷，聽從與實行其意見，兩者 的關係通常是緊密結合的，對於變遷的反應，相信也是「退出」者居多，「忠誠」

與「發聲」雖皆有之，但僅是少數。

除了政權更迭而造成社會階級流動與變遷外，日治前期也有其他變遷與衝擊 現象值得注意。像呂紹理⁷⁵在《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一書 中就指出，臺灣社會藉由日本政府因為殖民需要而帶來新的政治、經濟、教育以 及休閒活動結構，進而改變臺灣人民之前的生活作息與時間觀念，而這樣的社會 變遷也多少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文化變遷。其中「水螺」是中南部農民對糖廠汽笛 聲的稱呼，此訊號聲是用來提醒臺灣人民上、下工之作用。水螺聲傳遞的訊號，

是透過一套全新且具體的生活作息規律與制度，讓當時的臺灣人民在日常的生活 中，因為持續的重覆接觸，逐漸將對這套規定的認識內化於生活中，以至於後來 不僅只是形成糖廠在農村中所形成的生產規律情形，在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各項行 政措施、教育制度、交通系統以及休閒生活當中，也都可以看到這套標準時間的 存在。

這種社會變遷在推行時，較易於社會大眾接受，因為尚未觸及到民族意識、

國家認同、道德價值與實際生理等面向上的改變，屬於實務生活的變化。在面對

75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每天生活的實際問題，不管是迫於現實無奈也好，抑或追隨潮流趨勢也罷，人民 比較能夠適應環境，因此造成的衝擊相較於其他類型的社會變遷小，接受度也就 較其他變遷為高，速度也較快。但文化變遷可就不然，在臺灣史上相當著名的放 足斷髮，這種文化變遷現象，就為當時的臺灣民眾帶來不小的衝擊。在斷髮部分，

總督府在治臺初期並未採取立即性的嚴禁政策，係因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施政方針 的暫時放任主義，原因在於官方鑑於風俗習慣改變之不易，且當時又正值臺灣武 裝抗日行動的風頭正盛，斷然不願因此刺激臺灣人民對新來政權的排斥感，首任 民政局長水野遵就在給部屬信函中，明確表示以維持現狀為原則：

雖然吸食鴉片、蓄留辮髮及婦女纏足等為本島向來之弊風惡習，惟一時亦難以遽然改 易。…對於上述習俗，希轉知所屬，不宜濫發表可能傷害人民感情的談話。⁷⁶

而後繼任的總督也大都沿用這項方針，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也採用新任民 政局長後藤新平的建議，以所學專業之背景，採取生物學原則的漸進主義⁷⁷來看 待放足斷髮一事。臺灣人民雖有放足斷髮的自主行動，但僅為相當少數，係為因 應政治與社會之變遷所致。其後，這項文化變遷的發展，在官方活動上，主要透 過日本政府安排至日本參觀⁷⁸，讓臺灣人民了解當時的世界趨勢，再配合上官方 獎勵制度⁷⁹一併推行放足斷髮運動；民間也有地方仕紳自主參加博覽會⁸⁰，在這種 國際交流活動體認與學習而自主斷髮與放足，或是民眾由於工作型態的需要，使 得服裝必須轉變⁸¹等因素而形成變遷，但這些活動所造成的文化變遷，在比例上 只影響到少數人。

76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 211。

77 同上書，頁 214。

78 前引書，頁 215。

79 前引書，頁 213。

80 前引書，頁 216。

81 前引書，頁 216。

直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後⁸²，民間自主性的斷髮運動才有陸續增加的趨勢，

日漸盛行的原因是因為清政府被推翻後，國民政府也在推動斷髮之運動，臺灣人 民對於舊政府的民族情感與國家認同的希望破滅，認為臺灣未來的發展，就是只 能做日本人一途，因而紛紛自主斷髮。官方也於始政 20 周年⁸³（1915），多次舉 行集體斷髮儀式，配合上雷風厲行的執行態度，不從者依「保甲規約」處罰⁸⁴， 其熱潮迅速遍及全臺，斷髮運動在臺才正式宣告成功。而這段歷時 20 年的文化 變遷，政府雖採取漸禁的方式進行，但是仍對臺灣人民造成在情感上的強烈衝擊，

從清朝臺中廩生林朝崧與臺南進士許南英所作詩中，即可了解到這種文化變遷的 衝擊，並非短短 20 年內就能夠減緩，其詩云:

大好頭顱斫與誰，心長髮短不勝悲；半生寂寂羞看鏡，萬事茫茫泣染絲。叫月禿鶬聲 最苦，經霜髠柳態先衰；江月滿目空搔首，風景全殊總角時。⁸⁵

已矣!舊邦社屋，不死猶存面目!蒙恥作遺民，有淚何從慟哭?從俗，從俗，以是頭顱濯 濯!⁸⁶

知名作家張深切更在其著作《里程碑》中記錄自己的斷髮經驗對於自己以及 全家人所帶來的衝擊實況：

在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

今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作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 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

抓起我的辮子，使勁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

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母親代為料

82 前引書，頁 229。

83 前引書，頁 230。

84 前引書，頁 250。

85 前引書，頁 232。

86 前引書，頁 253。

理「後事，叫一位年高德劭的阿婆，用剃刀剃掉剩下的半截兒，母親還吩咐她得給我 們留囪髮一撮，做象徵性的紀念。剃完後，我用雙手遮頭，走近一個空房，再放聲大 哭。回想以前穿長衫、疊馬褂，著「紅明鞋」，戴「碗帽子」跟著母親跪拜，有個辮 子，像隻馬，多麼文雅，如今馬褂、馬尾都沒有了，像隻水牛，再穿著長衫、馬褂、

紅明鞋，多麼難看！越想越傷心。⁸⁷

從上述作品的文字看來，當時大部分的臺灣人民，雖然迫於生活現實，許多 生活事務，不得不採行消極的順應之態度因應。但由於總督府初期未強力介入斷 髮放足，多數人民按照其自主的意願，仍然選擇以退出的方式來面對此種文化變 遷，同時亦有反斷髮的團體出現，例如臺北的保髮會、守髮誼。直到日本政府以 強力態度執行，才不得不進行斷髮，因此雖然時間長達 20 年，但是就人民的觀 點來看，留辮者只會感覺是立即性的被迫斷髮，衝擊程度也比前述的生活時間改 變來的大。這根辮子對當時臺灣人民來說，代表了對前朝的忠誠與懷念，保留著 民族的尊嚴與自信，一旦斷髮，就再無可供追憶，似乎也象徵著堅守的底線被打 破。但其中亦不乏有像臺北仕紳李春生、商人辜顯榮以及宜蘭仕紳李望洋等人⁸⁸， 率先響應政府措施而積極順應，呈現出在社會變遷現象中，各種想法並存，以及 應對社會變遷的作為。

放足的部分，同樣因為總督府秉持著漸禁政策的方針，所以在 1911 年以前，

放足的部分，同樣因為總督府秉持著漸禁政策的方針，所以在 1911 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