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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承第一章所提的研究目的，本文欲探討的問題為：第一、中美領導人所提的
「新型大國關係」究竟為何?又，在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中美關係 在全球化經濟、軍事戰略的競合及政治外交多邊化上會有何不同以往的轉變?而 這些改變對於正處於情勢緊張的南海爭端情勢，又會導致何種的政策思考與戰略 調整?最後，針對新型大國關係影響下的南海爭端情勢，我國將面臨何種困境?
對現有的南海政策會有何啟示，將在此節末段進行討論。
中美關係的改變，在習近平全面接班與歐巴馬確定連任的情況下，確定開啟 新一頁的互動關係。雙方雖一再強調，彼此將營造亞洲最大共同利益，但在國際 現實中，崛起的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實力所帶動的軍事能力與政治外交話語 權，讓不願失去亞洲領導地位的美國，積極強化軍事同盟及企圖改變經貿遊戲規 則作為遏制、圍堵中國大陸主流手段。在這樣兩國互疑的基礎關係上，不斷強化 務虛的對話機制與交流，即為中美關係在本（21）世紀的交往主軸。
南海爭端情勢由來已久，任何一個重要的外部政策往往構成區域（或國際）
安全戰略情勢轉變投入變項（external policy input variables），迫使可能遭受此情 勢變化影響之國家必須採取因應措施。當 2009 年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政策後，
美國因素在南海爭端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於美國與南海聲索國的軍事演 習，以及其對菲律賓、越南等同盟國的軍事、政治援助，使得這些國家對於南海 諸島主權的爭奪更加積極，且立場更為強硬。而中國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有所 作為」的意識形態，使其在處理南海爭端上，帶來一些重大的變數，而自鄧小平 以來提倡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在現階段的實踐上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經由前文對新型大國關係及南海爭端情勢的整理後，針對本文議題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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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意涵
觀察 1949 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現強權地位的轉變，往往會重新定義一個 時代，而這個時候居於關鍵地位的政治領導人，如果對國際關係經營不好，往往 造成戰爭的可能性增高。在歷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乃是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 要交戰國－德國與英國。當時的英國是強權、德國則是崛起的大國，兩國在經濟、
外交、貿易、文化交流是緊密合作的情況。為了進一步發展工業、找尋商品市場 和原料供應地，兩國面對經濟利益的衝突，進行貿易戰，並在全世界各地爭奪殖 民地，產生了嚴重的爭鬥。第二，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滋長，促使德國的民族主義 急遽興起。再則，各國為鞏固國家安全，競相擴軍備戰，各國都不斷的增加軍備 開支，提升武裝的質量，軍備競賽日趨激烈。尤以海上爭霸最為激烈。英國是一 個海上霸王，德國努力在軍艦、潛水艇質量上要超過英國，加上兩個大國之間還 有一個差別的原因－政治體制，英國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是民主化的國家，而 崛起的德國是皇權專制的國家，經由不斷征戰，民主國家的英國戰勝了專制國家 的德國，這是舊型大國關係的例子。
當中美兩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時，雙方在意識形態中似乎隱含排除了英 德兩國的歷史教訓。中國大陸強調「絕不稱霸」、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表示「樂 見與歡迎」。在政治體制上，中國大陸堅定共產專政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道路」；而「民主自由」是美國認定的普世價值，在「人權議題」上，兩國更是 意見分歧，在不對稱的意識形態中，兩國似乎有意的刻意迴避，在維權律師陳光 誠的案件上隱約透出這樣的訊息。
從兩國領導人的公開談話裡，明確體認到新型大國關係的最低目標或者兩國 戰略的較低預期就是避免兩國的衝突，使中美關係的發展更具現實確定性與規劃 性。如同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所說：新型大國關係應包括三個要點：第一，
一國崛起總會導致戰爭，這是傳統大國的悲劇，雙方領導人應該有避免直接軍事 衝突的政治意願；第二，中國應該繼續留在現行的美國領導的國際體制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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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出部分的改革；第三，中國要準備承擔國際責任。總而言之，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即是要打破歷史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必定爆發戰爭的規律。
二、21 世紀的中美關係仍存在既競爭也合作的互動模式
對中美兩國而言，「新型大國關係」依然是競爭與合作並存的大格局。以現 今世界局勢而言，歐美地區歷經數波金融風暴與經濟衰退的衝擊後，歐美各國大 都深陷經濟衰退，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有利於帶動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其可觀的 經濟成長，迫使美國積極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進行 亞太經濟戰略布局的調整，以因應中國大陸建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以中國大陸而言，持續運用 RCEP 來實現其對不同圈層的總體戰略布 局，是有效確保中國大陸對外經濟與戰略安全的最佳方式。
隨著中國大陸軍力的成長與發展，伴隨而來的將會是其更為清晰的戰略意 圖，這的確是美國所憂心的。2011 年至 2012 年，中美兩國多次進行高層對話，
都表示要增進兩國與兩軍的戰略互信互惠，但這些接觸的效用，並未能在短期間 顯示出應有的效益，使兩國彼此合作的實質性降低。而東協國家在「中國威脅論」
的疑慮下，也仍將透過與美國的合作來增強軍事實力，這對多年來積極推動睦鄰 政策的中國大陸而言，將會是另一層面的外交挑戰賽。
以大國關係層次分析而言，領導人的個人特質也是影響雙方關係建構的重要 因素。習近平傾向鷹派性格雖不主動求戰，但也不輕易妥協的個人特質，在可預 見的未來，中美關係將呈現競爭高於合作的狀態。這個競爭關係不會侷限於安全 場域，還擴及經貿領域、氣候變遷、環保及能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也將會邁入 爭議不斷，國際競爭態勢激烈的現象。中美關係既要以合作代替對抗、談判代替 衝突，就考驗著兩國領導人與政府團隊的智慧。
三、美國因素絕對是南海爭端情勢中的重要變數
「堅持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宣示重點之一。對美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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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 1.2 萬億美元的貿易量通過南中國海，南海區域航行自由攸關美國經濟利 益，加上南海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在全球資源爭奪的重要場域中，美國絕對不 會缺席。隨著歐巴馬連任更確立美國面向亞洲的策略。為維護其世界強權，以及 亞洲領導地位，美國主觀上不會放棄在南海爭端區域的影響力。更何況，客觀上，
東南亞盟國皆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堅實存在是區域和平穩定的基石，這也凸 顯美國將會在南海爭端情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即使南海主權是存在於中國大陸及其他聲索國的問題，然而美國因素仍是中 國大陸判斷如何操作南海爭端的主要考量。從中國大陸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政策，冀將消除中國威脅論、拉攏東南亞國家、提高區域影響力，並排除美 國的介入等；然而各聲索國希藉由美國勢力解決主權爭議，其將會給予美國任何 藉口來獲得威望利益、政治利益與安全利益，致使美國因素確定成為南海爭端情 勢發展的重要變項。
四、中國大陸不會在南海地區輕啟戰端
基本上，中國大陸在南海爭端議題上已形成一種行為邏輯，既不願因在南海 議題的強硬態度，再度招致國際社會以「中國威脅論」來看待中國大陸，也不希 望南海爭端各聲索國引入區域外大國的勢力，因此，「制度化」成為中國大陸處 理南海爭端的基調。
面對南海爭端，中國大陸為應對民族意識高漲的國內社會局勢，必放任衝突 情緒到達某一高點後，便開始由交由外交接手，中菲黃岩島事件即為一例。簡言 之，中國大陸在主權議題上，將與國內維穩政策掛鉤；而在南海衝突模式可以說 是在區域組織中，憑藉國際法的精神為基礎，形成區域國家以為互動之制度（如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此舉既可不必完全受國際法的約束，又可與區域內國家 形成雙邊談判，以利中國大陸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或保障其權益，即是外交上所 公認「一個國家能要求的利益是基於它本身實力的大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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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海爭端情勢對我國南海政策的啟示
中美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美國進行一連串積極的「鞏固盟邦」舉動，
但似乎並未涵蓋臺灣。無論美國是擱置臺灣，抑或認為「台灣關係法」是對臺灣 的最大保障，還是尚未思考出一適當的方式將臺灣納入盟邦之列，均顯示出臺灣 對美國在亞太戰略地位重要性逐漸下降，美國「空海一體戰」逐漸成形中，臺灣 在其中能獲得的角色扮演將付諸闕如。
再看我國大陸政策的目標在於建立正常化的兩岸關係，謀求兩岸在對等、尊 嚴、互惠的原則下建立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互動關係。在兩岸密切往
再看我國大陸政策的目標在於建立正常化的兩岸關係，謀求兩岸在對等、尊 嚴、互惠的原則下建立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互動關係。在兩岸密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