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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陳澧建構其自身的學術體系，其核心意義即是「義理當於文字中求」的「道 問學」。經學由漢至宋，由宋至清，其基礎皆為「經」，「經學」乃解經之學，
捨經何以言解經？如此，陳澧認為應以考據訓詁的方式，求得古人所知，進而求 得經典之義理，成就自我德行，以求風俗之轉移、社會氣質之變化，最終達到天 下平的至善之境。而陳澧更認為，經文義理從來便是一義，陳義太高的「道學」
受禪學影響，非陳澧所考慮。通過宋儒朱熹對義理的深化、唐人的義疏、漢人的 經注，學者透過經典的章句、注疏的爬梳，進而逼近經義，最終必能夠有所貫通、
成就自我人格的修養。陳澧的學術建構，期許能破除漢、宋門戶分界之弊，以建 立學術指標。
本文從陳澧「漢宋調和」論的角度出發，首先簡述陳澧生平與為學階段，陳 澧出生於廣東地區，因阮元設立「學海堂書院」，透過教育的傳播，廣東地區成 為漢學與宋學兼容的文化社群，使陳澧能夠兼容並蓄，兼納漢學與宋學，早年學 以漢學為主，晚年讀朱子書，逐漸形塑出「漢宋調和」的思考目標。由於在科舉 上的挫折，使陳澧更致力於學術。
其次梳理陳澧對於「漢學」與「宋學」的觀察。陳澧對於清代的漢學頗有反 省，由於引領清代乾、嘉學術的惠棟、戴震，為學皆有偏向，不能全面，故陳澧 從阮元之學。阮元之學劉師培評為「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1不薄宋儒 之態度，影響陳澧甚深。由於晚清漢學家多以考據訓詁為目標，孜矻從事，出現 許多弊端，陳澧透過重塑宋儒及宋學之價值、提倡朱熹之學，期學者能以「義理」
為學問之目標，以此為基礎，陳澧提倡「漢宋調和」之論，認為「漢儒及於義理」、
「宋儒亦有考據」，兩者皆不廢經典，致力於「義理」的追尋。透過對陳澧「漢 學」、「宋學」的觀察，進一步深化討論陳澧「漢宋調和」論的落實與深化。
陳澧的「義理」觀念，實為修身的道德之學。陳澧肯定人之性能夠成就善，
但是並非純善，性中亦有「欲」，人之「欲」是天生具有的，不必然為惡，但若 隨順「欲」之發展，則人之「性」將亡失方向。陳澧認為學者要「知」性善，認 識道德的依據內在於「性」之中，德性的養成與發揮，全仰賴知識性的學習，且 陳澧對於性理之學的解釋較貼近經驗意義，對於「仁」的解釋亦然。陳澧認為「仁」
應以《中庸》「肫懇」解之，以「誠」作為「仁」的解釋，而「誠」必然在人與 外物相接時顯現，無論獨處或是與人交往，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仁」的根本 是「人」，故「仁」並非完滿之「理」，而是在人與人相處之間透顯出來的處世 態度。為了維持人心之「仁」，「禮」具有形式的儀文以及實質的道德秩序，對 於社會的倫常維繫十分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學者要透過「讀書」以「知」禮意。
同時，將《大學》「致知」解釋為「致其知」，「致知」的方法即在「讀書」，
道德遂成為一種知識性的認識，知而後能明，進而成就自身的修養。此一角度對
1 ﹝清﹞劉師培：《揚州前哲畫像記》，《左庵外集》卷二十（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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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解陳澧的「漢宋調和」論相當關鍵，陳澧在義理層面調和漢、宋的方式，一 為「以漢釋宋」；一為「宋承自漢」。
「以漢釋宋」指陳澧以漢儒經文的解釋，詮釋宋儒所使用的詞彙。從陳澧並 列許慎《說文》、何休《公羊注》以及周敦頤《太極圖說》釋「道」的解釋等例 子，便可看出陳澧多用漢儒對經文的詮釋，來理解宋儒的詞彙。同時，強調宋儒 之學承自漢儒，無論周敦頤、邵雍、曾鞏，許多概念都來自於漢儒，並非宋儒獨 創。陳澧用這兩種方式，試圖重建學術的傳承脈絡，這個學術脈絡是漢至唐、宋，
再至清代，從來未曾斷絕的經注傳統。陳澧反對宋儒所謂「道統論」，認為經學 的傳承，乃是《六經》經孔子建構、漢儒傳注解經、唐儒義疏說經、宋儒增幅義 理，以至清儒深入考據，不可謂孟子後失傳。
陳澧「漢宋調和」論實具重新提倡經學的深刻意義，因而陳澧後學多守其師 之說，儼然形成「東塾學派」，在廣東地區頗具影響。然而同時的學者亦有批評，
如章炳麟、劉師培、傅斯年等人，認為陳澧「牽合漢宋」、「不成統系」，之所 以有此批評，一方面在於陳澧對於「義理」部分，未進行詳細的解釋與分析，使 學者有「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蓋，以為比類」之感；一方面陳澧就「義 理」比較之論述較少，散見於著作中，也容易使人認為「不成統系」。若從陳澧 對漢、宋儒義理的取捨，實可看出陳澧反對道學，其原因在於道學受禪學影響，
容易離開經典，自作解人。同時，陳澧對漢儒或是宋儒經說的義理認識，其實也 隱含了清儒經典的詮釋與理解。
從陳澧的著作中，得見陳澧之學的優點術端：
一、陳澧之學術源流在於阮元，阮元倡考據訓詁，取各經之說，佐證義理概念。
故〈性命古訓〉、〈論語論仁論〉乃以訓詁歸納法得出性命、仁之解釋。何 佑森認為阮元所求古訓，乃從注疏著手，其研究法影響陳澧至深。陳澧倡讀 注疏，要人專精讀注疏，並從注疏中透顯經典義理，對於漢學、宋學皆能以 超越門戶的眼光挖掘各自長處，助益學者培養開闊的視野。
二、陳澧的「漢宋調和」論反映了儒學的諸多面向，從方法上，陳澧認為「義理」
要通過「訓詁考據」門徑而來，此為時代經驗的累積，是古人賦予的智慧，
若無通過「訓詁考據」，「義理」恐失之主觀、猜測甚至缺少了正當性；從 內容上，無論是漢、唐、宋代的經籍注疏，都含藏著豐富的「義理」，這個 看法隱含一種跨越朝代的共同價值，此一共同價值乃透過歷代的注疏記錄、
彰顯，並且無論在哪一個時空中，都應該被注意、提倡並且身體力行地實踐。
實有不廢傳統、欲力挽狂瀾的精神。
三、陳澧之學深受民初學者錢穆、高明等人欣賞，此中透顯陳澧的讀書精神與務 實態度。兩者皆為時人所欠缺，陳澧的讀書態度甚為篤實，日日排定功課，
著書詳註出處，此精神可視為現代學者之榜樣。
四、陳澧大力提倡漢宋調和思考，亦呈現出時代意義。陳澧曾謂：
自宋以來，學術迭變，固由風氣之轉移，亦由門戶之爭競。有爭競，故有 興衰。然門戶之爭，總不出孔門之四科：德行，道學傳也；言語：文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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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文學：儒林傳也；政事：則大而將相，小而循吏傳也。四科之人，皆 天下所不可無，故孔門兼收而不偏廢，尤不交爭。爭則有勝負，有勝負責 必偏廢，偏廢則天下受其害矣。……德行、文學，即宋學、漢學兩派也。
此兩派者，其末流之弊，皆入於無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爭而偏廢，則 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談理學，埋頭而治章句，皆大有益於世。
無用即是有用，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從之，則或為空疏，或為繁碎，
不但無用且有害矣。2
「追尋經義」訴諸「讀書」，故其本身即為工夫，而此一工夫本身又是「修養」，
前人所謂陳澧欲救學術之弊，大旨在此。與陳澧同一時代學者─朱次琦、曾國藩、
朱一新，無不強調漢宋兼采，雖具體內容互異。然仍可互相發明，錢基博云：
朱一新與陳澧同時，而為《無邪堂答問》五卷，表彰朱子，商兌漢學，則 尤與陳氏若合符契，而有足以相發者。3
朱一新主張4：「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故漢學 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 末諸儒放誕之弊。」5，以宋學為漢學之歸宿；宋學以漢學為始基，更顯漢宋兼 采，考據與義理並重之精神。而與陳澧同時，同居於廣東的朱次琦，亦有「漢宋 調和」之主張，然兩人之學術趨向有別6，朱次琦雖以為「學孔子之學，無漢學、
無宋學也。」，然其對於朱熹之歷史定位與陳澧有別7，曹美秀認為：
對於朱子本人的成就，陳澧偏重專門的學術成果，強調朱子的博學，特意 提出朱子對訓詁、音韻、禮學等方面的重視；朱次琦則強調性理之學的全 整之人格修養，重視朱子釋經的態度，拈出朱子於經解中所表現的人格氣 度，而非學術問題的是非判斷。8
簡言之，陳澧乃是納朱熹於漢代以降之經學傳統脈絡中，而朱次琦則認為朱熹即 鄭玄以稽孔子。立場不同，所見略異，卻不約而同指向不分門戶的目標。由此可 知，晚清仍有許多學者嘗試檢討漢、宋問題，為學術的未來尋找可行性與方向。
2 ﹝清﹞陳澧：〈與徐子遠書(二)〉，《東塾集外文》卷五，《陳澧集》壹，頁 456。
3 錢基博：《古籍舉要》，頁 130。
4 有關陳澧與朱一新之學術研究，可參考楊雅婷：〈陳澧與朱一新之學術觀的異同比較〉，《中 國文學研究》第三輯（1989 年 5 月），頁 1-14；陳居淵：〈致力於恢復經學傳統的陳澧與朱一 新〉，《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五期（1993 年），頁 62-67。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頁 698。
6 有關陳澧與朱次琦之學術研究，可參考曹美秀：〈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 琦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一期（2000 年 12 月），頁 163-188。
7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傳〉，《朱九江先生一百五十年誕辰紀念特刊》，引自曹美秀：〈晚清 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頁168。
8 曹美秀：〈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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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古籍
﹝東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縣：學海出版社，2001 年 9 月再版。
﹝宋﹞朱熹：《詩經集注》，臺北：萬卷樓圖書，2006 年 8 月。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5 月。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史學出版社，1975 年。
﹝清﹞唐鑑：《清學案小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69 年 12 月。
﹝清﹞唐鑑：《清學案小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69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