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外交戰略與對中政策
第一節 1972 年日中關係正常化後日本對中政策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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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外交戰略與對中政策
本文所研究主軸之對中日元借款屬於日本的中國政策之一環，而日本對於中 國的政策又是總體外交政策考量下的一環，隨著當時的世界格局而有所變化，例 如1972 中日之間能夠完成關係正常化，也與當時美國的對中政策轉變有關。故 有系統的形容日本外交戰略、對中政策、對中政府開發援助這三者間的關係，乃 是依序由上而下且環環相扣的，上位政策制約著下位政策，故有必要在直接探討 對中有償借款前，於本章將本文研究目標的上位政策背景先行做出整理。本章以 下小節將以第二章所修正之政官財鐵三角模式，作為分析日本政治經濟聯盟變化 的理論架構，概述並分析日本整體對中政策之演變，第一節概述1972 年促成日 中關係正常化之背景，接著以冷戰結束作為區分日本對中政策的第一個分水嶺，
第二節則是論述冷戰結束後到2005 年決定終止有償借款前之對中政策，第三節 探討對中ODA 如何受到對中外交政策之影響。
第一節1972 年日中關係正常化後日本對中政策演變
1972 年中日雙方建交之後，直到 1990 年代東西方冷戰結束為止，這中間將 近二十年的時間中，日本經歷了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糾夫、大平正芳、鈴 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樹等首相，本節將這段期間區 分為1970 和 1980 年代二部分，介紹這段期間的重要領導人及其政策，並以政經 聯盟的變化加以分析。
一、1970 年代日本對中政策
1972 田中角榮上台後試圖推動｢多邊自主外交｣，目的在扭轉自二戰以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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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間的｢主僕關係｣，企望美國因此承認日本作為對等盟友的｢夥伴關係｣，故 急欲促進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建立起二國冷戰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正式外交 關係和經濟合作關係，從而使得日本與美國、中國之間形成等邊三角形態勢的｢
等距外交｣。其實田中角榮在尚未就任首相前，即曾委託當時最大反對黨日本社 會黨的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以及公民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分別訪中，為中日之間建 立起非正式溝通管道，替將來弭平雙方歧見並邁向正式建交鋪路；而在田中角榮 就任首相，安排前往中國之前，也很務實的先前往美國取得諒解，並在發表美日 聯合聲明取得支持後，才進行前往中國的訪問行程，就雙方正式建交一事展開磋 商。123而從美國方面來說，之所以願意打破韓戰以來的對峙局面，並給予日本充 分的理解和支持，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及其國務卿季辛吉，認為必須 取代過去的圍堵政策，而以更符合國家利益的方式運作外交政策，於是開始思考 以交往代替圍堵，而1969 後中蘇決裂就提供了美國展開交往政策的突破口，故 在1971 年時派季辛吉密訪中國，使雙方的官方接觸正式破冰，日本見到美國已 走上了和解交往的道路，當然不願意落於其後，於是加速了日中關係正常化的腳 步。124
在田中角榮力促中日雙邊正常化之前，中日雙方始終對於反霸條約、中國政 府合法代表權、中日和約等問題有歧見，但都在逐步協商和相互讓步當中得到克 服，在雙方共同創造外交利益的良好氣氛下，盡速完成這次重要性的歷史任務，
於中國方面是得到了在中蘇交惡和文革期間的重要外交突破，於日方來說則是取 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外交籌碼，藉以證明有能力先於美國拉攏中國，獨立完成外 交破冰，所以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共同跨越亞洲地區冷戰氛圍而得以在 1972 年成功建交，並簽訂｢中日聯合聲明｣。此聯合聲明的簽訂，代表了自此以 後，日本對中國的政策與對台政策的區隔，意即將原本因為合法政府的承認問題，
123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 84~87。
124 添古芳秀，「米中和解から日中国交正常化へ—錯綜する日本像」，石井明、朱建榮、添古芳 秀、林曉光編，記錄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條約締結交涉(東京：岩波書店，
2003)，頁 3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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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經分離｣的方式對待中共政府，但在聯合聲明中改承認其為唯一代表中國的 合法政府後，其政經分離的手法就變成適用於對台政策，與台灣持續以經貿關係 的方式維持雙邊交往。125
1974 年起，為落實聯合聲明的內容，中日雙方開始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進行協商，但有主要問題衡亙在雙方之間，即關於是否將中共政府提出的｢反霸｣
條款納入友好條約的問題。因為反霸在中共的戰略中是同時包含了對蘇和對美，
這違反日本與美國間的盟邦利益，而且也會受到蘇聯方面的抵制，這都不是日本 政府所希望的。這樣的情況自1974 年起就僵持不下，在美日雙方各自努力下使 得僵局得以打破，一是日本福田赳夫政府的上台，其次是美國對於中美關係正常 化的努力。126在日本方面，1976 年福田政府主張以｢聯美、親中、抗蘇｣為核心 的｢福田主義｣全方位外交政策，因此對於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態度轉趨積極，竭 力拉攏中共政權以防中蘇關係和解；而在美國方面，1978 年時，美國為了建立 和中國的外交關係，特別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inski）訪 問中國，召示中美關係即將展開自韓戰以來的最重大外交轉折，並由當時的卡特 總統公開表明支持締結中日和平條約，顯示美國對於拉攏中國的政策予以肯定。
當然在美日努力之外，中共的官方立場在1977 年鄧小平復出後也有了決定性的 改變，在外交政策上更趨於務實而能夠較文革時有彈性，127故最終得以在雙方妥 協下，於1978 年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並淡化原本的｢反霸條款｣，以不刺 激蘇聯的｢不影響締約各方和第三國關係｣方式闡述，且保證中日雙方皆不尋求在 亞太和其他區域尋求霸權。128由此可見在雙方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之前，日本對於 中國的政策立場是加強雙邊關係，以拉攏中國作為抵抗蘇聯的籌碼，而且在美國 的背書下得以積極落實，使得日本對中國政策得以在符合美日共同利益的情況下 進行調整。
125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頁 93。
126 包霞琴、臧志軍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頁 270~271。
127 山本信行，「日中平和友好条約の締結—『反霸權』をめぐって」，小島朋之編，アジア時代 の日中関係(東京：サイマル出版，1995 年)，頁 82。
128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頁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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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協商是幾乎跨了整個1970 年代的中日交鋒事件，並且與 當時的日本整體外交政策連動，當時的政官財鐵三角也在這樣的事件當中相互角 力，如財界的代表就紛紛呼籲，經團連當時的副會長稻山嘉寬表示：「石油如同 國家的經濟血脈，為了石油供需的長期安定著想，應明確的解決日中友好條約中 的反霸權條款，盡快締結條約。」，129而當時的會長土光敏夫也向媒體喊話：「外 交是由政府負責，但是經濟界也有自己的見解。日中關係應該以好地發展下去。
應該盡快締結友好條約。」，130但執政的自民黨內部卻面臨了親中派和親台派的 意見紛歧，尤其是親台議員從田中政權起，歷經三木和福田等首相都持續不斷抗 爭著，大大增加最後拍版定案的困難度，最後總算是在親中派以及財界利益一致 的情況下，讓當時的福田首相能夠跨越國內阻力而完成遞約。
二、1980 年代日本對中政策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位的五年期間(1982-1987)，是日本於 1980 年代最為 重要的時期，他提出｢由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的口號，更進一步的從｢追隨外 交｣轉為｢自主外交｣，整體外交政策也更強調要在國際社會上嶄露頭角，真正成 為與其經濟實力相應的政治大國，確立有國際地位的日本。131中曾根康弘的重要 性在於其外交政策的承先啟後，上承1979 年大平正芳的｢綜合安全保障｣政策，
又啟發下一任竹下登首相提出｢為世界作貢獻｣，持續落實邁向政治大國的步調。
中曾根康弘的智庫｢和平研究會｣提出｢國際國家日本的綜合安全保障政策｣報告，
將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的行動原則提升到新的層次，以美日關係為基礎，以西方同 盟的一員為己任，積極促進軍備管理和裁減核武，維持東西方關係的穩定；而在 亞太戰略，也將與中國、東協和南韓等國的關係列為關係到亞太地區未來發展的
129 若月秀和，「平和友好条約締結から交涉対中円借款の供与へ一九七四—七九年」，若月秀和，
高原朋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1~116。
130 徐之先主編，日中關係三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頁 88~89。
131 包霞琴，臧志軍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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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課題。132日本當時對於國際地位提升的追求，其信心主要來自於 1980 年代 日本經濟能力的雄厚基礎，日本當時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主要的資本輸出國，
且在1986 年時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因此中曾根康弘有充分的自信，一反過 去吉田茂以經濟發展為主的｢經濟現實主義｣，改採｢政治現實主義｣，以其經濟實 力為後盾，擠身世界多極化格局當中的一極，與美、歐、蘇一同共管全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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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赴日訪問，這是日中關係正常化十周年的紀 念活動，同時也在此時提出要在之前的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持
1982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赴日訪問，這是日中關係正常化十周年的紀 念活動，同時也在此時提出要在之前的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