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陳澧「漢宋調和」論的影響與反省
第二節 其他學者對陳澧「漢宋調和」論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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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其他學者對陳澧「漢宋調和」論之評價
陳澧提倡「漢宋調和」的論述，深化廣東地區漢、宋兼采的學風，其治學方 法頗受學者肯定，對陳澧稱道者不少，然亦有不以為然者。清末民初之學者如何 看待陳澧評價，而現今學者又以什麼方式理解陳澧之學？若能檢覈其文，或可釐 清陳澧「漢宋調和」論的影響與侷限。
清末民初學者如章炳麟（枚叔，1869-1936）、劉師培（申叔，1884-1919）、
錢基博（子泉，1887-1957）、錢穆（賓四，1895-1990）、傅斯年（孟真，1896-1950）
等人，對於陳澧「漢宋調和」的學術論題各有看法與見解，而大體而言可作二分，
其一，就動機出發，從「救弊」的角度思索陳澧提出「不分門戶」的「漢宋調和」
論題，肯定陳澧用心，並認為陳澧之說樸實篤切，乃淑身之學；其二，從陳澧「融 通漢、宋」的具體內容著眼，對於陳澧舉漢儒、宋儒之說以合，就內容而言並無 互通之可能，以為陳澧僅為排比之工夫，未深入漢儒、宋儒真義，故采否定的角 度評斷陳澧。
錢基博於《東塾讀書記》時有申論，遂著《古籍舉要》加以發揮，其以持平 的眼光看待陳澧之學，云：
陳君經生，樸實說理，學以淑身。55 又云：
陳君《讀書記》之部居別白，牖啟塗轍，議論謹欠雄駿，開示彌徵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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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澧為文平實，其用意重在著實為學、篤志於經義，於考證之外不作臆測發揮。
而錢穆亦肯定陳澧之用心，認為：
東塾之學兼宗鄭君、朱子，意在通漢、宋之郵，而於清代尤尊亭林，嘗謂：
「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當專明學術而待效於數十年之後。」
故其書淳正篤實，為求速化期急效者所畏。57
然而從評價中，不難發現陳澧的學問雖平實，卻無以出新，陳澧認為學問之事，
最難於入門，初學者入門，需得其正，因此所讀之啟蒙書必須「說至明，約而不 漏，詳而不支。」58故於書籍內容之選汰相當關鍵。要合於古說，不能無所依憑。
陳澧自認不好立新說，其云：
55 錢基博：〈序〉，《古籍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5。
56 錢基博：〈序〉，《古籍舉要》，頁 5。
57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出版社，2006 年 8 月二版），頁 433。
58 ﹝清﹞陳澧：〈與徐子遠書(五)〉，《東塾集外文》卷五，《陳澧集》壹，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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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在此精舍十年，所說皆古人之說，從不自出一說，深恐較人誤了路頭 也。……若能舉古人之說而發明之，使後學皆知，即是有功於古人之人。
若必出己說，則是與古人爭勝，不惟無功，而且有過矣。59 又云：
凡讀書，要求知古人所已知，不可求知古人所未知，此即不可好立新說之 意。60
又云：
讀《論語》，一日一章，字字細細讀，非僕之說。僕從來不自立一說，此 朱子之說。61
陳澧時任菊坡精舍之山長，教課強調經學之意義，在於述古人之說以明事理，而 非推翻古人之說，因此陳澧並未自立一說，，頗有遵從西漢、東漢「師法與家法」
之意，曾說道：
師法必宜守而不失，蓋學問文章議論能為人師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雖 大，而其人不多覯，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謹守其法耶？62 看重「師說」，且所謂「讀書先求知古人所已知，勿先求古人所未知也。於古人 所已知者，讀之思之，排比鈎稽之，而見有古人所未知者焉，然後從而補正之。」
63此乃陳澧所謂之經學。以古為師之態度為學，「零碎抄錄，以俟其貫通」。64這 樣的治學方式雖平實無蔽，卻也無法創新，因此錢穆以為：
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惟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 實齋，治經籍一依注疏，謂宋儒義理特如漢、唐注疏之箋，其說更可商。
觀其讀書記所得至明通、至堅實，而仍無以出當時經學家之範圍，以視顏、
章諸人，戶牖一新，以豁人明照於天地之別一方者，故稍遜矣。然其砭流 俗、挽風氣，防弊杜漸之意，則與兩家近矣。65
就形式上來看，因陳澧議論重考據與實證，不輕下己意，故議論往往為切合證據 而無法拓展。然而大體而言，錢基博與錢穆二人對於陳澧的學術持肯定之態度，
並無可疑。然而，就思想的內涵來看，章炳麟、劉師培等人就認為陳澧「漢宋調 和」並未真正調和漢宋。章炳麟（枚叔，1869-1936）於《訄書》中提及陳澧之
59 ﹝清﹞陳澧：〈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東塾集外文》卷一，《陳澧集》壹，頁 316。
60 ﹝清﹞陳澧：〈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東塾集外文》卷一，《陳澧集》壹，頁 317。
61 ﹝清﹞陳澧：〈與趙子韶書五首〉，《東塾集外文》卷五，《陳澧集》壹，頁 471
62 ﹝清﹞陳澧：〈雜論學術(二)〉，《學思錄序目》，《陳澧集》貳，頁 774。
63 ﹝清﹞陳澧：〈雜論學術(二)〉，《學思錄序目》，《陳澧集》貳，頁 775。
64 ﹝清﹞陳澧：《學思自記》，《陳澧集》貳，頁 764。
6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69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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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合漢宋，為諸通羣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取多，故棄其大體絕異 者，獨取小小翕蓋，以為比類。此由揃豪於千馬，必有其分寸色理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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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劉師培（申叔，1884-1919）與章炳麟持相同看法，以為陳澧「牽合漢、宋，
比附補苴」，下語極重，其謂：
即有調停漢宋者，亦不過牽合漢、宋，比附補苴，以證鄭、朱學派之同。
（劉師培注：如陳蘭甫、黃式三之流是也。崇鄭學而並崇朱學，惟不能察其異同所在，
惟取其語句之相同者為定，未必盡然也。若阮芸台《儒林傳序》則分漢宋為兩派）67
評論中未有肯定語氣，對於陳澧「漢宋調和」取漢儒之說與宋儒之說排比而觀，
顯有疑惑，傅斯年（孟真，1896-1950）更將陳澧之學簡而概之，曰：
《東塾讀書記》一部書，直是合古今，雜漢宋的。說它好，它便是不拘門 戶之見，說它壞，它便是不成統系。陳蘭甫的根本觀念，差不多是「義理 皆在文字之中」，更進一層，可說是「漢學即宋學，宋學即漢學，鄭康成 即朱元晦，朱元晦即鄭康成。」68
評論皆指出：其一、章炳麟、劉師培認為陳澧漢宋調和之說，僅是取漢儒、宋儒 之說極小之相同處，排比兩者以為同義，證明鄭玄與朱熹乃同一學派；其二、陳 澧之學未成體系。本文第四章已論及陳澧如何用「以漢釋宋」的方式融通漢、宋 之學，且又以「宋承自漢」的方式說明兩者之間的繼承關係，在此不加贅述。陳 澧所提出的「漢」、「宋」具有多層次的內涵，首先，以朝代為分野，經說需回 歸於「漢儒」與「宋儒」之注疏詮解，真切閱讀漢人、宋人之書，而後才能夠討 論「漢學」與「宋學」；再下一層，為了調整「漢」、「宋」之學的核心價值，
陳澧每每提倡以「義理」補「考據訓詁」之不足，矯正當時學界普遍突出「漢儒」
中「考據訓詁」的部分；強調「宋學」中「義理」的部分，故要人回到第一層，
閱讀漢人與宋人書，認真讀書，並以嚴格的考據方法，最後尋得經典義理所在。
陳澧並不以「成聖」為要務69，而是欲透過文字尋得「經義」，以此輔助成就自 我與回饋社會。然而，「漢學」、「宋學」即便皆含括了「義理」與「考據」，
概念上仍有不同，這是「不講理學」的陳澧所無法釐清的部分。
章氏、劉氏見到陳澧將漢宋學「大體絕異」者置而不論，而取「小小翕蓋」
以為比附，正說明了陳澧學說當中一個極大的盲點─「義理」的具體內涵與時代
66 ﹝清﹞章炳麟：〈清儒第十二〉，《訄書》（臺北：世界書局，1987 年 3 月三版），頁 26。
67 ﹝清﹞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210。
68 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清代學問的門徑》，頁 7。
69 陳澧云：「橫渠云：『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
（陳澧注：《中庸》云：「不可以不知天。」橫渠之言本於此。）澧竊謂：求知天，求為聖人，正宋 時學者大蔽耳。」見氏著：《東塾雜俎》卷七，《陳澧集》貳，頁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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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胡楚生曾比照陳澧《漢儒通義》與陳淳《北溪字義》，云：「陳氏之意，
要在采取漢儒之言，比證宋儒意見，以明漢儒為學，所從事者，訓詁之外，猶有 義理之學存焉，以明漢儒義理，亦自有與宋儒所見相同者在焉。」70然就內容而 言，胡氏以為：
《漢儒通義》中所輯漢儒言論，多係依附經傳，作客觀之闡釋，作外在之 詮詁，而《近思錄》與《北溪字義》，所取宋儒論說，多係由經傳大義，
而引發本身之思慮，或係自行體悟，深心濬抒之所得。然則漢宋儒者，其 所論義理，方法既有差異，內容亦或不同……71
此段呼應章氏與劉氏之看法，注意到了陳澧「義理」思索上的盲點，獲致「義理」
的方法不同，自有不同之解釋，然而陳澧認為，獲致「義理」的方法唯有自文字 上尋、自經典注疏中考而得知，體悟之所得，無所依據，僅可聊備一格。職是之 故，陳澧的「漢宋調和」論未能見其全體，實是導因於陳澧為學的立場。故王惠 榮亦歸納陳澧提出漢宋調和的目標與立場，認為：
其一，陳澧調和漢宋，其學術出發點在漢學，欲以義理濟考據之偏，消除‧‧
漢學‧‧
重‧
考據輕義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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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陳澧兼采漢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基於 道德修養層面的考慮。而從這一角度對宋學的包容，在整個清代的漢學家 中都不曾間斷。編輯《朱子語類日鈔》就是陳澧欲以宋儒之身立身制行來 引導世風的重要表現。其三，陳澧的漢宋調和是在承認漢宋各有其存在的 必要性的前提下進行的，是欲漢學、宋學並行不悖，取長補短，而不是要 將兩者融合在一起，失去各自獨立存在地位。其四，陳澧調和漢宋最根本‧‧‧‧‧‧‧‧‧
的目的還是著眼於振興一種中正無弊的學術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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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考據以義理為 目標，義理以考據為途徑，去除門戶之見，才是理想的學術道路。72 第一點與第四點所指陳澧立場，乃以漢學為宗，為消除考據輕視義理之弊。若儒 者忽視義理，則經典所欲明示的「微言大義」隱而不彰，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將 是學者不能踐履經中所傳達之立身治國之道，導致「平日只偏於訓詁而不思所道 理，不講求政治。」73陳澧有感而發：「近儒專講訓詁，試問朝廷若使通經之士
在他看來考據以義理為 目標，義理以考據為途徑，去除門戶之見，才是理想的學術道路。72 第一點與第四點所指陳澧立場，乃以漢學為宗，為消除考據輕視義理之弊。若儒 者忽視義理，則經典所欲明示的「微言大義」隱而不彰，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將 是學者不能踐履經中所傳達之立身治國之道，導致「平日只偏於訓詁而不思所道 理，不講求政治。」73陳澧有感而發：「近儒專講訓詁，試問朝廷若使通經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