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
壹、歷史轉變影響教育制度之範圍
中國自集權帝制之始的秦帝國至末代的清帝國消亡，概括而言，官辦的教育 制度基本上是官僚組織達成目的之重要手段，不同時期的政府賦予教育制度之任 務不盡相同。換言之，時代轉換在教育制度上具有某種程度之作用。而臺灣從清 領至日治即是時代轉換的重大標誌，清領時期的臺灣教育透過書院或輔以私塾制 度傳授儒家思想，科舉考試為其主要導向，學子花費許多時間琢磨八股考試；相 較而言，日治時期之教育制度大多是由日本當時學者專家，藉由本身留學之經驗 以及對當時的歐美國家進行參訪，考察、比較與整理其優點之處，而取之作為他 山之石，並綜合殖民地統治相關經驗借鑒而來，屬於具有日本特色的現代新式教 育。於此而言，臺灣教育制度及內容逐漸從儒家過渡至西方思維，教育形式亦從 單一趨向分化，因此這份轉變對臺灣教育制度產生之影響，可謂相當深遠。
除此之外，現今臺灣教育制度與日治時期建立之基礎實有相當程度的連結，
可由四個層面凸顯其關係，一、初等教育制度：日治時期公學校提供了民國政府 在臺實施初等教育的基本架構，包含六年修業年限、場地及科目等。二、中等教 育：例如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北第二中學校、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臺中中學校 也都繼續沿用，成了現今的建國中學、成功高中、北一女中、臺中一中。三、高 等教育：則有以前的臺北帝國大學，變成了今日的臺灣大學，在場地與學校定位 上仍與日治時期相似。四、職業教育：有嘉義農林學校、臺北工業學校、臺中農 學院、臺北商學院及臺南工學院等，分別即今之嘉義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中 中興大學、臺北大學、臺南成功大學等校，校務發展一如日治時期一般，持續為 臺灣各式職業培育人才。
國民政府在教育制度上雖然承襲日治時期之基礎，但教育內容又轉到另一個
然而，殖民者與受殖民者之間對教育政策的實施與接納關係，是否只有兩種 極端的可能？以下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線索：臺灣首位哲學博士林茂生6在其博士 論文提及，臺灣人在後來接受了日本人會永久駐留在島上的事實，因而承認日本 文化與教育的價值，並接納日本教育政策的實施。另外，E. Patricia Tsurumi7在其 研究中提到，公學校學生缺席的原因，其中包括臺灣家長對教育沒有嚴肅的態度，
以及總督府對此的因應之道，對受殖民者與接納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關係，做了 較多的說明；王錦雀8在其研究中，亦提到日本當局在教育政策有著躊躇與小心 的等待態度，同時臺灣人民也有著消極的順從及欠缺合作的心態，這其間受殖民 者與接納教育政策的關係可說是相當微妙。由此來看，在「是與非」的光譜之間，
似乎存在著其他複雜交錯關係，可惜未有專門的研究對此進行說明與探討，大多 是略帶提及，恰恰顯示其中的盤根錯節關係，尚未清楚釐清。
參、接納教育政策實施的要素偏於一隅
目前有關論著相當豐富，但為數不少的研究在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之後，
常見僅以數據呈現的方式，來解釋與得出最後的研究成果，同時希望建構出可供 後續檢驗的標準，這固然能得到一項明確的數據與準則。然而，接納教育政策實 施的要素，時常存有難以數據化的訊息或緣由。這些既存的資料在以數據為主探 討中，常被略過或捨棄，在研究分析與整理的重要性往往受到輕忽，若能加入研 究討論，甚至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研究解釋與成果，獲得最接近事實的機會。
不僅如此，在探討的主題上，許多研究的面向可能過於集中，多從學校教育 的角度出發，針對學校教育的教育政策與制度的設計、教材教法、教師能力與教 育成果等面向進行探究。而在教育領域內，家庭教育的重要份量亦不可輕忽，也 是影響接納教育政策實施重要的要素之一，然有關研究在早期為數不多。所幸近
6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 與探討》（臺北：新自然主義，2000），頁 113。
7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
頁 50。
8 王錦雀，《日治時期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臺北：臺灣古籍，2005），頁 138。
年來，家長教育選擇權逐漸受到重視與討論，從行政、課程與社會學的角度切入 的研究漸增，因此相關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就接納教育政策實施要素的主題而言，
在教育史領域上仍為少數，殊為可惜。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一些臺灣前輩的回憶中即可看出家長觀點與態度對教 育領域之影響力，例如前臺北市長吳三連即在回憶錄中提及：
我離開教會讀書班之後……，我進了私塾很認真地讀起四書……，家父對日本公學，
一向很有成見，他認為上學就是要好好讀書，既然要好好讀書，公學裡就不應該設有 諸如鞦韆之類的遊戲用具，因此家父不贊成我去讀公學，很幸運的是，家父有個好朋 友……，因此一直勸家父讓我入學……，於是我終於在十三歲那年，也就是說比一般 入學年齡慢了六年之後，進入了公學校一年級。9
日治初期，政府採取漸進主義，並不強迫入學，由各個家庭自主決定，所以 吳三連父親對子弟入學的影響效力才會如此重要。而父親的決定，讓吳三連超過 就學年齡多年都與公學校無緣，由此可見家庭教育之重要性。另外，臺灣政治社 會運動家蔣渭水也曾因父親的考量，使得他到十六歲才就讀公學校10，臺灣新文 學經典作家吳濁流，也受到祖父的選擇影響，等到十歲時才能成為公學校學生，
但主要原因是因為村中私塾被關閉，才選擇公學校。其祖父原本認為，在日本的 統治之下，臺灣人既然不能做大官，那麼在日常生活上，只要記些實用文字就夠 了，而實用文字，受兩三年教育就可掌握，祖父因而認為吳濁流直到十二、三歲 再讀書也不遲11。所以，若非私塾被關閉，吳濁流可能不一定能受公學校教育，
就算有機會，也會如同蔣渭水、吳三連等人一樣，超過就學年齡多年才能進入公 學校就讀。
家長之所以對新教育政策的接納有所疑慮，不願其子弟就讀公學校的原因，
9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傳記，《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晚報，1991），頁 24。
10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北，時報文化，2006），頁 28。
11 石一寧，《真實的追問-吳濁流的文學、思想、人格》（臺北，人間，2008），頁 27。
據吳文星的研究發現，最初上階層家庭常稱公學校為「番仔學校」12，認為課程 中除漢文之外，餘均屬「番仔書」，不願其子弟習夷狄之學，故多選擇入書房。
至於中、下階層家庭，則以公學校無津貼為由，亦多不願入學。而這類對公學校 敵視或歧視的情況，在其後有所轉變，因為仕紳受到政府的勸誘，參與許多官方 的安撫聚會，部分仕紳或原先的書房教師也被安排進入學校執教。上階層家長受 此影響，順從新教育潮流，讓子弟就讀公學校者漸增，部分中、下階層則家長受 到周邊的朋友或地方仕紳的影響，才對於學生的未來發展方向有了認識，同時，
政府也開始補助入學津貼，家長漸漸願意送子弟就讀公學校學習新知識。這證明 了家長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力，不管是對學生，還是對教育事業，都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
綜前所述可知，家長觀點與態度在基本教育領域佔有重要影響力。在基本教 育領域上，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分別佔據學生不同的時間，兩者雖然角色、比重、
任務不同，但各自又互相密切的影響著。除去在學校的時間，學生幾乎都是在家，
受到家長的教育與規範，家長對學生的教養方法與價值觀，同樣會牽動學校教育 的學習。因此，除了以學校教育與教育行政角度切入的研究主題極具研究價值外，
在接納教育政策實施的要素上，家長觀點也能提供重大研究貢獻。
12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