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外交戰略與對中政策
第二節 冷戰後日本對中政策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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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冷戰後日本對中政策轉變
一、1990 年代日本對中政策
而在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不再是二極世界，日本也因此對自身的外交戰略 做出了更新的調整，並且連帶影響了對中外交的政策以及雙邊關係。例如在1992 年，當時的宮澤喜一首相主導通過「聯合國和平維持和作法」（PKO 法案），目 的是擺脫波灣戰爭時被美國批評只出錢不出人，只懂坐享其成的國際形象，為派 遣自衛隊赴海外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行動，提供了法源依據，這代表日本積極 參與國際事務的決心，也代表日本不再甘於僅扮演在背後出錢的二線角色，甚至 開始試圖挑戰和平憲法的束縛；此法案之所以能夠通過，還有一個主要原因為財 界的支持，被稱為「財界中的智庫」的經濟同友會在該法案提出期間，也以「日 本的方針」（日本の針路）作為響應，支持派遣自衛隊前往海外進行維和任務，
使得在當時執政但支持度不高（約僅 30％）的自民黨宮澤政權，得以通過此重 要法案。139
宮澤喜一另一個對於冷戰後日本外交的重大影響，是提出了「宮澤主義」，
其要點為日本要在維持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具體內容有協助東南亞國 家的建設開發，在美國參與下推動亞太區安全架構，以及承諾不再尋求成為軍事 強權等三項，140但其最主要的內涵在於日本重回亞太地區的決心，一反傳統以來 由福澤諭吉所主張的「脫亞入歐」國策，而是務實的以經濟實力為後盾，打破因
「入歐論」和二戰歷史而在亞洲鄰國間的被孤立狀態，因此經濟外交正是其所能 憑恃的最主要手段。
除了日本自發性的對於冷戰後的格局做出回應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軍 事能力都因為改革開放有成而迅速增長，加上蘇聯瓦解後造成的東北亞權力真空，
139 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囯內政治過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
頁164~167。
140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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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中國威脅論」就順勢而起，並影響了雙邊關係。1990 年村井友秀發表的
「新中國威脅論」一文，可說是開日本的中國威脅論濫觴，他從人口、天然資源、
國土面積、軍隊人數等國力增長，論證中國所具有的潛在實力，並進一步推論中 國自戰國時代至今，一直都有成為天下共主或霸主的意圖，最後以世界格局來看，
中國將會是和日本爭奪東亞霸權的主要對手，甚至可能導致雙方兵戎相見。141這 番論述，點出了日本在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所未能看到的盲點，過去藉由中國經 濟發展而得到市場和原料等貿易好處的日北，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一個有潛力超越 日本的經濟體，而且在軍事、政治二方面都同樣面對中國的地區性威脅，甚至是 世界權力格局上的變動。
1993 年日本防衛白書在「亞洲軍事情勢」專章中，首次將中國列為東亞地 區的潛在威脅，原因在於冷戰後東亞區域的主要威脅已不再是蘇聯，中國解放軍 的逐年現代化頗有取蘇聯以代之的態勢，這些都可算是中國威脅論發酵之後的影 響。142而中共政權接下來的實際作為，則是落實了這些疑慮，例如 1995 年攻占 南海美濟礁、1995、96 年 2 次核武試爆、1996 年台海軍演等等作為，都在 1990 年代逐漸成為證實中國威脅論的實例。日本對中國政策因此陷入了兩難的局面，
一方面維持和中國的友好政經關係既符合了區域穩定的需求，也符合日本的經濟 利益，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國將經濟改革的果實轉化為軍事力量，或者是後來 居上超越日本的經濟的地位。
1997 年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訪中前發表的「新對中外交為目標」演說，則 是對這樣的兩難局面做出了定調，作出了相互理解、加強對話、擴大合作關係、
建構共通秩序等四原則，前三點延續了過去的以交往取代圍堵路線，但第四點則 是因為美日安保宣言的修正和台海局勢而有必須溝通之處。143這是因為「日美防 衛合作指針」將「周邊有事」的範圍擴及台海，因此日本方面認為有必要在這次
141 村井友秀，「新‧中国『脅威』論」，諸君（東京），第22 卷第 5 期（1990 年 5 月），頁186~197。
142 日本防衛省，「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軍事情勢」，平成十七年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3/2003/index.html>。
143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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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向其說明這範圍指的是事態上的性質，而非針對中國或台灣等地理上的指涉，
因為台海兩岸若能和平解決問題，美日安保體系就不會干涉，但台海兩岸政府若 有某方要單方面的改變現狀或動用武力，造成區域不穩定時，該種狀態下才是符 合美日安保介入的事件性質。但中共當局當然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認為這都是 干涉中國「內政」的舉動，但在日本方面而言，美日安保所以能賦予區域穩定的 能力，較單獨與中國交好要來的有保障和務實，畢竟日本和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 在冷戰結束後，更是亞太區域在冷戰後全力真空下不可或缺的實質力量，故在冷 戰結束後的日本，從追求與中國、美國堅的等距外交，逐漸擺盪回到與美國加強 同盟關係的立場，但並不放棄和中國間已建立起的各種政治和經濟的交往渠道。
隨即在1998 年，中國國主席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發表了中日之間第三個重 要政治文件—「中日聯合宣言」，宣布和日本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 作夥伴關係」，但因為中方在該宣言中強烈要求加上「日方表示痛感由於過去對 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這段 話，這反而導致了日本民間和政界的反彈，認為中國總是以歷史問題脅迫日方，
並用以刺激中國內部的反日情緒，144這樣的舉動也讓日本認識到中國方面企圖干 擾或減弱日本在區域當中的穩定力量，利用不斷提醒至周邊國家對於日本的歷史 恩怨來達到目的，這樣日本只能不斷在贖罪的過程中放低姿態，而無法起到區域 性的領導作用。
學者何思慎總結二戰後到2000 年以前這段期間，日本對中國政策的五大特 色，145分別是：
1. 日美同盟：日本對中國政策始終受制於日美同盟的本質變化，因為戰後簽訂 的美日同盟關係並不對等，使得日本只追隨美國政策處理外交事務，因此無 法及早恢復與中國之正常關係，直到 1970 年代，美日共同判斷中蘇關係生 變，有機會拉攏中國加入圍堵蘇聯陣營後，才得以完成日中關係正常化，而
144 西川吉光，日本の外交政策—現狀と課題、展望(東京，學文社，2004)頁 111~112。
145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頁 2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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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美日重新定義雙邊對等同盟關係後，更是必須共同面對東亞區域的新 潛在威脅---中國，進而做出了對中政策調整。
2. 二個中國：戰後日本奉行吉田茂的模糊化二個中國政策，實質上認定台灣和 中國是二個政治實體，並藉由這種模糊空間，提供維持台海穩定的美日同盟 力量，以此嚇阻任何意圖片面改變區域穩定的政治力量。
3. 聯合國中心主義：當中共政權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的合 法政府地位，日本政府無可避免的無法和台北方面發展正式的政府間關係，
使得日本在制定處理台海問題在內的對中國政策時，必須時刻顧慮此合法承 認問題。
4. 經濟外交：日本在戰後和平憲法的制約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有成，也因此 使得經濟力得以穿透過往的歷史恩怨，成為日本與周邊國家重拾友誼的主要 工具手段。日本對中國政策的其中一個特色，當然也與此有關，在日中關係 正常化後，ODA 的提供在 1990 年代之前都一直扮演著維繫雙邊實質經貿關 係的重要角色。
5. 政經分離：因為對於中國合法政府的承認問題，過去日本處理北京和台北當 局時往往採用政經分離的手段維持與兩岸的分別交往，差別在於台灣被中共 政權取代聯合國地位前，日本與台灣是正式的政府關係，與中國間則是民間 的經貿關係，俟台灣在聯合國被取代，且日中關係正常化後，情勢逆轉成為 對中國是政府間正式外交關係，對台灣轉為經貿關係。
故從這五點特色觀察，日本在對中政策的轉變過程當中，受到其自身與美國 同盟關係的變化，國際情勢變化以及中國國力條件變化等三個重要的外在因素影 響，造成日本的自主性在冷戰結束後才真正的逐漸展現，也使得與對華外交政策 相配合的ODA 政策(尤其是有償借款政策)隨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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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泉時代日本對中政策
2001 年小泉純一郎成為日本首相，也自此展開了中日之間一段被普遍稱為
「政冷經熱」的時期，其特點在於政治上的矛盾摩擦不斷增加，但雙邊的經貿進 展也不斷增加，而台面上雙邊的主要矛盾在於小泉在任內連續五年參拜了靖國神 社六次，觸動了日中關係中的敏感神經，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了雙邊民族歷 史乃至於政治外交的摩擦。146筆者在日本進行訪問時，許多學者都表示當時財界 許多大老曾經一再勸阻小泉首相，但都未能發揮作用，可見小泉首相個人的政治 主導性的強勢。147究其背後原因，有說法是為了選票，也有認為是他本人史觀和 政治理念的堅持，還有說法是為了塑造自己跨越派閥政治的硬漢形象，但無論是
「政冷經熱」的時期，其特點在於政治上的矛盾摩擦不斷增加，但雙邊的經貿進 展也不斷增加，而台面上雙邊的主要矛盾在於小泉在任內連續五年參拜了靖國神 社六次，觸動了日中關係中的敏感神經，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了雙邊民族歷 史乃至於政治外交的摩擦。146筆者在日本進行訪問時，許多學者都表示當時財界 許多大老曾經一再勸阻小泉首相，但都未能發揮作用，可見小泉首相個人的政治 主導性的強勢。147究其背後原因，有說法是為了選票，也有認為是他本人史觀和 政治理念的堅持，還有說法是為了塑造自己跨越派閥政治的硬漢形象，但無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