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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美大國關係的背景與內涵
中國大陸從建政以來，始終將中美關係列為北京對外關係的首要重點。中美 關係在歷經四十年的起伏跌宕，從冷戰時期的隱性聯盟對抗蘇聯，到中國大陸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與兩極體系瓦解造成雙邊關係失焦。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美大國關係進入一個經貿依存加大、中國大陸軍經 崛起、台灣政治本土/民主化的不確定階段，並以美國新保守派擁護的小布希
（George W. Bush）總統上台，進入新的對抗階段，但是，旋即因為蓋達組織（Al Qaeda）2001 年攻擊美國，以及北韓乘勢發展核武，使得中美關係迅速好轉。甚 至有謂布希總統百般不是，唯一可稱道的遺產就是較爲穩定的美中關係。1
晚近十年來，隨著國際局勢發展，中國大陸與美國認知到雙方在亞太地區擁 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互賴程度也相對提高，雙方高層維持密切往來，並建立 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作為雙方解決 重大敏感問題的平台。2
本章將以 1949 年中國大陸建政到 2008 年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前，區分為「冷 戰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1990 年）」、「1990 年以來的中美關係(1991 年~2000 年)」
及「911 後的中美關係(2001 年~2008 年)等階段的互動演進來探討中美關係的演 進，做為下一章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背景說明。
第一節 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 年~1990 年）
1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頁 51-52。
2 黃奎博、盧政鋒，「美「中」關係之展望 敵友難辨的「新型大國關係」？」，發表於新形勢下 之亞太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臺北：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2012 年 11 月 26-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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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以防止蘇聯擴張為中心，並使盡一切外交手段維持 著兩極體系運作平衡，避免天平倒向蘇聯那邊。在對華戰略上，因著眼於中國大 陸的戰略利益，對於兩國政治意識型態的差異、經貿的摩擦以及中國大陸輸出武 器給第三世界國家等歧異，華府方面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目的是為了維持中美 關係檯面上的和諧，以及避免中國大陸投向蘇聯而導致自身戰略地位的相對劣 勢。
當時，採用扶植中國大陸對抗蘇聯的最佳方式，便是培養其堅強的國防實力 來對抗蘇聯，在這樣的戰略考量下，美國積極展開對華軍事交流。經貿方面，為 拉攏中國大陸使其不傾向蘇聯乃美國中國大陸政策最重要的目的，透過大量的經 貿往來，美國希望達成打開中國大陸市場的短期目標，長期方向在於將中國大陸 引領入國際經貿體系，經由融合使其遵守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因此美國對美 中大量貿易逆差以及衍生的一系列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以國際政治及現代國際體系奠定其全球地位的角度而言，中國大陸自 1949 年北京政權的建立，在外交定位上即以「挑戰者」自居。由於此時期美國與在台 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具有正式外交關係，且肯楠(George Kennan)認為，中國大陸 與蘇聯矛盾之處甚多，終必發生利益衝突，因而寄望毛澤東為「狄托第二」，為 了國家利益而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 )反目。
中國大陸於 1950 年 2 月 14 日與蘇聯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並於 10 月大舉派 兵參與韓戰，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關係惡化中斷。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圍堵政 策，透過聯合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反對中國大陸奪取中國大陸在聯合國 的代表權，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甘迺迪政府曾欲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惟 因中國大陸在第三世界的滲透顛覆威脅美國的利益，而美國對越南的介入亦威脅 中國大陸的安全，致雙方關係難以改善。3
3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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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與建政不久的中國大陸五國共同於日內 瓦舉行會議，商討韓戰結束後的朝鮮半島及中南半島問題，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 出席重要的國際會議，當時中國大陸代表總理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 Walter Bedell Smith 進行了首次接觸。
毛澤東在 1949 年中國大陸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國大陸人民站 起來了》中說：「中國大陸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 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 結果。」，4這一點不但是中國大陸共產黨的看法，甚至故總統蔣介石也在他的《中 國大陸之命運》中，把中國大陸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現代弊端幾乎完全歸罪于不平 等條約。
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大陸人長期以來在內心深處有一種前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所稱的「受害者」心態和
「防禦性」心理。中國大陸建政初期，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繼續推行對華 敵視政策，中國大陸政府毫不猶豫地將之理解為傳統的帝國主義行徑，鮮明地舉 起了「反帝」大旗。
長期以來，「反帝」一直成為中國大陸外交一個重要立場，它的當前用語即 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51954 年 9 月，當美國積極在亞太地區建構軍 事同盟之際，中國大陸砲擊金門，導致第一次台海危機的爆發。同年 12 月 2 日，
美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得中國大陸與美國 之關係更形疏遠。6同時，台灣問題也成為中美雙方長期以來政治角力的核心議 題。
限公司，1999 年），頁 6-7。
4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年），頁 113。
5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大陸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頁 18。
6 宋鎮照、宋興洲、邱昭憲、洪敬富、許菁芸、郭武平、陳牧民、楊鈞池、盧業中、戴萬平合著，
當代中國大陸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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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60 年代，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關係出現轉變。首先，隨著美國國內的 總統大選，共和與民主兩黨同時提出亞洲政策，尤其是對中國大陸政策。其中，
民主黨提出應當務實地檢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並留意中蘇之間分裂的可 能。其次，隨著越戰情勢之升高，美國之人力與財力負擔越來越重，使得美國認 真思考與中國大陸進一步改善關係之可能性。
當時中國大陸正發生文化大革命，包括外交部在內的機關運作失序，致使其 無法在第一時間回應美國方面的政策調整。7而後再次為中美關係正常化開啟的 誘因有二，一是 1968 年蘇聯「布里茲涅夫主義」(the Brezhnev Doctrine)提倡共 產國家「有限主權論」，造成中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二為中蘇的衝突由政治上 的分歧，演變為軍事上的衝突。1969 年 3 月，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等邊界衝突，
即為一例。
這個情勢上的改變，讓中國大陸開始思考除了處理台灣議題外，其他就地緣 政治與安全觀的範疇與美國合作之可能性，也奠定了中美雙方自 1970 年代進行 關係正常化的基礎。當美國方面認知中國大陸可以對抗蘇聯之重要性、而中國大 陸方面也認知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蘇聯之後，關係正常化即開始成為中美雙方的 共識。
1969 年年初，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就任美國總統，並以崇尚政 治現實主義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及國務卿等職務，正式 開啟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1970 年，尼克森透過巴基斯坦居間傳話，表達願意與中國大陸進行關係正 常化，而 1971 年 4 月間，中國大陸也透過「乒乓外交」正式對美國打開大門。
1971 年 7 月與 10 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兩次訪問中國大陸，此舉為中斷二十年
7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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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美關係轉為「交往」與「和解」奠下良好契機。8尼克森本人也於 1972 年 2 月 21 日正式訪問北京，中美雙方並於 2 月 28 日在上海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
中美雙方在公報中表達了對於國際局勢之看法外，基於考慮到國際關係的原 則，雙方做了下列四點聲明（1）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 益的（2）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3）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
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 力（4）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 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同時雙方也都認為，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 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9 這是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並進行具體磋商的開始。
1973 年開始，中美於對方首府設立聯絡處(Liaison ONice)，直至雙方正式建 交。隨後，尼克森因水門案件下台，中國大陸向繼任的福特總統( Gerald R. Ford) 提出美國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等三條件，當時美國政府表示難 以接受，致中美關係正常化受到停滯。
1977 年 1 月，民主黨籍的卡特(Jinuny Carter)入主白宮，為了因應蘇聯在全 球不斷擴張勢力，乃在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主張下，重 新思考與中國大陸合作之可能性。中國大陸方面，因顧慮到蘇聯與越南於 1978 年 11 月簽署「蘇越友好合作條約」，顯示蘇越關係正在改善，加上文化大革命結 束後，中國大陸準備推動經濟改革開放，迫切需要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援助，也積
1977 年 1 月，民主黨籍的卡特(Jinuny Carter)入主白宮，為了因應蘇聯在全 球不斷擴張勢力，乃在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主張下，重 新思考與中國大陸合作之可能性。中國大陸方面，因顧慮到蘇聯與越南於 1978 年 11 月簽署「蘇越友好合作條約」，顯示蘇越關係正在改善，加上文化大革命結 束後，中國大陸準備推動經濟改革開放，迫切需要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援助，也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