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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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其單一著作。
其次，在界定範圍時，學者對於學派見解上的差異亦在考慮範圍之內。阮元 兼容漢宋之作法，已是學界定論，只是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以及陳澧的學派歸 屬，前輩學者意見並不一致。張舜輝《清儒學記》所列有王懋竑（予中，
1668-1741）、王念孫（懷祖，1744-1832）、王引之（伯申，1766-1834）、汪中
（容甫，1745-1794）、焦循（理堂，1763-1820）、阮元、劉文淇等人，這些人 物學風接近，但彼此之間尚有差別。陳澧接受了阮元的學術見解，但並非完全接 受揚州學派其他學者的主張，如陳澧曾批評高郵王引之《經義述聞》以及焦循《孟 子正義》的考證。108陳澧自陳其學說亦述古而已，不欲另立新說。109而「東塾學 派」之稱，實際上亦非陳澧自己所立，而是後人張之洞以「東塾學派」定位陳澧 以及其後學，足以成派又無可疑。陳澧「漢宋調和」的思想脈絡雖自阮元而來，
但其利用漢、宋學的內在義理進行闡發則已深造有成。因此本文的研究範圍，也 將討論陳澧個人的「漢宋調和」承續脈絡以及內在的理路開展。
第三，陳澧治學「基址頗大，田地頗寬」，僅觀其《東塾讀書記》一書，分 論各經，以及各朝代之學術，所論範圍極廣。錢穆以為陳澧「與當時經學家之各 為經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於屑碎不務得其大意者復不同；與 同時及其後起之所謂公羊今文學派，專講孔子微言大義，而發為非常可怪之奇義 者更不同。」110此獨樹一格之學，足使陳澧列入經師之名。而「有專門而後有博 學，無專門則涉獵而以矣，豈博也哉？」111的為學態度，也使讀者讀其札記、文 章如睹其人之踏實謹慎。也由於陳澧博覽群書，因此其札記著作囊括各式經說、
他人評論，而這些著作無疑成為本論文的參考資料。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首步工作是文獻考察，此部分旨在考察陳澧的學術淵源、著 作進程以及推究其漢宋調和的目的與成果。其次是文獻分析後，以學術史的角度 釐清陳澧的學術定位，及其學說所帶來的影響。
陳澧的學術淵源，承阮元所設學海堂書院之風，以漢學為主要的學術背景。
凡二百七十則。《東塾遺稿》是陳澧平日讀書摘要、治學心得以及為《東塾讀書記》撰述所作的 資料性筆記。因為是不打算發表的私記，所以論事論人，直言不避，甚至措辭激烈。」從此處更 可挖掘出陳澧學術思想的另外一面，這是筆者不願意錯過的。因此，在選錄材料時將會納入陳 澧作品整體而觀。參考黃國聲：《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點校說明》，氏編：《陳澧集》貳，頁 355。
108 陳澧云：「高郵王氏《述聞》之最善者，如解『終風且暴』為『既風且暴』、……此誠為毛、
鄭所不及知，可驚而可喜者。然使毛、鄭知之，則但曰『終，既也』而已……讀者不覺其可驚可 喜矣。然則毛傳、鄭箋若出後人之手，皆可驚可喜者，奈何讀書不覺，而獨喜王氏《述聞》也？」
見氏著，黃國聲主編：《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貳，頁364。又陳澧曾不同意焦循之 考據觀點：「昨談焦氏《孟子正義》汝、淮、泗入江之說，澧以為未然也。」見氏著，黃國聲主 編：：〈與潘聘之書〉，《東塾集》卷三，《陳澧集》壹，頁169。
109 陳澧曾於《東塾讀書論學札記》中云：「吾黨切不可輕易立說，立說而誤，又煩後人駁正。」
見氏著，黃國聲主編：《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貳，頁357。
11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頁 691。
111 ﹝清﹞陳澧，黃國聲主編：《東塾雜俎》卷十一，《陳澧集》壹，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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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從事考據訓詁，進行若干地理、聲韻方面研究，成果豐碩。至中年以後，研 讀宋儒著作，開始重視義理，並且試圖從漢學當中尋找義理。此舉可能受阮元、
焦循等揚州學派的影響，同時也可能接受了清初顧炎武等儒者經世致用的指引。
釐清陳澧學術淵源，找出陳澧的學術脈絡和知識的接受進程，建構足以說明陳澧 為學背景的根據。
陳澧的著作進程，隨著其生命際遇與閱讀的情況而有所改易，大抵說來，較 為關鍵性的進程有兩個重要轉折。早期陳澧喜作詩詞，欲成為詩人。然直到友人 勸誡，陳澧才轉而投入經學考據研究。這是陳澧為學歷程中的第一個轉折；第二 個轉折，則是在陳澧讀了朱子著作之後，深深感悟訓詁考據之外，「義理」才是 最後應該要追求的目標。閱讀漢儒著作與宋儒著作之後，真正將陳澧帶往「漢宋 調和」的思索，反省所處時代學術風氣向考據偏移的極端現象。而這也是陳澧晚 年持此說法的用心所在。因此，本論文希望以學術史的眼光，回應清代漢宋學之 思考與反省。
學術史是知識系統的變化與發展軌跡，而清代學術背後追尋的意義價值在於 反省經學傳統。陳逢源先生利用「典範」概念，說明清代學者想要擺落宋儒理學 的體系，建構一個新的「典範」。此一說法點出清代經學著重於經典考據訓詁的 思考脈絡112，而當西學東漸，清代嘉慶之後的經學因革、消長更值得關注。
美國學者艾爾曼利用社會學的角度看待漢學與宋學問題。他分析了考據學衰 落的原因，認為19 世紀中國境內大小動亂與太平天國的蹂躪，使批評考據者日 增，學術不得不走上變革之路，而改革者都認為，只有「依靠強化自我修養而來 的道德勇氣和儒學話語中的經世觀念，才能成功地進行社會改革。」113
相較於社會學觸及的外緣層面，筆者希望從內在因素著手，討論陳澧「漢宋 調和」說的內涵變化。何佑森〈陳蘭甫的學術及其淵源〉曾提及一個有趣的現象：
蘭甫既說朱子「研精義理」，又承認王鳴盛所謂的「識得康成深處，方知 程朱義理之學」又說朱子晚年所撰通解「純是漢唐著疏之學」，此處又進 而說明清儒之經學考訂，是「朱子家法」，這無異是蘭甫理想中的學術發 展史。蘭甫為了尋找他理想中學術發展的合理解釋，於是先說明程朱義理 之學中的「鄭氏家法」，繼而說明清儒考訂之學中的「朱子家法」。114 程朱義理之學有鄭氏家法，考訂之學有朱子家法，此說法無疑是將朱學帶入 漢學的脈絡當中，而非獨立於漢學之外的宋學。許道勛、徐洪興《中國經學史》：
「陳澧和朱一新主張『漢宋兼容』，並非是簡單的漢學或宋學的單線繼承和復原，
112 陳逢源先生剖析《總目》內容，進行歸納，其中一結論為：「經由史觀的建構，從漢學／宋 學的遞演中，乾嘉學者也嘗試建立漢學復興的自然發展脈絡，以及擺落宋學的理由，進而塑造 新『典範』內涵。」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試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2000 年 10 月），頁 169。
113 （美）艾爾曼著（Benjamin A Elman），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 變化面面觀》（From Philosophy to Phiology）（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年 3 月），頁171-172。
114 何佑森：〈陳蘭甫的學術及其淵源〉，頁 12。其中，幾段引文分別是出自《東塾讀書記》〈儀 禮〉，參考﹝清﹞陳澧撰，黃國聲主編：《東塾讀書記》卷八，《陳澧集》貳，頁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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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企圖用朱學來改造漢學。」115說明陳澧看待朱學，其實是在經學的系統中去 理解，而不是將朱學置入理學體系當中，這與曹美秀「陳澧立足漢學，以朱子為 經學家，為孔、賈義疏頒行後，維持鄭學不墜的一絲命脈……」116一說若合符節。
何佑森捻出的「蘭甫心目當中的學術史」正意味著陳澧試圖建構一個經學體系，
這個體系乃從兩漢箋注、唐代義疏、宋代朱子的義理之學至清代的考據學，一脈 相承。而不管是兩漢箋注、唐義疏、宋義理、清考據，都是訓詁與義理並存，而 兩者皆是經學之所以能夠施用於治事的不二法門。
陳澧屢屢在其著作當中提及漢儒有漢儒之義理，不可謂漢儒無義理。如《漢 儒通義‧自序》：
澧以為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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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述〉：
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
近儒尊漢不講義理，亦非也。118 又〈與趙子韶書六首〉：
宋、元、明儒者自出己意以說經義，竟無人於漢儒傳注內尋求義理，孰知 鄭君之注義理深醇如此耶！119
上述三段引文均強調漢儒經注的深厚義理，這固然是為了打破當時學界認為 漢學僅具考據之實，而無須用心於義理的門戶概念，同時也揭示「義理」才是「經」
重要的內涵。陳澧作《漢儒通義》、《學思錄》，一方面藉由「漢宋調和」來提 倡漢儒義理，另一方面，則是認為漢儒與宋儒具有通同之處，陳澧希望藉由自己 的詮釋方式，弭除門戶之見，開啟經學的新學風與新視野。
115 許道勛、徐洪興：《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300。
116 曹美秀〈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184。
117 ﹝清﹞陳澧撰，黃國聲主編：《漢儒通義‧自序》，《陳澧集》參，頁 115。
118 ﹝清﹞陳澧撰，黃國聲主編：《東塾讀書記‧自述》，《陳澧集》貳，頁 10。
119 ﹝清﹞陳澧撰，黃國聲主編：〈與趙子韶書六首〉，《東塾集》，《陳澧集》壹，頁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