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初步論點
居民及運動者在迫遷過程所採取的策略及背後的思考與理解，是我們考察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切面，卻是既有非正式住區拆遷研究未曾聚焦探 討的主題，而這正是進入常民生活與運動現場、考察法律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之面 貌，採取微觀／社會中心觀點的法律人類學與法律社會學，能提供啟發之處。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初步論點
非正式住區拆遷的既有研究，欠缺對 1990 年代後國家角色變化的掌握，居 民面對迫遷時相應的意識與行動之細微變化，也未曾成為研究重點。我的研究從 這兩個問題意識出發，接受非正式住區拆遷的批判性研究對政治經濟結構與國家 角色的洞察，並嘗試引入微觀／社會中心的法律人類學與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成果 及社會運動理論，建立分析架構（圖 1-2），並發展初步論點，以彌補既有非正式 住區拆遷研究對行動者（即受迫遷居民、運動者及運動參與者）之行動與意識分 析的缺無。
圖1-2 分析架構
14
一、非正式住區處理司法化：新自由主義與國家能力
座落於公有地上的非正式住區拆遷爭議，是一種涉及空間治理的「都市公共 爭議」。相較於其他類型或是過去的公地占用處理，是透過政策及行政權力對都 市公共爭議加以處理，近年來的處理方式則更加凸顯司法的角色，打造出一種「都 市公共爭議的法秩序」。「非正式住區處理司法化」指的是司法管轄權在處理非正 式住區事務上的擴張，亦即司法越來越常被引進處理非正式住區之拆除，此類原 屬行政範圍的事務。
「非正式住區處理司法化」的現象是否意味著國家失能？1980年代末期以來，
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台灣國土經營管理制度帶來結構變遷衝擊，
傳統的介入管理主義（interventionist managerialism）為自由企業主義（liberal entrepreneurialism）（Harvey, 1989）意識形態所取代，在新自由經濟主義或新保 守主義的政經論述下，形構彈性的規劃開發體制（周志龍，2001）。然而，新自 由主義化的轉型果真如這類敘事所呈現般二分且順暢嗎？強調必須檢視不同的 制度與政策架構，以理解在特定脈絡中被生產且路徑依賴形成的「真實存在的新 自由主義」（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Brenner and Theodor, 2002），對此提 出了挑戰。
與非正式住區處理密切相關的都市更新或都市再發展政策，在所謂新自由主 義轉向的同時，也經歷了一連串轉變；1990年代之後，政府從過去主導的角色，
轉為獎勵民間參與（周素卿，1999）。不過，這並非意謂政府完全退場而國家失 能，江尚書、周素卿、吳幸玲（2010）以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為案例，凸顯出台 灣的都市再發展與新自由主義治理並非全然自由開放，其實際運作是高度政治介 入，仍受國家政策指導，指出台灣作為一個發展主義國家，國家介入角色的延續。
台灣過去以「發展型國家」之姿，影響都市治理與發展的國家力量並未退場，而 是透過政治權力的競逐，不斷調整國家與市場之間，因新自由主義化而形成、既 合作又模糊的界線（Tickell and Peck, 2003）。
因此，國家是否失能的問題，必須回到「非正式住區處理司法化」具體脈絡 中加以檢視。王金壽（2012）的研究已然指出，「法治」、「司法」並非中立、超 然、獨立於政治領域之外，而是能作為政治武器，亦可為特定政策目標所用，因 此實為決策或行政單位剷除絆腳石、替國家機器分擔權責的國家機器一部分。這 提醒了我們：司法化可能是更細緻的國家能力施展，而現代國家所獨有的，能夠 滲透社會、加以管理的「基礎行政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以及基於法令 規章、政治慣例和組織安排，使國家菁英可由上到下貫徹其統治意志的「獨斷專 制權力」（despotic power）兩者（Mann, 1993），更以「基礎行政能力」為錨定目 標、採取司法訴訟，處理非正式住區的基礎。
就此而論，我的研究採取政體中心的視角，納入國家特定場域之制度安排、
15
社會氛圍，以及反迫遷行動的動態過程來分析。我對國家的基本理論立場是接受 其具有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Poulantzas, 1974），有其自身獨特的利益
（interests）與能力（capacity），但基本上是個階級國家，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 的需要。同時，社會是由異質多元甚至利益衝突的群體所組成，因此要談國家與 社會關係，必須區分不同群體，從動態過程中考察其與國家的關係，因此我區分 出一般社會大眾，以及受迫遷者／「占用者」、運動者、運動參與者，透過政策 變化過程中的「社會氛圍」以捕捉前者，而透過反迫遷行動場域的考察來梳理後 者。
二、雙元的占用處理模式及「社會氛圍」
在公有土地占用處理這個制度場域中，「非正式住區處理司法化」的現象促 使原先即存在於此場域中的「雙元處理模式」產生變化。占用處理的「雙元處理 模式」將公有地未經允許而使用（即官方所稱之「占用」）的狀況分為「可管」
與「不可／無法管」兩種類型，分別放入由法令、行政規章與措施所界分出的「納 入合法管理」與「非法化排除」兩個次場域中，施以不同的處理。
占用處理制度建立迄今約七十年間，表面上占用處理方式的變化，即是因法 令、行政規章與措施所構成之法界線變動，造成這兩個次場域的擴張與互動。然 而，法界線並非自變，而是同時受到來自國家與社會的影響。國家組織內部出現 的司法化趨勢影響法界線的變動，而此趨勢是受部門關係調整、基礎行政能力的 變化所影響，同時也與國家財政狀況，以及國家不斷透過教育、政策傳播等方式 對人民意識形態層次進行的民主化／文明化工程有關。此外，由國家首先發動並 受到社會氛圍支持的財政論述與治理論述，則提供法界線變動及次場域變化的正 當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要求伸張國家公權力、貫徹行政能力，並挑戰過去威權 統治菁英的「後威權的民主化工程」，以及台灣社會中長期不斷由國家發動、推 行的「現代化／文明化工程」，與「法治主義」緊密交纏。法治主義將非正式住 宅建構為「違建」，是不見容於法治社會、現代社會的存在。在後威權的民主化 工程中，由於司法被標舉為對抗國民黨專政及政治權貴的重要象徵武器，法治主 義更因司法角色的擴張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空間治理司法化，在座落於公有地 之非正式住區的拆遷爭議中，司法的介入處理，強化「合法／非法」的分野以及
「私產權」邏輯，使國家得以透過合律法性為基礎的正當性、主張法律賦予之權 利，而這同時受到社會氛圍，亦即面貌模糊、抽象的「社會大眾」支持。
三、反迫遷行動：文化工具箱與策略性構框
當國家發動公有土地占用處理，所碰觸到的對象除社會大眾，還包括具體的
16
受迫遷者，同時也創造出反抗國家作為的運動者及運動參與者。這些具體的特定 群體以個人或組織的形式投入反迫遷行動，包括個人干擾、自力救濟、社會運動、
參與規劃等樣態，一方面與國家的司法化趨勢對抗，一方面也挪用或建構出各種
「權利」的策略性構框，拆解來自公有土地占用處理制度場域的「法治」構框。
不同於一般權利爭取的社會運動，「占用公有地的非正式住區」在國家透過 司法訴訟清理占用的過程中，國家將法律推到前台，使得居民遭遇到對其而言陌 生的法律。在此新情境下，人們展開不得已的「法的賦權」（legal empowerment），
必須開始瞭解甚至抵抗法律，因而被迫司法化、進入法秩序。拆遷在不同階段往 往涉及不同場域，然而，在交由司法處理非正式住區拆遷的都市公共爭議時，隨 著司法場域的冒現與擴張，過往在拆遷爭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協商場域與抗爭場 域，其重要性皆下降。此現象又再強化了國家私人化以及常民被迫司法化的狀況，
也加劇了國家與人民間的緊張關係，影響居民的意識與行動，以及其對國家的認 識與詮釋。
不過，居民也並非全然被動地受結構條件所決定。相反地，他們在受到國家 以司法手段迫遷的同時，重新界定角色，調整自身與國家在迫遷過程中的位置。
社會抗議是被支配者學習新角色，並要求改變原有互動規則的過程（Benford, 1992），但在此學習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角色調整，新舊價值、意識及認同所致 的張力，在居民的意識與行動上持續產生作用；與此同時，過去國家的作為在居 民心裡留下模糊的形象，國家的新舊形象時而交錯、時而重疊，居民的行動選擇 經常基於對國家殘影的認識與記憶，因此居民在抵抗、挑戰國家力量的同時，亦 有順從、「聽話」的時刻。
在此新舊角色不斷調整的過程中，居民與2012年底進入社區的年輕組織者，
除嘗試形塑新的認識框架，也採取各種抵抗策略，回應國家的迫遷行動。居民的 反迫遷行動展現在個人干擾、自力救濟、運動組織這幾種樣態，不同的行動形式 之間會彼此競爭、削弱效果，但也相互合作、產生綜效。行動的同時，「法治」、
「財產」、「權利」這幾個重複出現在居民話語及運動論述中的概念，是論題的核 心，不僅是居民在其生命歷程中緩慢積累、沉澱與形塑的意識形態6，也是居民 與運動組織者在有限的文化工具箱中所取得、打造的策略性構框 （strategic framing），亦即其為形成關於世界與自身處境的共同理解，有意識的策略性嘗試，
以正當化、激勵及促進集體行動（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5-6）。
6 意識形態是為政治社會結構（即國家）所生產，而在居民對上述概念的敘說與踐行中，國家所
6 意識形態是為政治社會結構（即國家）所生產，而在居民對上述概念的敘說與踐行中，國家所