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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經貿大量逆差、中國大陸違法對美輸出勞役產品、未遵守智慧財產 權及國內市場未完全開放等問題，使得中美關係降至谷底。1991 年冷戰正式結 束，中美之間也因蘇聯的解體而缺少了共同敵人，進入了新的階段。
第二節 1990 年代以來的中美關係（1991 年~2000 年）
1991 年蘇聯解體，兩極的國際政治格局隨之消失，美國儼然成爲世界的獨 霸。在此同時，國際社會也出現了「中國大陸崛起」與「中國大陸威脅」的聲音，
中國大陸本身除了特別強調跨世紀國際政治最重要的現象是中國大陸的崛起 外，對於世界格局的評估，也從過去世界朝向多極化的方向過渡與發展，到現在 強調世界多極化應當得到發展，同時在國際上積極推動此種趨勢的進展。12
老布希 (George Bush) 政府也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在冷戰 後的世界裡，美國要對付的不是一個特定的、已做好準備的敵人，而是政治真空 與地區不穩定的新威脅。13 因此，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為國家利益所在之重點區 域安全，並透過盟國合作來貫徹目標，以鞏固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再則，布希總統復以海灣戰爭( the Gulf War)的勝利者姿勢，提出「國際新秩 序」的口號，似乎欲將美國推向主宰國際政治的地位。某些美國學者亦宣稱以美 國為首的「單極」(unipolar)體系已經到來。
美國在海灣戰爭中要求日、德等國分攤戰爭費用，顯示美國經濟相對出現衰 弱的現象，財政上已無力獨自承擔戰爭費用。14但是，此次戰爭中，美軍首次將 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實戰中，展現了壓倒性的制空、制電磁優勢，充分展現他國
12 邱坤玄，「構現實主義與中國大陸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夏季），
頁 27-30
13 George Bush,“199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ispatch,V ol.2, Issue 33（August 19,1991）,pp.618-619.
14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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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比擬的軍事力量。以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為分析要素，看待這段期間的中美 雙方在國際體系權力分布結構下的實力關係，我們可以有的初步認識是，美國權 力的獨霸仍將持續，但中國大陸實力的上升也是另一項不爭的事實。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隨著經濟實力的崛起，領導階層及學者對於外在環境 的看法也有所改變。1990 年 3 月，鄧小平表示，未來的國際局勢，應走向多極 化格局發展，而在這格局或體系之中，「中國大陸也是一極」；15同時，中國大陸 也預設了美國即將衰退的立場。
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中國大陸逐漸接受了「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換言 之，也就是美國仍是超強國家，它力圖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世界秩序，而與此同時 的歐洲、日本、俄羅斯及中國大陸等，皆屬體系下的強權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
它發展很快、實力增強，是一個擁有巨大潛力的上升強國。
布希政府執政初期，是中美進行關係正常化(normalization)後最樂觀的時 期。中美兩國政治、軍事及文化互動呈現良性穩定的發展。美國國務卿貝克形容：
「我們當時有許多理由讓我們足以期待雙方關係會達到成熟與穩定的新階 段。」16。在 90 年代，中美雙方關係發展的內在動力及主要泉源乃是各自的國 內政策與發展互利的經貿關係。但中美關係也面臨一些問題，主要是「台灣問 題」、「人權問題」及「貿易磨擦」。
「台灣問題」由來已久，只是在冷戰時期並未成為美中關係衝突焦點，而冷 戰結束後，一方面因中美對彼此的戰略需求陡降，一方面則是台灣的本土化/民 主化使得台灣內部的執政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爭執上升為統獨之爭，
對美中三公報—台灣關係法所設定的東亞現狀造成衝擊。17
15 宋鎮照、宋興洲、邱昭憲、洪敬富、許菁芸、郭武平、陳牧民、楊鈞池、盧業中、戴萬平合 著，當代中國大陸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頁 98。
16 James A. Baker III,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1989-1992(New York:G.P. Putnam’s Sons, 1995), pp.101-102.
17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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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角色始終隨著全球權力結構而調整，冷戰時期在兩極對抗的權力結構 下，台灣扮演民主陣營圍堵共產主義的角色，加上全球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台 灣地位益顯重要。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台灣扮演著美國圍堵中 國大陸的棋子，亦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洲權力結構中運用的籌碼，因此，「台 灣問題」將伴隨著中美關係的權力結構移動而調整。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的天安門事件，是布希政府上任以來所遭遇的第一 個國際人權事件。由於美國對未來敵人的不確定性，以及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
使得美國利用這個機會，對第二大的共產國家－中國大陸，進行一系列的譴責、
制裁措施，這也使得「人權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
在這種氣氛下，整個中美關係，包括兩國之間業已建立的定期磋商受到各政 治黨派的廣泛抨擊。傳統的保守黨人認為自己篤信的觀點得到了印證，即中國大 陸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可靠的夥伴。來自各黨派的人權活動家怒 不可遏。批評者一致認為需要制裁北京，迫使其改變國內體制。18
當時布希政府為了維持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拒絕國會懲罰中國大陸的要 求，否決國會以延長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作為迫使中國大陸改善人權的手段，對 中國大陸堅持採取「建設性交往」( 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策。布希曾在 10 年前兩國關係緊張的時期，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他清楚地知道 20 世 紀 60 年代同時與美國和蘇聯對峙的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會屈從於外國壓力或孤 立中國大陸的威脅。
在中國大陸方面，掌管外貿的人員深知喪失最惠國待遇的嚴重性。因為美國 是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美國提高對中國大陸產品的課稅將對中國大陸 經濟造成損害，特別是對極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工業部門(如紡織工業)和一些區域
18 亨利•基辛格，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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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東南各省)，且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國際金融機構借貸的停止，以及商業 信用的緊縮，將使北京的國際償債能力拉起警報。
一旦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輸出減少，則必須為其產品尋找替代市場，據估計每 年將減少一百億美元的出口收益。自 1980 年代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西方國家 也發現對華經濟合作有利可圖，中國大陸遂藉以開展經濟外交。19中國大陸警覺 到經濟成本的損失及為了避免與美國對立，試圖由外交政策上尋求根本解決之 道。
美國制裁中國大陸的用意是為平息國內外壓力，孤立中國大陸或與之決裂並 非美國所願見到，且「六四」之後，已對中國大陸展開多年經濟援助和投資的日 本，逐漸成爲中國大陸突破美國抵制的缺口，美國考量現實情況及認為維持兩國 雙邊關係實屬必要範疇，乃對於中國大陸在區域問題合作及兩國經貿大量往來加 強著墨。
依據大陸學者的研究，鄧小平於天安門事件後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時，所揭櫫對美國政策的基本方針，是要改善並發展良好的對美 關係，以維持其經濟發展。儘管中國大陸對美國干涉內政的行為相當不滿，但顧 及以經濟帶動國家發展的現實需要，中國大陸無法完全阻斷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1993 年，以重振美國經濟為口號而當選總統的柯林頓在就職之初，便宣示 除非中國大陸改善人權，否則將不延長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但此一政策卻給予歐、日打擊美國的機會，也構成中國大陸利用大國經 濟矛盾合縱連橫制衡美國的封鎖。
1994 年 5 月柯林頓政府不得不將人權問題與經貿問題「脫勾」，持續給予中 國大陸最惠國貿易待遇。20並在柯林頓政府強力推動下，美國參議院通過給於中
19 高景成，「中共開展經濟外交之探析」，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2005 年)，頁 49-64。
20 David Lampt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Finance Minister: Clinton End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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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使中國大陸得以儘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20 世紀 90 年代末，整個 10 年中，中國大陸的年均增長速度不低於 7%，有 些年度甚至高達兩位數。這段時期也成為中國大陸歷史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最持久、最強大的時期之一，人均收入約為 1978 年的 3 倍，城鎮地區的收入水 平提高更快，約為 1978 年的 5 倍。21
因應全球化的影響，美國了解到以懲罰、威脅的態度對待中國大陸將得不到 北京正面的回應，此外還將刺激中國大陸內部民族主義的高漲，造成美國行動成 本增加。唯一的辦法便是透過交往及合作，讓中國大陸感受到雙方透過合作能增 進彼此利益，並回以相同的善意。22
1996 年，柯林頓成功連任，在對華政策，充分展現華府架構 21 世紀美國安 全的藍圖。該藍圖的建構主要基於美國對自身能的評估、全球形勢的認知，以及 中共在美國戰略藍圖中的地位與角色。換言之，中共的經濟潛力在國際體系過渡 時期嶄露頭角，勢將吸引美國的焦距，以期中共在美國形塑的國際體系中，扮演 正面積極的角色。藉由該種角度，美國決定與中共發展戰略夥伴關係。23
美國公佈的國家戰略－「交往與擴大」中提到，一個穩定、開放及繁榮的中
美國公佈的國家戰略－「交往與擴大」中提到，一個穩定、開放及繁榮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