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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台灣農民小說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普羅文學的框架下探討,無論是日治時期或 是七O年代後所發展的台灣農民小說都具有反帝、反殖民的特性。然而在五O年 代戒嚴的非常時期背景之下,文藝作品受到國家機器的言論審查箝制,任何左翼 思想一律被封殺查禁。若要探討五O年代台灣農民小說的發展,對「農民小說」

的定義必須先回歸到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以台灣鄉土為主體、農民生活為主題 的「台灣農村小說」。五O年代的台灣農村小說是否等同於七O年代鄉土文學論 戰所定義的「鄉土文學」,答案是否定的。對於大陸台來台第一代作家與本省作 家而言,「鄉土」一詞各自表述。外省作家的「鄉土」實踐於懷鄉文學,台灣對 外省作家而言只是和大陸其他省份一樣只能算是「地方」。但本省作家的「鄉土

」有其特殊性,包含了承襲自日治時期以來台灣新文學的傳統,乘載了台灣本土 意識。在「橋」副刊的「台灣文學論戰」之後,一度重建起來的台灣文學雖然毀 於國民黨政府的強制干涉,但在五O年代後期《文友通訊》重新串聯了本省作家 的力量默默耕耘以台灣本土為主體的「台灣文學」。

戰後反共文藝雖然以反共文學與懷鄉文學為主流,但並不是唯一的表現方式 與形態,本論主要從反共文藝的流變過程中尋找戰後台灣農村小說的發展起源。

反共文藝的創作在戰後初期只有「發揚民族意識」與「反共抗俄」的唯一宗旨,

並沒有實際的文藝創作理論所支撐。戰後反共文藝的發展有賴於國民黨政府所扶 植的半官方機構──文獎會與文協所推行,文獎會提供高額獎金利誘反共文學的 創造力,而文協負責執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與培育反共文學寫手。文協以製造民 意的方式發起「文化清潔運動」,不僅為政府的文化審查制度建立了合法、合理 的基礎,也豎立了文化霸權的主導地位。1954 年的文化清潔運動定義了反左翼、

反色情、反內幕的「不正確」思想,同時張道藩《三民主義文藝論》的出版則為

「正確」的文藝路線帶來新的規範。《三民主義文藝論》成為反共文藝轉型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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捩點,從「反共抗俄」的政治口號進入愛國文學的實際創作方法論。反共文藝的 轉型來自於國民黨文藝政策的轉變,其背後的原因與國共之間的政戰局勢改變有 關。1954 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保全了國民黨政府的政經地位,但美國 華府方面同時表明了不支持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立場。台灣被拉入國際冷戰局 勢,台灣島內的人民對蔣介石政權的認同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也關係到美國對 台的政策方針。為了回應國際對「自由中國」的期待,以及調節台灣社會的內部 衝突,三民主義文藝論所打造的愛國文學成為反共文藝的轉型方向。為了提升國 民對國家的認同感以及將本省人編入中國文化的體系內,三民主義文藝著重在中 國文化精神──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宣揚。另一方面為加強文藝作品的渲染力,激 發國民的愛國之心,三民主義文藝要求要以「通俗化」與「大眾化」描寫社會大 眾的生活。在這裡官方所謂的「大眾」鎖定的是本省人的勞動階層,推崇以農、

工生活作為書寫題材。三民主義文藝無意間將「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現實帶 入了文學的疆域,也成為戰後台灣農村小說萌發的契機。

然而戰後在以外省人為主體的文壇上,台灣農村小說的創作與刊載可說是微 乎其微,以台灣農村為主要發行目標的《豐年》雜誌成為台灣農村小說最佳的舞 台。《豐年》在美援的支持下創刊,隸屬於農復會的機關刊物,以農業推廣教育 刊物作為定位。小說欄目是為了增加《豐年》雜誌的娛樂性而編列,從1951 至 1957 年間刊載了 63 篇台灣農村小說,其中還舉辦了兩次創刊周年的紀念徵文文 學獎。屬於官辦雜誌的《豐年》所刊出的台灣農村小說,大多沒有偏離官方意識 形態,卻具有濃厚的台灣本土特色。《豐年》刊載的台灣農村小說有三個核心主 題:農業推廣教育、土地改革政策的宣傳、傳統道德的強化,這三個主題也暗示 了台灣農村環境在五O年代間經歷劇烈的變動。農業推廣教育為台灣農村帶來現 代化經營,土地改革政策則是實踐了「耕者有其田」的國民黨政治願景,傳統的 道德強化則屬於民族精神的鞏固,這三個主題都與民生主義的文藝體現環環相扣

,也形成官方台灣農村小說美學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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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村小說也成為本省作家展現創作能動性的最佳文類,在反共文藝生產 體制的侷限之下,本省作家有其應對的策略。本省作家之中,鍾肇政向反共文藝 妥協的意願較高。鍾肇政不僅掌握了報刊雜誌或文學獎的選稿竅門,也嘗試在作 品中加入反共色彩以爭取作品採用的機會。鍾肇政的台灣鄉土文學是以官方美學 做為出發,但盡量迴避了政治口號的呼喊。而鍾理和則是以迂迴書寫的方式,在 台灣農民/農村小說中隱匿地置入批判精神。〈笠山農場〉是迂迴書寫的成功範 例,表象上呈現仁愛精神的人道主義關懷,但在同姓婚姻的書寫之下則包裝了階 級壓迫的實情。〈假黎婆〉則是迂迴書寫的失敗例子,雖然鍾理和以親情包裝了 台灣社會內部的族群衝突,但是這樣的主題在《聯合報》編輯的政治閹割之下,

成為呈現異國情調的作品。

五O年代台灣農村小說雖然以反共文藝作為框架,但在這個框架下農村小說 表現了台灣本土的特殊性,也記錄了台灣農村變遷的過程。本論未能延伸處理的 論題為《豐年》小說作者的分析,除了一些知名度較高的筆名能分辨出本省與外 省作家之外,其餘的《豐年》小說作者在現今台灣文學研究中尚未被發掘。筆者 發現《豐年》小說作者中「阿Q 之弟」即為日治時期大眾小說作家徐坤泉,《豐 年》一開始所刊載的未具名小說皆出自「雞籠生」陳炳煌之手,本省作家在戰前 與戰後創作的內容與方向是否有所轉變,值得進一步探討。而《豐年》所刊載的 台灣農村小說中,出自外省或本省作家的作品其內容表現上是否有所差異,也是 待研究的命題方向。此外鍾肇政於戰後初期的作品也值得進一步分析,鍾肇政雖 然在六O年代後創造具有本土精神的鄉土文學,但是在五O年代間其風格是較為 接近反共文藝官方美學的。鍾肇政從五O年代到六O年代的風格轉變,會成為本 省作家如何在反共文藝體制中求生的最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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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 機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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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Periodical Project --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Joint」,檔號:315-4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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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台灣農村定期刊物計畫書」,檔號:315-4532-2,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

「農報總編輯須具備下列各條件」,檔號:315-4532-2,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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