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別意見書於我國法制之地位
第三節 分別意見書提出之界限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3
證據與事實的關聯性、量刑輕重的酌量等諸多討論的意見，乃本條嚴 守秘密之範疇，但法官最後得到的心證結果，並不受此規範之拘束
351。
第三節 分別意見書提出之界限
Stone 大法官曾在寫給公設辯護律師的信中提到：「你懂的，如果 每個判決中，我對我不同意的觀點都撰寫不同意見書，則你和我全部 的朋友們，都將不再閱讀我的不同意見書352。」更有學者以「狼來了」
的寓言，去比喻「永久的異議353」（perpetual dissents）。法官若是刻意 以分別意見書去樹立自己特立獨行的風格，造成分別意見書的過度使 用，將使得分別意見書的功能受到破壞354。
分別意見書制建構了人民與司法間的信賴橋樑，拉近了彼此的距 離，並具有諸多正面積極的功能，業如前述。但為了避免這個良善美 好的制度被濫用，則有賴於法官們的自我約束。以下針對分別意見書 提出之「內容」與「政治關聯性」兩方面，指出撰寫分別意見書時，
應有的限制，避免法官動輒則反，俾使分別意見書制度能完整地發揮 效用。
壹、 內容之限制
分別意見書須附具理由。這句話看起來雖然像是「博士買驢，三
351 同上註。
352 Ginsburg, supra note 122, at 1191.
353 例如：「我堅持死刑是在所有情況下，屬於最殘忍及最不尋常的懲罰。」、「我仍然相信競選 財務法都應該受到嚴格審查。」
354 Allison Orr Larsen, Perpetual Dissents, 15 GEO.MASON L.REV. 447,475-478 (20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4
紙無驢355」，但這句話卻點出了這個觀念：「法官想要突破秘密評議原 則，對外公布其在評議中所持的見解，一定是他對判決的結果或理由 有具體的反對理由才行356。」為了避免法官為反而反、無事不反，故 對於分別意見書的提出，都應要求附具理由。
所謂分別意見書，當然係指與多數見解相左的意見，也自然含有 得批評的意義在內，惟宜僅針對原則性的問題而撰寫。並且，措詞用 語不宜激烈、不可尖酸刻薄、更不得有單純情緒性發洩之情況。加上 分別意見書若隨同判決一併公布，應屬公文書之一種，專事批評而無 自己之意見，則非適當，僅淪為筆仗而內容乏善可陳，顯亦非妥善357。
並且，分別意見書的本意就是在表達法官個人的思想與良知。將 法官的異議，透過分別意見書的方式，公開呈現使民眾知悉，以反應 其思想。因此，若非秉持良知而提出之分別意見書，將不具任何意義
358。例如 Danial 大法官，雖然其提出分別意見書之比例更勝 Harlan 及 Holmes 大法官，但由於其分別意見書皆是對於奴隸制度與州權之 維護，故其分別意見書之價值幾乎為零359。
最後，有學者認為，若法官認為判決之結果確實違反其對法之確 信，且涉及重要基本的法律問題時，才有提出分別意見書的必要，並 且，分別意見書之內容範圍亦應侷限在必要的程度之內。例如：分別 意見書的篇幅不宜超過判決理由書的篇幅過多，而應該讓整個判決看
355 出自：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廢話連篇，不得要領的意思。
356 陳淑芳，同註 15，頁 124。
357 同上註，頁 125；李建良，同註 1，頁 452；劉鐵錚，同註 16，頁 31-32。
358 王金壽，魏宏儒，同註 17，頁 48。
359 法治斌，同註 52，頁 3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5
起來仍以多數意見為主，不得反客為主360。 貳、 案件的政治爭議度
翁岳生大法官曾認為：「不同意見書制度的運作，若要存其優點，
除其缺點，在遇有政治性爭議較高的案件時，大法官應儘可能減少不 同意見書的發表，以提高憲法裁判的權威性361。」對於政治社會爭議 性較大的案件，為避免引起更大反彈，大法官除了在論理上應力求縝 密之外，亦應力求內部意見之一致362。例如在一九五四年劃時代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63一案中，即便當時法院公開分 別意見書的風氣甚盛，但是擔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 Earl Warren，深知本案結果會對於政治、社會帶來極為重大的影響，故煞 費苦心、多方折衷協調，歷經兩年多的努力，讓本案可以取得全體一 致的法院意見，避免分別意見書的產生364。本文認為，司法在面對政 治爭議較大的案件，判決應力求一致這個概念，亦應擴大適用至普通 法院。
在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不論何造輸贏，都會經由政黨的發聲、
媒體的渲染，讓人民對於法院的判決產生質疑，進而讓司法受到傷害。
例如在高雄市長選舉案中，地方法院裁判書附記古振暉法官的不同意 見書後，報章媒體的報導就如同雪片紛飛般不斷的飄散，不僅陳菊陣 營在記者會場懸掛著「台灣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的黑色匾額，就
360 陳淑芳，同註 15，頁 125-126。
361 翁岳生，同註 205，頁 48-49。
362 廖元豪，司法院大法官「法律違憲解釋」之研究─以第五屆、第六屆大法官為中心，政大法 學評論，63 期，2000 年 6 月，頁 90。
363 347 U.S. 483 (1954).
364 法治斌，同註 52，頁 3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6
連陳水扁總統都公開表示：「自己攻讀法學、曾任律師、參與政治多 年的經驗，不曾見到審判長與受命法官對判決有如此大的歧見365。」
是以，法院判決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分別意見書 的出現，用一致的司法意見，去強化法院判決的力量。
然而，本於「法政本一家」的概念，法律、政治本來就都是屬於 社會科學中的一環，性質相同、內容重疊366，如果硬是要對於法律及 政治做出切割，認為涉及政治議題的司法判決就不宜有分別意見書，
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課題。再者，如何界定「政治敏感議題」的範圍，
亦是一門非常艱難的學問。有認為政治是「為社會從事價值的權威分 配367」，亦有認為政治是「國家的活動」、是「人際關係中權力的現象」、 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368，是以，什麼樣的政治議題，係屬於「敏 感」的範圍，使得普通法院在面對此種議題時，不宜提出分別意見書 呢？本文以為，至少在「當事人之一造為政黨或政治色彩鮮明的政黨 人物」時，例如前述高雄市長選舉案及雲林縣長貪汙案中的一造當事 人，即為政治色彩鮮明的政黨人物，司法判決於此情況，應力求一致 的司法決定，不宜有分別意見書的出現，以力抗政治力量所可能給司 法的反撲傷害。
職此是故，不論是司法院大法官抑或普通法院法官，當其決定涉 及政治敏感議題時，本於司法自制的精神，避免涉入政治漩渦過深，
反受傷害，故不宜有分別意見書之公布。
365 吳從周，同註 22，頁 33；林孟皇，同註 32，頁 53。
366 鄒文海，政治學，十三版，1974 年 5 月，頁 22-23。
367 彭懷恩，政治學辭典，2004 年 1 月，頁 352。
368 王雲五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1971 年 2 月，頁 19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