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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陳澧對「漢學」與「宋學」的觀察

第一節  清代漢學的理解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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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陳澧對「漢學」與「宋學」的觀察

第一節 清代漢學的理解與反省 劉師培(申叔,1884-1919)曾云:

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 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 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詁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以治群書 耳。故所學即以漢學標名。1

此段文字為漢學立一簡潔定義。何謂漢學?乃起於清代儒者以訓詁說經、以漢儒 注書方式詮釋經典,後及於考據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的學術團體,統名為「漢學」。 然而實際上,梁啟超(卓如,一字任甫,1873-1929)認為真正以漢學為宗,僅 有惠氏一派:

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為「漢學」;其實前此顧、黃、王、顏諸家所治,並 非「漢學」,後此戴、段、二王諸家所治,亦並非「漢學」,其「純粹的 漢學」,則惠氏一派,洵足當之矣。2

此論與劉師培之說不同,在於劉氏將「漢學」統括了清代學術,而梁氏認為「漢 學」僅限於惠氏的學術,並不能統括清代學術之完整樣貌。事實上,以「漢學」

概括清代學術,是因清代儒學治學方式師承漢代經師樸實考據學風,恪守「讀九 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原則,以「訓詁明而義理明」為共同價值取向。

雖因各地區學者治經的方式不同,分出吳派、皖派等派別,但殊途同歸3,「漢 學」雖失之太簡,但在清儒眼中,卻仍能夠代表當時學術的概貌。

漢學發展至晚清,章炳麟(枚叔,號太炎,1869-1936)評道:「始為漢學 者,盡瘁以善其事,收效不過參之一。後之為漢學者,轉趣奇邪,禍乃流於人民 種姓……。」4章炳麟此文討論的「漢學末流」雖是指治《公羊》的學者,但已 看出後期漢學已與前期漢學漸趨異途。

陳澧生於廣東,廣東為明儒陳獻章(公甫,1428-1500)故鄉,理學氛圍濃 厚,直至阮元(伯元,1764-1849)調任兩廣總督(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

1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清儒得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

頁271。該文原載於《國粹學報》第 31 期(1907 年 7 月),又見於《廣益叢報》第 170 號,收 入《留申叔先生遺書》之《左盫外集》卷九。

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1 月二版),頁 55。

3 參考汪學群:《中國儒學史(清代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275、287。

亦有學者認為:「從概念上看,兩者(考據學與漢學)內容多有重疊,卻不完全等同。考據學一 般側重於方法特徵,漢學內涵則較寬泛,它雖以考據學為基礎,卻不限於「方法」,而包含價值 取向和治學範疇。清代考據學之所以遠逾前代,是與漢學話語的形成、盛行分不開的。」羅檢 秋:〈晚清漢學傳統之演變〉,《天津社會科學》第1 期(2005 年),頁 140。

4 章炳麟:〈漢學論〉,《清代學問的門徑》(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1 月),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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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學海堂書院於廣州後,兼治漢、宋,影響廣州學術至深。5受當時學術氛圍影 響,陳澧最初接觸之學為漢學,對清代漢學有深刻認識與反省。

陳澧深諳清代漢學之流衍,對乾嘉學術之中流「惠、戴」之學更有所評斷。

以下分析陳澧對惠棟、戴震、阮元以及其他清代諸儒的看法,並述及清末漢學流 弊,以了解陳澧之漢學觀。

一、評惠棟之學

惠氏自祖父周惕(元龍,?-?)傳於其父士奇(天牧,1671-1741),再傳 惠棟(定宇,1697-1758),三世傳經。惠士奇論《周禮》云:

《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 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偽者,故讀從之,

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

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 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 經》之證,以其近古也。6

梁啟超標舉惠氏論學「專以『古今』為『是非』之標準。」7,重視漢儒經說,

立場鮮明。錢穆(賓四,1895-1990)亦描述惠學:「所謂守古訓、尊師傳、守 家法,而漢學之壁壘遂定。其弟子同余蕭客(仲林,1732-1778)、江聲(鯨濤、

叔雲,1721-1799)諸人先後羽翼之,流風所被,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 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發之,而於是有『蘇州學派』之稱。」8「蘇州學派」又 稱為「吳派」,尊漢訓遂為惠氏之學的宗旨。

惠氏之學引領復古學風,陳澧對此多所肯定:

惠定宇生當本朝盛時,學術正趨淵博,承兩世之經學盛名之後,首倡古學,

以一諸生,著書數卷,遂開百年風氣,真豪傑也。9

惠氏的治學態度,開清代通經風氣,對於經學研究甚有貢獻,陳澧以豪傑譽之。

然而就惠氏尊漢的治學宗旨與學術內涵,陳澧並非全然認同,尤其針對惠氏學說 偏狹之處,多有批判:

5 參考李緒柏:《清代嶺南大儒─陳澧》(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38-40。

6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臺北:廣文書局,1977 年 7 月再版),頁 26。另朱維錚亦曾分 析嶺南地區的學術云:「嶺南學術重有起色,轉捩點應說是阮元督粵。阮元是揚州派學者,但官 運亨通,以翰林起家,屢任學政、巡撫、總督,五十三歲調兩廣總督,一任九年,其間六署巡 撫。……他在廣州創辦學海堂,編刻《學海堂經解》(即《皇清經解》),重修《廣東通志》等,

對於晚清的嶺南學術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他注意識拔本地人才,學海堂初期聘用的學長曾釗、

林伯桐等,都是他訪知的地方學者。……揚州學派原已出現經史諸子並重漢兼容異說的取向,

阮元又特別提倡消除門戶之見,而且注意西學入華史,這也給嶺南學人留下深刻印象。」見朱維 錚:〈導言〉,《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 7 月),頁 2。

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52。

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346-347。

9 ﹝清﹞陳澧:《東塾雜俎》卷十一,《陳澧集》貳,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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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諸儒倡明漢學者,自惠定宇始,然其所得者,漢學之最不好處。10 所謂「最不好處」,一在「有學無識」:

惠定宇之講明堂也,以宋人說先天,我說後天,又以明堂助成之,可與宋 人角立矣。不知宋之先天圖,乃宋學之大病,而乃與之角勝,已愚矣。乃 又傅會於明堂,而以為大道,且因捨康成而尊蔡伯喈(蔡邕,字伯喈,

132-192),可謂傎矣。有學無識,故至於此。11

惠定宇《明堂大道錄》論八卦方位及明堂,其意欲與宋儒《先天圖》匹敵 耳。其實大道何在乎此。12

言惠棟「有學無識」,下語頗重。《明堂大道錄》為惠棟考證經學之代表作。「明 堂」為古代帝王施行政教之處,舉凡祭祀、朝會、選士、教學、養老都在內舉行,

惠棟據盧植(子幹,?-192)《禮記注》及兩漢資料,考出「明堂」即是「太廟」。

13其纂輯六經之文以考究制度之方法,對清代學術影響深遠,陳澧所褒者在此。

然而,陳澧尊鄭,惠氏捨鄭玄之說,與陳澧立場不同。故陳澧云:「本朝諸儒,

惠定宇始講漢學。夫漢學誠是也,而講易漢學則非也。」14惠氏一門專治易學;

學有顓門,然而陳澧卻不表認同,這就牽涉到所謂「最不好處」之第二點─「好 改經字」。

在陳澧之前,阮元已批評惠氏好隨意改經字:

惠棟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為擅易。況師 說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15

陳澧點出具體例證,認為: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孟 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淵博古 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大謬也。《漢書‧儒林 傳》云:「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 滋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爲『荄滋』二字之 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翔云:「箕子,

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氏《易》,

而不從「荄滋」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荄滋矣。惠氏最尊虞氏,何以 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為「荄滋」,猶爲有所依據;

10 ﹝清﹞陳澧:《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貳,頁 359。

11 ﹝清﹞陳澧:《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貳,頁 362。

12 ﹝清﹞陳澧:《東塾雜俎》卷十一,《陳澧集》貳,頁 649。

13 關於明堂介紹,參考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十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8 月再版),頁 122。

14 ﹝清﹞陳澧:《東塾雜俎》卷十一,《陳澧集》貳,頁 675。

15 ﹝清﹞陳澧:《東塾雜俎》卷十一,《陳澧集》貳,頁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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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改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惠氏自爲疏云:「蜀 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爲『箕』。趙賓以爲

『其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又云:「漢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 士,中梁丘賀之讚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賀之單詞,皆 非實錄。」澧案:孟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氏,何以不從 今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爲『箕』,此語見於何書?趙賓以爲「箕子 者,萬物方荄滋。」惠氏則云:「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荄滋。」又見 於何書?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其子者,萬物方荄滋,則《鼎》初六「得 妾以其子」。趙賓何不改爲「得妾以荄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何不改爲「荄滋和之」乎?謂梁丘賀譖孟喜,尤臆度之語。謂 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爲實錄乎?趙賓謂

「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之語,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

惠氏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

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處虞氏乎!且《坤》六五「黃裳元 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駁凡 五必爲王者之說甚詳,文多不錄。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 伸其說,卒之乖舛曡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16

本段文字主要在說明:惠氏改《明夷》卦「箕子」為「其子」,且讀為「亥子」,

既不合於漢代虞仲翔之說,又非從趙賓之說,可謂毫無依據。陳澧以此抨擊惠氏 改經,已失漢代師法家法篤實之風,又云:

既不合於漢代虞仲翔之說,又非從趙賓之說,可謂毫無依據。陳澧以此抨擊惠氏 改經,已失漢代師法家法篤實之風,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