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官辦《豐年》雜誌的台灣農村書寫
第五節 其他官辦雜誌刊載的台灣農村小說：以《文藝創作》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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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Ｏ年代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加上農業現代化技術的輸入，不僅提高了農 業生產量也為工業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但是農業生產量提高的同時，農民的收 入卻因為國家的經濟策略而沒有相對的提升。雖然《豐年》小說迴避了穀賤傷農 的現實面，但「罪惡的城市」這個母題反映出農民心中對「離農」的恐懼與糾結。
在城市移入人口逐年增加的同時，《豐年》小說的傳統道德教化主題卻是不斷強 調務農的神聖性與使命感，藉由儒家傳統道德來約束農民改變職業的意向。《豐 年》小說紀錄了台灣農村的變遷，但因為站在官方的立場使得《豐年》小說並不 具備社會批判能力，表現出來的是更多的社會教化功能。
第五節 其他官辦雜誌刊載的台灣農村小說：以《文藝創作》為中心
五Ｏ年代裡除了《豐年》的小說欄有特別限定刊載台灣農村小說外，在其他 官辦雜誌中以台灣農村為敘事背景的農村小說相當罕見。筆者瀏覽《文藝創作》
雜誌僅發現三篇台灣農村小說的刊載，分別是〈牛的自傳〉126、〈鄉土戀情〉127、
〈老人與山〉128。本節將就以上三篇小說分析官辦文藝雜誌的農民書寫，並進一 步探究反共文藝論述下的台灣農村小說如何呈現。
由中國文藝協會所發行的《文藝創作》不僅作為中華文藝獎得獎作品的刊登 平台，也是反共文藝理論、作品的重要發表園地。楚軍〈牛的自傳〉與彭樹楷〈鄉 土戀情〉皆出自於《文藝創作》第27 期的「『耕者有其田』文藝徵文專號」，該 專號內容主要宣揚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績，透過這兩篇小說能清楚地看見官方論述 如何形塑台灣農村。
〈牛的自傳〉是以一頭耕牛做為敘事主角，故事的背景從日治時期開始，耕 牛發現牠為主人家辛勤工作的成果都被日本殖民政府與地主剝削殆盡。然而台灣 的光復並沒有為主人家的生活帶來多大的改善，昂貴的地租不僅使主人家積欠高
126 楚軍，〈牛的自傳〉，《文藝創作》27 期（1953.07）。
127 彭樹楷，〈鄉土戀情〉，《文藝創作》27 期（1953.07）。
128 九龍，〈老人與山〉，《文藝創作》42 期（1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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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租谷，還被地主威脅賣女償債。主人家不得不開始打算要賣牛棄耕，並預計到 城市裡做工求生計。這時小主人突然從城市返鄉回來，宣布政府要實施「三七五 減租」的政策了。雖然地主們一開始群起反對三七五減租政策的實施，但是一見 到有人因為違抗法令被法院提起公訴，這才願意和佃農更換新租約。當原本令人 擔心無法落實的三七五減租終於成為事實，農民們對政府產生了莫大的好感。
於今大家非常信任政府是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和決心來改革社會問題的，於是 在閒談中便這樣說著：
「蔣總統才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他來這裡已經給我們造成空前的生活 改善！」
「是啊，不要說我們在日治受著奴役的時候了，就說我們中國歷代有幾個帝 王是為著人民的呢。」
這是實在的，農民的生活切實獲得了改善，但他們不但比以前吃得好，於今 大家還可以顧及到居住和衣著。129
〈牛的自傳〉雖然是以三七五減租施行所遇到的困難作為故事主軸，但中間 穿插了對共產黨的國仇家恨。當小主人返鄉時，也一道帶著工廠認識的朋友張學 華歸來。張學華來自大陸，父母皆遭共產黨殺害，其身世令主人家感到痛心。於 是主人家便以「祖先皆源自大陸」的緣由，將張學華視為家人般對待。另外在稻 田收成的時候，國軍前來為農家們服務，主人就與當中一位李班長結識。李班長 的父母同樣命喪於共產黨之手，老婆與小孩被共產黨吸收進工作隊，而在大陸的 田地更是被共產黨所沒收。李班長表示在大陸上的同胞都承受著家破人亡的悲 劇，主人聽聞便決心要增產報國以解救大陸同胞。國軍在農忙時期前來協助農家，
展現了軍民一家的融洽景象，只為農家服務而不受招待的態度更使農民們發出感
129 楚軍，〈牛的自傳〉，《文藝創作》27 期，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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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蔣總統真是偉大呵，你看他的士兵都是這樣的有紀律又能幹！」
宣揚政府土地改革的政績、讚揚蔣總統的偉大、述說共產黨的罪惡為〈牛的 自傳〉故事中的三大重心。農民因為土地改革的落實而改善了生活，進而信任政 府並讚揚領袖，並從中意識到了國家施惠於民所以身為國民有必要報效國家，將
「反攻復國」視為己任。
彭樹楷〈鄉土戀情〉同〈牛的自傳〉具有濃厚的愛國宣傳色彩。〈鄉土戀情〉
的主角是生長在國語家庭裡的台灣青年「木更大郎」，因為在上中學時被日本人 同學嘲笑為「支那娃」，遂透過阿公的講解發現自己的身世實為中國人。阿公向 木更大郎解釋自己原本是居住在中國的地主，因走私販賣鴉片被捕而逃亡到台灣 來生活。到台灣後阿公買了一些田地耕作獨自扶養兒子長大，後來又因為接濟了 抗日的台灣義勇軍而入獄。阿公出獄後就見到了自己的兒子娶日本人為妻，並改 日本姓氏加入了「國語家庭」，一家子頓時成為了日本人。木更大郎得知家族的 姓氏原為「彭」而感到快樂，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且期待著祖國中華民國能從戰爭 中勝利。光復後緊接著面臨的是政府的土地改革，身為地主之一的主角家率先響 應政策，主角更義正辭嚴地向其他地主強調遵守政策的使命。
「告訴你！『三七五減租』是 總統遵奉國父遺教『民生主義』中『耕者有 其田』的條例，所頒發土地改革的第一道命令，那是真正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 好政策。誰反對它，誰就是甘願再做亡國奴，甘願受俄帝共匪的清算，蹂躪。130」
〈鄉土戀情〉故事以台灣光復的時間點作為分段，前半段以日治時期台灣人 自覺為中國人為重心，後半段主角成為土地改革的代言人向大眾宣傳三七五減 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施行的由來和細則，農民們因為政府的德政從此過著美滿 的日子。前半段作者彭樹楷透過描述主角一家人在日治時期倍受日本人欺凌的遭
130 同上，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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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來強調國族的對立使得台灣人自覺並強化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但過程中卻出 現了不符史實的情結。例如主角的阿公是在「直到日本軍閥出兵佔領中國東三省 的第二年131」（筆者註：約1932 年）接濟了台灣義勇軍，但在台灣殖民地歷史中 最後一次大型的漢人武裝抗日運動是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1915 年之後台灣知 識分子改以非武裝的方式推動民族自覺運動132。〈鄉土戀情〉小說中對「皇軍」
的理解也令人匪夷所思，例如主角於中學的新導師三田二郎是退役軍人，但是退 役軍人進入教育體系的情況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史裡是前所未聞的；而角色之 一的盧阿水的背景是「一個從前在『皇軍』裏混過沒有讀什麼書的人 133」，因小 說劇情的時間序並沒有清楚的交代而無法推測這裡所指涉「皇軍」是否為 1942 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招募的「陸軍特別志願兵」，但就台灣的歷史經驗而言漢人 要加入或是退出日本軍隊皆非易事 134。除了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殖民史缺少理解 外，〈鄉土戀情〉在處理台灣人的民族認同議題上更顯得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
主角木更大郎從日本皇民「切換」到中國人的認同並沒有經過內在思維的衝突，
弔詭的是故事從頭到尾主角的名字僅有日本名「木更大郎」，即使知道自己的中 國姓氏為「彭」但卻在光復後的劇情中僅以「我」來自稱。錯誤的史實加上二元 對立的民族認同，顯然是出於作者彭樹楷的刻意操作，目的是為了合理化小說後 半段指稱過去曾是「亡國奴」的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鼎力支持。故事發展到 了台灣光復之後，民族議題從聚焦認同關係轉移到反共抗俄，連沒有大陸抗共經 驗的主角都能對共產黨的土改惡行有一番的見解。〈鄉土戀情〉雖然高度呼應了 國策，卻成為平板的政治宣傳，不合理的情節反映出政治操作下的農村小說已經 與農村的現實狀態脫節。
本省作家鍾肇政以九龍為筆名發表的〈老人與山〉則是以描寫農民的戰鬥精
131 彭樹楷，〈鄉土戀情〉，《文藝創作》27 期，頁 89。此段應是指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
132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33。
133 同註 131，頁 101。
134 台籍日本兵的研究可以參考林佳蓉，〈教科書中沒有的歷史──台籍日本兵之研究〉，《北市 教大社教學報》10 期（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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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主，強調農民堅韌與不挫敗的性格。〈老人與山〉刊載於《文藝創作》第42 期，並在1956 年被收錄進虞君質主編的《現代戰鬥文藝選集》135，文藝創作編 委會稱讚此篇小說題材新穎且欽佩本省青年在語文上的造詣實屬不易136。〈老人 與山〉的故事概要為一名退休教師李老先生應以前的學生邀請到以前服務過的鄉 下山村裡居住避暑，不甘寂寞的他決定要去開墾山地種植番薯。李老先生在深山 裡找到一塊適合耕種的坡地，便開始了與自己體能對戰的拓荒工作，在獨自砍伐 樹林與草莽後終於將他的「新天地」整理成上好的園地。老先生偕妻種植了將近 一千條的番薯苗，照顧番薯園成為他的生活重心，並從耕作中體悟到效忠國家的 使命感：
倘使說教育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業，那麼從這一觀點，我也可以說耕稼也是國 家最重的事業之一。不是嗎？教育者所培植出來的是肩負國家的棟樑，而農人們 所培植出來的正是支持這些棟樑的生命力的糧食。這樣說來，教育者和農人，其
倘使說教育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業，那麼從這一觀點，我也可以說耕稼也是國 家最重的事業之一。不是嗎？教育者所培植出來的是肩負國家的棟樑，而農人們 所培植出來的正是支持這些棟樑的生命力的糧食。這樣說來，教育者和農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