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前行研究回顧
論》，頁111-196；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市：新地，1992）；崔末順，〈「重建 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台灣文學研究學 報》第21 期（2015.10）。
36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 : 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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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國：「後1949」臺灣小說中「民國文學機制」的承繼與演繹〉則比較了戰 前與戰後文藝政策的轉變，發掘三民主義文藝的重新演繹對於國民黨在台灣建設
「自由中國」發揮的功效。以上的研究是從國策文學的角度切入反共文學，著重 在理解國家權力如何透過文藝政策達到意識形態的操作，但對於反共文藝創作論 則是缺乏討論。
戰後文學的研究一般都分為兩個主題探討，一部分是大陸來台作家的書寫，
另一部分是關注本省作家的活動。以五Ｏ年代大陸來台作家的為主要的探討對象
，王德威《一九四九 : 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與陳建忠〈流亡者的歷史見證與自 我救贖─由「歷史文學」與「流亡文學」的角度重讀臺灣反共小說〉跳脫了反共 文藝的國家意識形態框架，從反共文學中關注外省作家所呈現出來的創傷經驗。
戰後到五Ｏ年代之間本省作家的文學活動則是呈現兩個階段的斷裂，一是戰後初 期 1945 年到 1949 年「四六事件」之間，一是 1957 年後《文友通訊》的活動。戰 後初期的研究以延續日治時期以來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為中心，陳建忠《被詛咒的 文學 : 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的研究著重於觀察台灣新文學受 國民黨政府政治上的挑戰，分析從日治時期一路走來的本省作家如何在戰後與國 家意識形態周旋並強調台灣新文學自日治時期以來的成果。崔末順〈「重建台灣
、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則是從戰後 初期的刊物中考察大陸來台的與台灣本土的知識階層之間，對於「新中國」台灣 的文化重建理念上的交流內容與媒介提出新的探討。然而戰後初期的政治環境在 四Ｏ年代末急轉而下，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緊接著 1949 年的「四六事件」楊 逵與歌雷被捕入獄，戰後初期一度興起的台灣文學論戰最後無疾而終。台灣進入 戒嚴階段，因此陳建忠將 1949 年視為台灣新文學的終點，陳康芬更是直接宣告 了「左翼台灣鄉土」在五Ｏ年代發生了斷裂37。直到 1957 年藉由《文友通訊》的 聯繫，本省作家的文學活動才再次以文壇邊緣的地位重新受到論者的關注。應鳳
37 同上註，頁 46；陳康芬，《斷裂與生成：台灣五○年代的反共／戰鬥文藝》，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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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的《鍾理和論述1960-2000》蒐羅了 2000 年以前重要的文學評論家對鍾 理和文學的論述，是鍾理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文本。但是目前鍾理和文學既有 的研究中，尚且缺乏從反共文學角度切入的主題。既有研究中相關五Ｏ年代反共文學中的農村文學部分尚且留白，較多是循著 日治時期發展以來的台灣新文學脈絡探討農民小說。關於農民小說的前行研究有 石弘毅的碩士論文《台灣農民小說的歷史考察（二Ｏ~八Ｏ年代）》41與江昺崙的 碩士論文《農村騷動故事──1966~1988》42，且兩者都將鍾理和文學視為五Ｏ年 代唯一的農民／農村小說書寫。然而在戒嚴時期在官方嚴厲的監控與審閱言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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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問題，值得繼續發掘討論。
為了找尋五Ｏ年代農民／農村小說的脈絡，《豐年》雜誌所刊載的農村小說 會是重要的研究文本，不過《豐年》雜誌的前行研究中尚未有針對其收錄的小說 作探討。王文裕〈《豐年》雜誌與台灣戰後初期的農業推廣（1951-1954）〉43介紹 了《豐年》雜誌的內容與發行狀況，並以吳郭魚的養殖推廣為例作為《豐年》在 農業政策推廣上的影響力。而蔡明彥〈製作豐年：美國在台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 略〉44關注的則是《豐年》的催生與美援之間的關係，尤其在雜誌語言的選用上 有特別的研究成果。雖然王文裕與蔡明彥的研究並未觸及到《豐年》小說，但詳 盡的雜誌背景研究可為本書之相關參考。其他針對《豐年》內容有漫畫類45、兒 童版 46、家庭版 47的學位論文研究，本論在此希望能補足《豐年》雜誌中農村小 說的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