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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陳澧「漢宋調和」論主張的落實與深化

第三節  重建學術傳承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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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踦贊」、「贏贊」之說,後邵雍倣之成《皇極經世》。由此可知,陳澧認為 邵雍之學其實遠承揚雄80,乃是曆法與曆理兩方面的效倣。

陳澧認為,宋儒對漢儒的看法並非全面的批評,當中仍舊抱持著肯定的態 度,而這個態度反映在經典的解釋上,沿用漢儒之說便是具體表現。就具體的方 法而言,陳澧實是將「宋學收編入自己的系統內」81,此系統便是宗主漢儒經說 的系統。但就精神面而言,陳澧卻試圖想利用宋儒之學來改造漢學82,陳澧認同 北宋諸儒之學與朱熹之學,強調義理,試圖突破長久以來的學術壁壘。他一面強 調義理之學,一面呼籲勿棄考據,已反映出清末儒者致力於融合儒學中各學派的 歧異。83

第三節 重建學術傳承脈絡

文本的詮釋,經常透顯出詮釋者的社會關懷,勞悅強《文內文外─中國思想 史中的經典詮釋》強調詮釋者的現實關懷及其時代意義說道:

在詮釋文本的時候,詮釋者總是抱著切實的社會關懷(socially

engaged),而他們的社會關懷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但往往也同時 超乎詮釋者自身的時代而具有跨時代的意義。84

每位思想家對文本的詮釋,都自有其關懷的立場,然而,陳澧並非以「文本詮釋 者」自許,而是苦於追尋文本真義的「理解者」。陳澧認為,學術不求樹立新說,

而在於經義永恆的追求。陳澧自認能講「義理之學」85,對「義理」要有自身體 會及關懷角度。在基本觀念上,陳澧強調經典、經注的重要,並提倡「漢學義理」

與「宋學考據」,要儒者勿持偏見;在義理解釋上,陳澧用「以漢釋宋」、「宋

正卦,得六十卦以配一年之日數,當期之日約為三百六十日,即與乾坤二者之策相合;乾之策 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合為三百六十。六十卦以配一年,得出每卦主六日七分,這 樣的六日七分,除了表示每卦所主的時間為六日七分外,同時說明每卦在一年當中所處的月 份。」參考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76。

80 除此之外,陳澧更舉《後漢書》資料,證邵雍《皇極》一書源自漢代術數之學,見氏著:《東 塾雜俎》卷二,《陳澧集》貳,頁461。

81 曹美秀:〈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三十 一期(2010 年 12 月),頁 184-185。其文曰:「漢宋不再強烈對峙,並非因為立場的讓步或標 準的轉換,而在於調整態度,並將對方收編於自己的系統之內。」

82 許道勛、徐洪興:《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300。其文曰:

「陳澧和朱一新主張『漢宋兼容』,並非是簡單的漢學或宋學的單線繼承和復原,而是企圖用朱 學來改造漢學。」

83 如陳澧言:「尋得漢學真好處,則漢儒之學即聖賢之學矣。尋得宋儒真好處,則宋儒之道即 聖賢之道矣。明儒之學宋儒,多學得宋儒不好處。本朝儒者學漢儒,又多學識漢儒不好處也。

漢儒好處如何?曰:純。宋儒好處如何?曰:切。」見氏著:《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

貳,頁381。

84 勞悅強:〈自序〉,《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臺北:台大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X-XI。

85 陳澧自云:「余不能強記,但可講義理之學耳。」見氏著:《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 集》貳,頁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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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自漢」的方式,綰合漢、宋的義理思想。因重視「義理」之學,陳澧希望重建 一「經注」傳承的體系,以提醒讀書人切莫忽略「經典」與「注疏」相輔相成的 關係。

經歷漫長的時代更迭,清儒重拾注疏,進行縝密的考據,進而開始重視注疏 之學,也正因如此,陳澧回歸到注疏傳統,肯定注疏之意義。從而也以此理解,

重新詮釋宋學價值。經典作為亙古的「超歷史真理(transhistorical truth)」,因 應各個時代而有不同的呈現,這些呈現的具體樣態便是「注疏」。前文提及,陳 澧對宋儒所持之「道統論」另有見解,批判「孟子以後,聖人之道不傳」的說法,

認為在漫長的經學流變過程,仍有任重而道遠之士,持聖人之道傳之後世。同時,

陳澧並非僅止於消極的批判宋儒的「道統論」,提倡注疏之學便是其積極的學術 建構方向。

在陳澧眼中,朱熹是宋儒之中最值得取法的對象,所謂「若宋學復興,但當 為朱子之學而已。」86乃是因為朱熹同樣強調經典的注疏,此一詮解迥異乾嘉學 者非薄朱熹的看法,陳澧說道: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 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陳澧注:〈與魏應仲書〉

亦云:「參以《釋文》,正其音讀。」)〈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 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内 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答張敬夫 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卻覺 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

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陳澧著:卷一百二十九)又云:「今 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陳澧著:卷五十七)朱子 自讀注疏,敎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

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87

分析本段文字,乃是陳澧引用朱熹之言,試圖證成朱熹重視「注疏」的看法,從 而開展出了清代的考據學。此正是陳澧在〈自述〉一文中所提及的:

讀朱子書,以為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88

從這樣的線索,帶出陳澧所欲建構的學術傳承朱熹並未缺席,而且深深影響了清 學的發展,以往學者別出宋學以彰顯漢學,陳澧綰合兩者,考據出於宋學,宋學 與漢學乃有傳承上的關係。

欲了解陳澧重建學術傳承的用意,需從陳澧對經學傳承的觀念著手思考。陳 澧認為「學術傳承」來自各個朝代的思想積累,義理藏存於經典注疏,所謂:「讀

86 ﹝清﹞陳澧:《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貳,頁 394。

87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陳澧集》貳,頁 295。

88 ﹝清﹞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陳澧集》貳,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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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疏自首至尾者,經學也。」89又云:「讀注疏既明其說,復尋繹經文者,經學 也。」90更指出經學之旨在於:

必讀經乃謂之經學,以疏解注,以注解經,既解之而讀之思之,此經學也。

不以疏解注,是讀疏而非注也。不以注解經,是讀注而非讀經也。嗟呼!

天下豈易有經學哉!91

經與注、疏之關係就如同體用關係,學者須讀明經文與注疏,後思之、考之,深 感有誤方能校正之。此正是陳澧在〈與王峻之書五首〉書信中所云:

所謂經學者,貴乎自始至末讀之、思之、整理之、貫串之、發明之,不得 已而後辯難之,萬不得已而後排擊之。92

由此觀念出發,解經同時需要先儒的「注」、「疏」,缺一則不能謂之經學。先 儒解經的「注」、「疏」傳統延續千年,要理解經文內涵,必須自經注、經疏不 斷地趨近經文本義,意即經典之意義,需要透過閱讀注、疏後,對照經典文字不 停的審問之、思辨之,方有顯豁的可能。張素卿認為:

陳澧將經比喻為天,解經則如同測天,而且,他說:「自古至今,測天者 有疏有密,而斷不能與天合,惟因其未合而求其更合,解經亦當如是矣。」

準此而言,在「讀」之前,學者為了通曉經文,求助於注疏或前人的解釋,

為的是趨近它;僅僅趨近而已,因為依陳澧之見,解釋斷不能與經典密合,

則注疏經解只是幫助趨近,不能使學者通達而盡其義。93

其謂「求助於注疏或前人的解釋,為的是趨近它。」所論甚是,然而言「則注疏 經解只是幫助趨近,不能使學者通達而盡其義。」則可待商榷。陳澧認為經典之 重要性在於傳達「義理」,由考據訓詁而至於義理,故其確信盡義之可能。至於

「惟因其未合而求其更合」一句,並非強調學者無法通達其義,而是要呼籲學者 不斷的去追尋經典中的義理,以求自我的理解與經義「更合」。或可以這麼說,

陳澧所重視的,並不在於找到一個新的詮釋方法來「解釋經文」,而是在於經由 先儒的注疏解釋進而「理解經義」,經義要透過閱讀注疏,不停的思索與追求方 能獲致。陳澧在與學生的書信中,仍不斷提醒著這一點:

所謂經學者,非謂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說;先儒諸家所解 不同,我知其是非;先儒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擇一家為主而輔以諸家,

89 ﹝清﹞陳澧:《東塾雜俎》卷十二,《陳澧集》貳,頁 703。

90 ﹝清﹞陳澧:《東塾雜俎》卷十二,《陳澧集》貳,頁 703。

91 ﹝清﹞陳澧:《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貳,頁 361。

92 ﹝清﹞陳澧:〈與王峻之書五首〉,《東塾集》卷四,《陳澧集》壹,頁 179。

93 張素卿:〈經及其解釋─陳澧的經學觀〉,《中國哲學》第 24 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頁 670。其文後又云:「而且,在『讀』之後,種種由經文而觸類旁通,或有所 闡發說明者,亦無非提供新的經典解釋,既是解經,將或多或少暫離經典的文與義,有的甚至 可能與經漸行漸遠。閱讀,而且是伴隨著理解的閱讀,處於讀者真切地觸及本文的時刻;讀 經,尤其是不廢注疏……學者真正念茲在茲,庶不至於悖離經典本文。」此言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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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謂經學。94

經學是思想的積累,故不能夠忽略前人對經文的解釋,這也是為什麼陳澧呼籲學 者「專習一經注疏而漸求其義理」95,又欲「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有益有用」96的 原因。經義的探尋,由考據而至義理,既非朝夕可幾,則就必須「用力之久」,

陳澧云:

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旦。朱子安能為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 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 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

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旦。朱子安能為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 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 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