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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前期之教育政策與制度

第二章 日治前期之時代背景、教育政策與制度

第二節 日治前期之教育政策與制度

第二節 日治前期之教育政策與制度

本節以日治前期的教育政策與制度的大方針,簡略分為兩期,分別為伊澤時 期與後藤時期,因兩者有著明顯的不同,必須稍加以說明,兩者在臺灣的執政時 間雖不如後來的隈本繁吉,但卻是開創並奠定公學校教育基礎的重大功臣,因而 特別以此兩者作為分期介紹,以利了解日治前期的教育政策與制度,隈本繁吉的 相關事蹟,將在後續章節陸續提及。伊澤時期主要以設立國語傳習所為主,時間 序列在後藤時期的公學校之前,此外,教育的重點對象,伊澤時期以成人為主,

學齡兒童為輔,後藤時期則反之。再者,伊澤修二本人希望推行沒有差別待遇的 教育,但後藤新平及其後繼者持地六三郎的施政方向,雖然推行名為無方針主義 的政策,事實上是以具有差別待遇的想法,來執行對臺殖民教育。因此,兩者不 管是時間、編制、教育重點對象與個人的教育理念都有相當大的差異,需做兩個 時期的區分,以利理解日治前期的教育政策與制度。

92 前引書,頁 235

壹、伊澤時期

日軍佔領全臺後,總督府委由首任民政長官伊澤修二來籌辦草創時期的教育 措施,係因在臺日人的家屬也都隨著而來,使得當局開始顧慮到文教方面的需求 增加,同時,日本政府並不欣賞私塾和塾師,因為那與日本以前過多且簡陋的寺 子屋相似,而欲以現代教育來取代之。因此,1896 年底,伊澤修二即在臺北芝 山巖,建立臺灣學校教育的第一個場所93,是為芝山巖學堂,在當時是普及臺民 文教知識的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芝山巖學堂開設不久,伊澤修二正好回日本述職時,1896 年 1 月 1 日,發生了臺灣教育史上著名的六氏先生芝山巖事件,有六位日本籍小 學老師在臺北芝山巖附近遭到殺害。整起事件的經過,從 1895 年 12 月 31 日開 始,六位任教於芝山巖學堂老師本想前往臺北城內的總督府慶祝新年,於中途遭 遇臺北城內動亂,於是返回學校,不料,在返家途中於山下被反日的臺北數百名 鄉勇襲擊,並慘遭斬首殺害94。據潘家後人所述95,六位教師在 12 月 31 日當天 曾先前往當時擔任士林保良局主理(主理即為今日的局長)潘光松家拜訪,潘光 松曾告誡他們外面紛亂不安,要他們留住潘家,明日再坐渡船去臺北城拜年。但 他們自認只是教師且懂得武術,執意稍後前往並自行返回芝山巖,但隨即招來殺 身之禍。此事震驚日本高層,將殺害日籍教師的臺灣人視為土匪全部處決,潘光 松也立即被日本政府指控他未盡其保護六士之責的罪名,在沒有公開審判即以

「斬首」治罪。

此事固然相當令人震驚、遺憾,但殺害日籍教師者,並沒有確切的定論。前 述的資料顯示是臺北的鄉勇殺害教師96,這些鄉勇是由簡大獅等人組成,在發起

93 林玉体,《台灣教育史》(臺北:文景出版社,2003),頁 76。

94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圖解臺灣教育史》(臺北:五南,2014)。

95 林潘美玲,〈芝山巖 潘光松 六士先生〉,《自由時報》2006 年 4 月 14 日「自由廣場」。檢索日 期:2015/5/13,取自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66769。

96 李佩瑄,〈從漢文讀本看日治時期公學校漢文教育的近代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6。

企圖奪回臺北的襲擊中,造成芝山巖上六名學務部人員被殺害事件,此稱為「芝 新聞」。檢索日期:2015/5/13,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3134。

98 鳥居兼文,《芝山巖史》(臺北:芝山巖史刊行會,1932)。

99 古山居士,〈教育之進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第 79 號(1908 年 09 月),頁 1。

100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臺北:南天,1997 年複印),

頁 11-14。

範學校的工作,語學部則為日人及通譯提供完整的日語訓練,並且教授日人有關 臺灣的方言或土語。永久事業的另一個計畫是開設師範學校供臺人就讀,以便在 畢業後成為公學校的教師,伊澤修二此舉是希望能讓殖民地自給自足。

在伊澤修二的計畫中,雖然主要是以培育臺灣人成為服從日本天皇的良好國 民,以及為了在臺日人教育而努力。但是他個人的教育理想與抱負,倒是值得注 意,因為其主張教育至上101,認為殖民教育慣有的差別待遇,不應該在臺灣出現。

所以他提倡日人學習臺灣的方言或土語跟臺人學習日文一樣重要,在同化政策上,

伊澤認為同化將會也應該會實現,他不認為教育設施只能被付得起的人使用,或 小心設限以防製造出過度教育的臺灣人,只要總督府充分授權,日本教育者將會 達成目標。但也因為他不是一個漸進主義者,導致他與上司衝突,同時因為日治 初期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平亂而造成巨大花費,導致編列給臺灣的預算被刪減,

伊澤修二因此憤而離去102

貳、後藤時期

在伊澤修二離開,後藤新平上任之前,臺灣首座幼稚園,在此時成立。六氏 先生芝山巖事件隔年,1897 年 2 月103,臺南城內的紳士、學者組織臺南教育會,

以教育制度的改良進步為研究目標,由前清廩生蔡夢熊擔任幹事。在此之前,蔡 夢熊曾赴日本京都、大阪等地觀光遊覽,遊覽之時,目睹了當地專為兒童保育而 設立的幼稚園,他發覺新式的幼稚園保育制度,對於兒童的成長助益頗大,而深 受感動。回臺後,適逢教育會成立,蔡夢熊乃積極遊說各重要成員,並向該會提 出創立幼稚園的建議,經過該會層層審議,獲得一致支持,決議在臺南關帝廟內 設立幼稚園。

於是,1897 年 12 月 1 日,定名為臺南共立幼稚園的臺灣第一座幼稚園正式

101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頁 36。

102 同上註,頁 37。

103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2000),頁 238。

成立,由本島人四名、日本人一名為創立委員,負責一切相關事務。蔡夢熊另被 教育會推舉為園長,並招聘畢業自女子師範學校而寄居臺灣的二名婦女擔任保母,

但是因為園長由沒有甚麼學識經驗的本島人擔任,而招來若干非難,之後臺灣人 兒童幾乎未見有入園者。因此雖然是臺灣的第一間幼稚園,但卻呈現出盡皆是內 地人子弟前來就讀的景象,在經費與保母的合格人選都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這 間臺灣第一間私立的幼稚園於 1900 年停辦,同年由日本人自行設立的臺北幼稚 園成立,而臺灣的第一間公立幼稚園,則要等到 1905 年才設立。從入學人數盡 是內地人此點來看,這似乎透露出此時期大部分臺灣家長對於新式教育的反應。

在首任總督樺山資紀與後來伊澤修二相繼去職,幾任總督延續其方針,持續 國語傳習所的教育方針執行,初期為了因應普及日語的需要,國語傳習所的經費 皆由國庫支付,其後傳習所的設立增加快速,使總督府的預算支付逐漸困難,總 督府遂不再擴展國語傳習所,而設立預期更為永久的國民學校,直到第四任總督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上任後,便於 1898 年頒布敕令第一七八號的「臺灣公學 校令」以及「臺灣公學校規則」和「臺灣公立小學校規則」,設立了公學校與小 學校,其方針和課程,大致都與伊澤國語傳習所的相同,公學校的規則載明了它 有兩個目標,第一是讓臺灣兒童精通日語,第二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知識,以養成 其國民性,因為公學校的就讀學童,大多是臺灣人子弟居多,而小學校的就讀學 童,則大多是日本人居多。

日本母國政府及臺灣總督府的許多官員認為,臺灣應該以日本的法律和程序 來統治,但在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全力支持下,使後藤新平的方針,也就是讓臺 灣的舊習慣繼續適用,不完全受日本法律限制。後藤相信,教育事務也和其他事 務一樣,以立即強制與徹底改變的方式,將會完全失敗,因為在其生物學漸進主 義的比喻中,鯛魚變成海中的比目魚應該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104。後藤新平 也在 1903 年的一場教育事務諮詢會議演說中提到105,臺灣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

104 同前註,頁 33。

105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南天,1937),頁 330-331。

不可能在兩三代之間激烈改變,他相信至少再過 25 年日本才有可能制定教育政 策,此時的日本教師應去普及日語的使用,築起一道信任的橋樑,以便同化政策 能夠成功,這篇演說即是著名的無方針主義演說,此項策略貫串了日治前期總督 府對臺灣教育政策及制度的想法與作為。

關於無方針主義的執行是否真如後藤所說,抑或是有其他更為深層的理由?

後藤的下屬,學務部長持地六三郎也同意後藤的看法而繼續執行其政策,陳培豐

106指出持地六三郎在一份機密級的文獻,名為《教育行政概要覺書》一書中記述 著:「伴隨時勢的發展,臺灣人向學心逐漸興勃,當局不能滿足這些健全要求時,

必須預期將來在統治上可能會發生的危險。」對此,持地六三郎提出了「政府不 要積極地指導提攜或勸誘」,以及「採取漸進方針,寧可以不實施教育的方式來 做為教育方針」來因應,因此陳培豐認為持地六三郎之所以實施放任主義,實因 對於臺灣人向學心的危懼意識。因此公學校規則以普及日語為最優先,其次便是 進行德教,使臺灣人民能夠成為良順的日本皇民,正因如此,總督府很重視公學 校的實施,密切注意學生的出席狀況,並且記錄與評估缺席的各種原因。在分析

必須預期將來在統治上可能會發生的危險。」對此,持地六三郎提出了「政府不 要積極地指導提攜或勸誘」,以及「採取漸進方針,寧可以不實施教育的方式來 做為教育方針」來因應,因此陳培豐認為持地六三郎之所以實施放任主義,實因 對於臺灣人向學心的危懼意識。因此公學校規則以普及日語為最優先,其次便是 進行德教,使臺灣人民能夠成為良順的日本皇民,正因如此,總督府很重視公學 校的實施,密切注意學生的出席狀況,並且記錄與評估缺席的各種原因。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