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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看好中國廣大的未開發市場，¹²²促使雙方完成了先政治後經濟的破冰過程。

第四節 小結

在以上文獻中可以發現社會團體的確透過了政治結盟的方式，在鐵三角內影 響了決策方向發展，政治能量分散在政界、官僚、社會團體間，由不同的政治議 題當中的利益考量，使得每次彼此之間的結盟互動關係有所不同。國家中心論當 中的政黨主導或是官僚主導論，都未能夠完整的納入決策過程中的行動者，將決 策簡化成單一行為者主導的分析模式，如此的好處是能抓出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最 重要的行為者，但缺點在於過度簡化或是輕忽其他行為者的制衡能力。或許在個 別歷史事件當中會有強勢的行為者足以單獨決定政策走向，但筆者不認為這樣的 現象是日本政治模式的常態，由各種文獻回顧的呈現結果來看，日本政治決策的 主導者並非主張單一行為者主導的國家中心論可以涵蓋的，隨著日本的政治決策 模式逐漸遠離五五年體制邁向多元化，更是使得國家中心論捉襟見肘，即使外交 政策領域一直被認為是高度政治性的國家層級議題，但日本經濟外交政策卻是必 須結合民間經濟團體的專業性，才能在資金運用或技術發展上，真正對於受援國 有所幫助，因此以本文所探討的政策領域而言，國家中心論並不能完全符合分析 上的需求。

另一方面，本研究認同社會中心論的立場，期望能夠不只是在後續研究中將 日本決策鐵三角中的財界地位提昇，還希望能夠在特定議題上釐清國家以外的社 會利益團體的積極參與程度，對於過往強調國家中心論的日本研究傳統有所補充，

故本文傾向用此種途徑觀察日本對中經濟協力的過程。但社會中心論當中的財界

122 Saadia M. Pekkanen, Japan’s Aggressive Legalism: Law and Foreign Trade Politics Beyond the W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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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論在五五年體制崩解後受到了挑戰，原因在於前述財界與一黨獨大時代的自 民黨間的關係變化，因此財界在議題主導性上，也被迫得面對其他多元體系內其 他非國家行動者的競爭，尤其是在面對大眾傳媒所引領的社會輿論時，財界的聲 音即使仍然具有影響力，但其聲量難以與過去相比擬，因此社會中心論可說是從 財界優勢論過渡到多元主義論的過程當中，甚至在特定議題上可能已經處於多元 主義的階段了，這點必須再進一步的從不同領域議題的個案來作觀察，很難斷言 將此和整個當前日本政治運作模式一概而論。

為了要兼顧日本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故有必要借用既有的政官財鐵三角模式 作為分析架構的基礎，但國家之外的社會行動者的重要性亦必須考量在內，因此 有必要對於傳統的日本政官財鐵三角模式進行修正，並且在社會行動者的部分，

納入除了財界之外，其他對於日本對外政策有所影響的分析對象，而本文將依照 日本對中國ODA 的歷史脈絡，加入大眾媒體、學者專家等非國家的角色，藉以 反映出日本政策決定模式逐步走向多元性，既有的政官財鐵三角模式也因此而必 須要有所演化並隨之修正，從具有可重組性的開放式鐵三角模式切入，對於日本 的對外政策進行分析。

下一節將以開放式的鐵三角模式，對於日本的外交政策過程和對中國政策進 行分析，主要焦點在於前述的政官財鐵三角如何影響日本整體的外交政策變化，

他們組成的政治經濟聯盟又如何受當時的冷戰格局所影響；另一方面，日本的對 中國政策跟隨著對外政策而變化，但基於日本民間，尤其是財界的特別影響力，

而促成日本得以先一步突破冷戰格局，向還在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跨出破冰的第 一步，這些都是可以採用政官財鐵三角加以分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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