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50 年代反共文藝的轉型
第四節 鄉土抑是地方？五Ｏ年代台灣農村小說的文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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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消弭。葛賢寧《論戰鬥的文學》說明「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是實現民 生主義的政策，杜絕了共產主義鼓吹的階級鬥爭衝突。在階級矛盾方面，葛賢寧 認為民生的基礎在於人性由仁愛產生互助合作，「一方面鼓吹無產階級與資產階 級利益相協調，一方面喚醒無產階級的『民族』和『國家』意識──使他們明瞭 於『民族』和『國家』的自由能夠保持，經濟民主纔得保持或是實現65」。以民生 主義為出發的農村小說即使標榜以寫實主義作為技巧，但顯然觀照農民在社會與 體制裡所遭遇到的困難並不在三民主義文藝的接受範圍內，必須表現出國家與農 民之間正向的連結。五Ｏ年代的台灣農村小說因三民主義文藝而生，但存在的意 義被侷限在三民主義的國家宣傳功能之上。
第四節 鄉土抑是地方？五Ｏ年代台灣農村小說的文學定位
五Ｏ年代的台灣農村小說的內容清楚的指向民生主義宣傳，但表現形式上三 民主義文藝的民族文化與「通俗化」定義卻呈現相互矛盾的狀況。五Ｏ年代台灣 社會的經濟結構的特殊現象為外省人較高比例是從事軍公教部門，而勞動階層則 是以本省人為主要群體66。三民主義文藝要求以勞動階層為目標的「大眾化」是 為了將本省人納為三民主義文藝的讀者群之一，要以「大眾」農、工生活為書寫 題材並以「大眾」語言作為形式，勢必會碰觸到台灣鄉土以何種立場置入反共文 學體制的問題。如何以中國文化呈現台灣在地的農民書寫，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 又該如何跨越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差距？從語言文字方面，張道藩《三民主義 文藝論》只有提及「採用現實社會大眾鮮活的語言，淘汰掉艱澀的方言諺語，保 留住含有大眾生活情趣情調及機智的部分，保留住足以表現大眾的手勢和動作的 部分」，語言文字要求簡單淺顯，以大眾能瞭解為主。葉青〈三民主義與文學〉
65 葛賢寧，《論戰鬥的文學》（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頁 96。
66 范雲、張晉芬，〈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 期
（2010.09），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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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從民族語言與白話文的比較來探討文學大眾化。葉青首先定義民族語言即為無 分文言與白話的國語，否定共產黨以地方形式主張的土語拉丁化，認為「在統一 的中國，主張地方形式，實為一種反動 67」。而一般白話文保留文言與歐化色彩 只適合智識分子，真正的民間文學要以勞動人民的程度為考量，在言語、詞彙、
文法上都要使勞動人民能明瞭68。雖然在台灣並沒有方言拉丁化的問題，然而台 灣社會、勞動階級最為熟悉的台灣白話文（混雜台灣方言）應歸屬於「大眾化形 式」還是「地方形式」，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另一方面民生文學的台灣鄉 土書寫是否等於建構台灣鄉土文學也需要釐清。
台灣方言的文藝應用在1947 年至 1949 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演的
「台灣文學論戰」就曾被提出來討論過。這場論戰以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 部分為前提，台灣方言的使用背後涉及了戰後省籍意識衝突。揚風〈新時代，新 課題──台灣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堅決否定了以台灣語作為發展的「方言化 文藝」，其理由在於文藝大眾化應以大眾書寫、大眾閱讀為基礎，台灣方言文藝 發展不僅會阻礙語文統一，其台灣語本身更不具備文藝書寫的條件69。揚風所說 的「大眾」包含了外省族群在內的台灣社會整體，並將台灣語視為同等於蘇浙等 省的地方土語來考量，顯然對於外省族群而言台灣方言意味著一種地域隔閡且是 難以接受的文學表現方式。而歌雷與楊逵則是提倡台灣文學的特殊性，極力跳脫 地域限制的解讀。歌雷從日治歷史背景理解台灣文藝發展所形成的語文混雜特 性，認為台灣作家需加強中文白話文的學習與進步以補足形式與技巧上的不足，
而「今日國內文學上語文的運用與台灣特有的語彙的融合」則是外省與本省文藝 作家所要相互學習與創造的目標70。歌雷在強調台灣文化特殊性的同時企圖消弭 省籍之間的藩籬，希望能在外省作家與台灣作家不同的創作特質上取得平衡。但
67 葉青，〈三民主義與文學〉，《文藝創作》28 期，頁 7。
68 同上註，頁 7-8。
69 揚風，〈新時代，新課題──台灣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議論 集》（台北市：人間，1999），頁 39-41。
70 歌雷，〈關於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及其應有的三種努力〉，《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
（台北市：人間，1999），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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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霸權的框架下，歌雷仍預設了本省作家在文藝創作上的能力不及外省 作家。楊逵所提出的台灣文學的特殊性正是為了反駁外省作家對於省籍之間文化 高低的預設，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不僅指地方色彩或方言，乃至台灣的歷史、生活、
習慣、感情都是來自於兩岸相隔下台灣人民自我發展的文化，而非一味的「受日 本奴化教育的毒素」所養成 71。楊逵認為建立「台灣文學」的必要性就在於文化 交流，唯有以此才能使外省族群對台灣人有更多的認識。透過「橋」副刊的「台 灣文學論戰」能初步理解戰後外省與本省作家之間對於台灣文學與台灣方言文藝 發展的看法，可惜尚未討論出共識前，1949 年即發生四六事件使得「橋」副刊被 迫停刊，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問題受政治的影響而擱置延宕。進入五Ｏ年代後，
台灣文壇以「反共抗俄」為中心的反共文學創作為主流，沒有反共經驗的本省作 家與台灣社會不易進入反共文藝的生產體制中。直到三民主義文藝論建立之後，
反共文藝開放民生社會題材與大眾化的形式，台灣在地書寫才得以被納入反共文 藝的範疇中。五Ｏ年代台灣方言應用於文藝，本省作家基本上持保留態度。《文 友通訊》第四次通訊以「台灣方言文學問題」為討論題目，本省作家普遍認為台 灣方言在文學上的運用只能佔輔助的功能。文心與鍾理和一致認為在國語普遍通 行的情況下，沒有建立方言文學的必要。鍾肇政與廖清秀則是站在鼓勵的立場，
提倡適當的運用方言來增加文學的鄉土氣息，以此成為台灣文學的特色。陳火泉 則是持反對意見，建議除非必要否則使用時必須特別加註以免含混72。即使本省 作家已預先瞭解了五Ｏ年代國語運動下台灣方言文學發展不易，但在實際創作實 踐上還是紛紛展現了方言書寫的特色。從《文友通訊》輪閱作品的評論中能見到 比起建立台灣方言文學，本省作家更在意作品是否能被閱讀與接受。陳火泉〈過 定後〉的點評之一是指出「使用方言必須有其普遍性，文中閩粵交用不妥73」，施
71 楊逵，〈「台灣文學」問答〉，《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台北市：人間，1999），頁 141-144。
72 陳宏銘、莊紫蓉、錢鴻鈞編，〈附錄二：文友通訊〉，《鍾肇政全集 23》書簡集（一）（桃園 縣：桃園縣文化局，2001），頁 633-635。
73 同上註，頁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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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峰對鍾理和〈竹頭莊〉的評論則是讚賞文中濃厚鄉土味的敘述，並表示台灣鄉 土味表現方式不應是隨便安插幾句讀者不懂的方言進去即可74。本省作家顧慮的 是如何在國語與方言中尋找一個平衡點，既能表現出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又能普 遍被讀者接受。
對於五Ｏ年代的台灣文壇而言，「大眾化」與「鄉土」會因為出發的立場不 同而有所歧異。站在本省作家的立場來說，台灣作為鄉土，台灣民眾則為大眾。
但是以外省作家的立場出發，「大眾」包含了隨著蔣介石政府來到台灣的外省族 群，「鄉土」是淪陷的大陸故土，台灣在中國的疆域下只是一個「地方」。葉青所 言「在統一的中國，主張地方形式，實為一種反動」意味著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 學的分流之一，必須依附中國文化霸權的框架才得以發展，特別強調區域特殊性 恐觸犯國族分裂的禁忌。五Ｏ年代的台灣農村文學從民生主義文學做為出發，雖 然內容是書寫台灣的鄉土，卻僅能以愛國宣傳為前提呈現在地農村、農民生活。
在國民黨政府嚴格的意識形態監控下，台灣農村文學不得含有本土意識色彩，更 不能暴露社會階級衝突以免被指認為共產主義的工農兵文學。雖然五Ｏ年代的台 灣農民文學發展限制重重，卻也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本省作家藉著民生主義文學的 書寫得以進入反共文藝創作的範疇。本省作家以「過渡時期的作家」、「時代的點 綴者」站在文壇邊緣位置，默默地將台灣特有的文化與台灣新文學傳統的承繼滲 透進反共文學的書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